秦 春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历史总在曲折矛盾中不断向前发展。当我们回视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取得的巨大进步，同时却发现现实社会所呈现的景象并不是原先理性主义者所描绘的那般动人和美好，不但没有出现他们勾画的愿景，反而带来令人沮丧的、意想不到的生态后果。直面当下所呈现出的生态灾难、环境危机、精神困境，不得不促逼人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主导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人口增长、科技进步以及体制结构等诸多问题，结果无不聚焦于人与自然之关系，其根源在于人与自然间本应有的统一、有机、共生的相互依存关系演变成了对立、分裂、对象性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演变，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出现问题。在人们检审问题来路和探寻出路的同时，重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为人类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发展寻找出路，这也就成为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人类精神表征的文学理应在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中起到应有作用，特别是文学的生态批评更要在观念层面上警醒人们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行为，检审人与自然相处中的过失，从崇尚人在自然之上回到人在自然之中，确立起敬畏自然的伦理观念，促进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如此，文学的生态批评还要不断从浅层的生态批评走向深层的生态批评，不断向人的情感、灵魂世界延伸，深入到人的心理空间中加以解释和揭示。本文就是在对生态危机的心理根源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在生态批评中要引入心理学向度，亦即生态心理批评，从生态心理批评揭示其应该具有的范式，意在从人的心灵深处弥合人与自然的裂隙，唤醒潜隐在人意识深处的生态潜意识，形成具有生态意识的自我，达成人与自然间的对立走向统一、人的自生走向人与自然共生的诗意图景。

一、生态危机的心理学检审

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探究其根源也就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人都从各自的视角进行反思，试图以此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心理学家则将反思的触角延及人的心理，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路向。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的心理危机，是人的心理缺失自然维度，缺失了自然参与的人的心理建构，并指出从心理角度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构建生态心理学。随着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入，“生态危机是人的心理危机”不仅受到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许多社会学者也开始接受和重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通过对全球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的深入研究后，坚信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的“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1]。他所说的“内在危机”就是将造成今天的生态危机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中去揭示，深入到人的内在符号系统中去表征，也就是心理学家认为的人的心理出现了危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就已经清晰地看到人的心理与自然的分裂，洞见自然在心理研究中的缺位，以及呼求心理研究要让自然参与的理路。

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这是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从此，心理学的研究也摆脱了以往把心理学附属于其他学科的特性。自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到现在，也就走过100 多年的历史，然而，心理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把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加以分析、探究，割裂了人与自然本源性的联系，于此也造就了人的心理研究与自然环境相割裂的事实，从而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片面的、孤立的、个体的分析，注重将原本整体有机的心理现象分解成若干心理元素进行科学分析，表征出还原论、机械论的分析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特性。冯特就直接把心理学界定为是一门“经验的科学”。他所说的“经验”则是指人的“直接经验”，并且是由人的众多感觉单位“心理元素”构成的“直接经验”，同时他还把人的这些心理事实与外在的物理事实对立起来，它们之间互不关联、互为割裂，人的心理就是人的心理，是一个独立的事实存在和实体，外在的自然环境包括物理的、身体的都与人的心理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互生关系，即他所说：“从物理的和生理的刺激过程的特性，来推断感觉的特性是根本不可能的。”[2]由此可见，现代心理学从诞生起就显现出心理与自然分裂的初质，也规约了心理学走的是自然环境与人的心理相分离的基本趋向。在冯特之后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基本承接了这一心理研究原则。他的学生铁钦纳就继承了冯特的“心理元素说”，将人的心理研究放置在可控的实验室状态下进行，隔绝与物理世界、自然环境的联系。后来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斯金纳等更是简单、粗暴地把人复杂的心理现象公式化表述为：刺激—反映模式。在他们看来，人和动物一样都是一个“刺激—反映”的有机体，这种极度科学化的心理学研究，完全否定了人类心理的丰富性、整体性、有机性特征，否定了人的心理与自然环境之间交融性、互动性、有机性特征，将人完全看着是一个被动地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生命体。而到上世纪的60 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更加注重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人的心理由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组成，心理学的研究则是对这些要素的解剖分析，致使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地碎片化、零散化。

