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辛晶

随着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迎来了跨越式的新阶段，中国版“监管沙箱”正式启动。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四川省、浙江省等十个省市紧随其后，也将陆续启动相关试点工作。

那么，中国版“监管沙箱”到底意味着什么，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将对金融行业带来何种影响，向市场释放哪些信号？

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背后潜藏的风险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阶段，在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上榜的金融科技企业共有56家，其中有22家为中国企业，上榜数居于首位，蚂蚁金服以10000亿元的估值位列第一，陆金所次之。上榜数第二多的是美国企业，共有21家，排名前十企业的公司估值为19650亿元，占榜单总公司估值的7成。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国的金融科技力量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然而，随着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潜藏在背后的风险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它们不仅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还对用户的账户安全、隐私信息带来了一定的威胁。金融科技企业在赋能传统金融机构时，容易引起后者对核心技术的“失控”问题，从而产生四类主要的风险隐患：金融业务风险、网络安全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和新技术引入风险。每种风险的特点也略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都加剧了传统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图1）。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局面仍在加剧。传统金融机构受制于公司体系等因素的限制，难以更自由地“施展身手”（注：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以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形式提升金融科技技术水平），在创新模式上，缺乏创新思维模式，往往容易忽视长尾客户，零售客群等;在渠道建设上，线上、线下渠道各自为伍，难以形成集约化管理，交叉营销服务水平不足;在人才管理上，缺乏复合型科技人才，且薪酬水平相对不够市场化，并由此导致产品研发模式相对落后;在创新容错机制上，缺乏相应的对策，风险补偿手段过于单一化，难担风险。

在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局面下，监管机构也同样面临着来自货币政策、资产管理、金融稳定、反洗钱管理、法律规章、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挑战（图2）。总而言之，监管机构越来越难以穿透底层的资产业务，以及形成更为强有力的监管约束。因此，监管机构需要让金融科技应用的程度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对金融科技相关业务实施穿透式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中国版“监管沙箱”的特点

为了全面了解此次监管创新的重要性，我们先来梳理一些概念。

“监管沙箱”。“监管沙箱”是一种创新的监管模式，通常由监管机构主导，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共同参与，旨在推动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监管沙箱”的概念最先由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FCA）在2015年率先提出并实施。据《上海金融报》报道，FCA提出“监管沙箱”设想后，于2016年接受企业申请。在2016年至2017年进行的前两期“沙箱测试”中，FCA共计收到146份申请，50家企业获准通过，41家入箱测试，八成以上为初创企业。

作为一种创新的监管制度，“监管沙箱”不仅能推动、加速更多的创新产品进入市场，在金融行业内形成“鲶鱼效应”，还有利于监管机构提升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监管能力，促进监管科技的发展，以及及时、准确地建立消费者保障权益，保障消费者的金融账户、个人信息安全等。

目前，全球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推出“监管沙箱”，这其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印度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

中国版“监管沙箱”。“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任何创新监管模式的开展都需要结合地区差异性做出适时的调整与改进，“监管沙箱”的实施亦是如此。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首届外滩金融峰會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正积极探索构建监管科技的应用框架，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打造中国版的“监管沙箱”，为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正环境。

首批启动金融科技应用试点的十个省市，即是中国版“监管沙箱”的直接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市的率先落地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北京“监管沙箱”的动向，早在2019年7月，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就有所透露。据悉，未来北京市将重点在两个区域开展“监管沙箱”探索。一是西城与海淀相邻地区的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二是城市副中心。加强金融科技监管的国际合作，规范推进金融科技新技术、新模式先行先试。

同时，霍学文还表示，“监管沙箱”重点突出三个方面：一是统一的系统接入，为企业提供一个安全合规高效的测试环境;二是主动披露、公众监督等信用约束机制;三是第三方存管、产品登记、信息披露等审慎包容的制度规则。将采用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探索适应中国特点的“沙箱监管”模式，为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提供土壤，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持牌机构先行。纵观国内互金行业的潮起潮落可以发现，“持牌”是衡量一个金融行业长久稳定发展、得到市场认可的重要标志，那么作为国内监管创新动作的中国版“监管沙箱”天然具有的一大特点便是持牌机构先行。

2019年12月7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召开“北京金融科技创新媒体交流会”，中国人民银行营管部副主任曾志诚在会上透露，中国人民银行营管部会同北京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西城区海淀区政府组