心理学研究之所以拒斥自然参与，其实质就是呼应近代以来哲学上二元论的哲学观，从心理立场上将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在这样哲学观念指导下的心理学研究必然形成人与自然、心理与环境的对立与割裂，进一步确证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合法性”，最终使人的心理研究走上了不归路。

现代心理学一直遵循着这种将人的心理与自然相隔离之研究路向，直到后来出现了机能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学派，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自然环境与人的心理之间的不可分离性。而随着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并成为全世界不同领域、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时，许多心理学家才开始有意识地从心理学角度审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内在根源，生态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求下走进人们的视界，并试图为生态危机就诊与救治。

生态心理学作为一个概念，从词源学上考查它是指由环境或生态的与心理学两个学科交叉组合而成。它从一开始出场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心理学，而是一门复合、交叉的学科，是集聚生态学、心理学甚至环境哲学而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时代责任，包含拯救意蕴，就是为了弥合心理学与生态学之间的裂痕，搭建人类心理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链接，为孤寂的人类心理找寻家园。生态心理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 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K·莱温（Kurt Lewin）在研究心理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物理情景和自然环境因素与人的心理之间的关系。其后，许多心理学家受到莱温的启示，开始更加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的整体观、综合观、系统观等原理来指导心理学研究。生态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分支得到发展，并尝试提出其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90 年代罗斯扎克专著《大地的声音》的出版，才得以正式确立生态心理学的学科地位。

面对生态危机，生态心理学家从心理与自然环境关系入手，开辟了心理学研究新的空间，为生态危机找寻出路，同时也启示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要“向内转”，向人的心理世界延伸，推进生态批评不断走向深层。

二、生态批评的心理学向度

文学的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文学批评的一种新形态，是文学批评家自觉地对生态危机在人类精神领域体征的一种应和、校偏，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和历史担当，但在实践中往往过多地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浅层次上展开，很少认识到生态危机有其深刻的心理学根源，同时也是一种人的心理危机，致使文学的生态批评缺失了心理向度。

生态批评的提出一般认为源于鲁克特。他于1978 年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批评”的概念。他指出文学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要“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注重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3]。其后生态批评在西方引起普遍关注，并对何谓生态批评从不同角度进行界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彻丽尔·格洛特费尔蒂，其认为生态批评是以“自然与文化、特别是自然与语言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作为它的主题”[4]。这一界定注重自然生态与文学的联结,并依据文学文本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但从批评实践来看显然过于窄化了，甚至简单地表现为立足自然研究文学的线性特征。在国内王诺是较早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之一，他从生态主义出发，尤其突出生态整体观、系统观的思想指导，认为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3]。他的意旨主要是借助生态观念从事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以此从思想文化角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曾繁仁先生则从更为广阔的视野阐释生态批评，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5]，试图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介入文学批评，揭示造成生态环境的文化根源，并以此强化人们的生态责任。这无疑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情怀。当然随着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入，其边界也不断拓展，出现了从身体、性别、场所甚至种姓等多视角展开的外延性的研究。不管国外还是国内学者，他们对何谓生态批评的界定都有其共同特性，就是生态批评的缘起是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试图在批评实践中以生态观念为指导，从文学的审美属性角度研究文学与自然关系；试图深入到文学内部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然而，这些批评家们都是从人的外部视域找寻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都没有触及人的心理。显然这种仅仅驻足于外延对文学与自然关系浅层次的揭示，而缺乏内向的深层探赜是不够的。生态批评研究应不断深入到人的心理空间中去加以呈示，换言之，生态批评不能缺失人的心理向度。

其实文学批评从来就不缺心理批评。就文学作品而言，其所揭示的人类心理现象远比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要丰富广阔得多。勃兰兑斯就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述，他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6]当我们走进文学世界，也就走进了人类的心灵世界。弗洛伊德解释了文学这种特性，他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的原始欲望艺术化的表现，是人们受压抑的欲望的一种释放和解除，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是作家心理的需要，是心理的呈现。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把文学艺术的发生归结为人的欲望表达，但从另一个层面也揭示了文学艺术确实能释放心灵、表达情感，从而产生心理慰藉，也使心理批评成为可能。他的学生荣格则把文学的表达由弗洛伊德的个体欲望的升华扩展到整个种族以致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心理积淀，即他所说的“原型”或者“原始意象”。他认为，文学是用“原初意象在说话”“是用一千个人的声音在说话”[7]。荣格的原型理论阐释了文学不是来自作家个体创作和欲望的表达，而是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集中呈现，是人类原始心灵世界的整体展示。

正是由于文学的这种心理现象，心理批评成为文学批评重要形式,并为人们所重视。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兴起，势必给生态批评向人的心理延伸提供启示，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

在生态心理学中，生态潜意识是其核心思想。西奥多·罗杰克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的情感关系，并借鉴荣格集体潜意识提出生态潜意识的概念。他说：“相信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亲密情感联结是人类天生所固有，并且普遍存在的”,是“集体潜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8]205。罗杰克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不仅仅具有物理关联，还有亲密的、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就自然来说，自然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并且与文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9]。在他看来，自然与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既是人意识的一部分，也是文学艺术的书写对象。自然作为人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一直潜藏在人类记忆之中，熔铸在人类血液之中，就是荣格说的“原生意象”，也是生态心理学家的“生态潜意识”。为此，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10]。只有重新唤醒这种意识，使人们意识到保护环境是人的天性，才能建立正确的生态观念，才能形成人的内在趋力去保护环境，同自然和谐相处，复归“完整的人”。

而荣格“完整的人”也就是生态心理学家眼里的“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他们认为，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就要转变观念，建立“生态自我”，打破人与自然相阻隔的藩篱，不断丰富、拓展自我边界，让作为个体的自我向自然延伸，同时也让自然参与人的心理建构，不断丰盈、充实自我，最终形成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崭新的“生态自我”。“生态自我”这一概念最早由阿伦·奈斯提出，他认为：“生态自我是一个广泛的、扩展的、类场意义（field-like）的自我，它涵盖了所有的生命形式、生态系统和地球本身。”[8]6他所说的“生态自我”是有别于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是个体的自我与自然交融耦合的结果，是把自然作为自我的延伸，在自我中洞见自然的身影，在自然中观照人的存在。生态自我的提出，意在弥合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割裂的状态，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和合，构建人与自然互相交融渗透的生命共同体。

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无疑给生态批评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启示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引入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思想，不断推进生态批评向人的心理空间延伸，以此不断丰富和拓展生态批评的内蕴。

三、生态心理批评的三个路向

要实现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与共生，救治生态危机，就要着力于人的自我建构，在我们自身意识深处确立起生态意识、培育起良好的生态情感，促进生成人与自然合一的生态自我，最终在灵魂深处形成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自觉和自律。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就要肩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和现实担当，发挥文学的精神救赎作用，唤起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生态潜意识，确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先在的情感联结，建构起生态式的自我。因此，在生态心理学的向度下，生态批评的实践可从以下三个路向展开。

（一）唤醒人的生态潜意识，认识到人与自然间与生俱来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态潜意识是在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潜隐在人意识深处的“块垒”或“情节”，它像“幽灵”一样自始自终蛰伏在人类记忆里从未走远，在一定的自然情境中总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如置身荒野的颤栗、凝望星空的惊悸、面对田园的愉悦等。在生态心理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唤醒人类受抑制的生态潜意识，同时也要唤醒人与自然之间与生俱来的天然的情感，而文学艺术正是唤醒生态潜意识的重要途径，就如杜威所说，可以凭借艺术作品并“通过它们所唤起的想像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11]。走进文学的精神世界，也就将我们置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场域中，召唤迷失在现实境际中的人们重归灵魂家园。陶渊明就是这样的诗人，他听命于生态潜意识的召唤，并将重归自然作为对抗现实的最后归宿。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到：“少小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漂泊在尘世中越久，他越找不到灵魂的归宿，也就越想冲破世俗中功名利禄的“罗网”和“樊笼”，就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样，遵从心底潜意识的召唤，恋思着属于他的自然田园。我们透过“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所表达的旷达豪迈之情也能唤醒生态潜意识。置身穹庐无垠、四野无际的天地之间，我们不仅仅陶醉于眼前之境，更会唤醒对自然的敬畏，甚至感到自身的卑微。在文学作品中，无论唤醒的是愉悦、憧憬、敬仰，还是恐惧、颤栗、卑微，都是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潜意识的呈现，召唤我们与自然之间要保持一种相亲相依抑或遵从尊重的天性。

（二）勾连起人与自然间的情感联结，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亲近关系

罗尔斯顿在论及人与自然情感关系时曾指出，我们人类面对自然总会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本源的、天然的情感”[12]，当凝视深邃无垠的星空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灵魂震撼；当我们沐浴在无限的春光之中就会产生欣喜、激动之情。他甚至指出，人类自身面对生老病死表现出的情感亦是自然赋予的，认为婴儿的出生是自然给予我们人类以生命，因而表达出“快乐的泪水”。另一方面，人的病死老去则是自然对我们生命的“夺走”，因而表达出“悲伤的眼泪”。凡此种种都是人在自然面前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从心底深处情不自禁流淌出来的。其实，自然无时无刻不在悄无声息地联结着、同构着我们的情感。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是这一关系的真实再现。作者开篇写道：“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一旦置身淡淡月色下的荷塘景致中，作者也就忘却自身的存在，“像超出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自己的心情也与荷塘月色交相呼应，使自己归于“宁静”，甚至忘记回家的路。而恩格斯面对波涛汹涌、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时更是以政治家的气魄感受到“幸福的战栗”，也禁不住被“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所深深吸引，此时此刻，他完全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之中，感受着来自自然的温情，忘却俗世的烦恼、敌人的阴谋，甚至自身的存在，其对自然无限的亲切感禁不住油然而生。“波涛是如此亲密地向我们频频点头，天空是如此可爱地舒展在大地之上，太阳闪烁着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光辉，仿佛用双手就可以把它抓住。”[13]面对如此之境，自然以其博大的情怀浸染着人的情感空间，使得人们超脱于现实的羁绊，心灵得到净化，精神抵达自由境界。此刻，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对象性、异己的关系，而是一种情感交融的关系，是与自然亲近、亲切的关系。

（三）促进人与自然的融合，认识到个体自我应是向自然拓展的生态自我

生态心理学认为生态自我是传统“自我”的边界向自然生态的拓展，使自然成为自我一部分，以自我的生命体验感受到自然万物的生命存在，将自我熔铸在自然万物之中，才能获得人与自然交融为一的生态自我意识。在他们看来，“生态自我”的实现不是依靠理性而是依靠直觉体验来生成，也就是阿伦·奈斯所说的“认同”，并通过他亲身体验过的例子加以说明。一次他在做化学实验时亲见一只跳蚤跳进酸性物质之中很快死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不禁滋生出感同身受的痛苦，对跳蚤表达出天然的共情和怜悯，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共情并非根本，根本的是认同的过程，‘我在跳蚤身上看到了自己’”[14]。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对对象性的生命体验，即对对象性的认同，进而消解人与自然万物的边界，体认到自然万物同人类一样都有其内在的生命意志，将自我认同延拓到自然万物的整体认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可以说就是这种认同的直接表达。诗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贯注到眼前的敬亭山，敬亭山也像他一样深情地注视着他，两者真正实现了物我两忘、交融无间的灵魂交流。诗人于坚的《黑马》（《于坚的诗》）更是“生态自我”的真实呈现。诗人写道：“一匹黑马 站在蔚蓝的天空下”，“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啃噬着那片荒原/当我眺望它时 似乎我的生命/也成为它嘴下的青草”，“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 啃噬着那片荒原/一动不动 悠闲自在/而渴望驰骋的却是我/啊 像一匹马那样驰骋/黑马 你来看电视我来嚼草/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 对我无动于衷”。在诗人笔下，不仅动情地抒发了黑马像“我”一样是生命的存在，而且大地和草木都有生命的。不仅如此，“我”已与黑马、草木融为一体，我就是黑马，黑马就是我；我就是草，草就是我。诗人想象奇特，却又浑然天成，人、马、草都有各自的“自我”，但他们更是消解了人与自然万物边界的“生态自我”。在这里，自然万物的生命意志得到了充分表达和涌现，带给我们的是自然万物交融合一的“生态自我”式的体验。

生态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以往批评家们大多聚焦于外在视角而鲜有触及人的心理加以探析和批评。显然仅仅驻足于外延上对文学与自然关系浅层次的揭示而缺乏内向的深层探赜是不够的。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无疑为生态心理批评提供有力依持，也促进了生态批评不断走向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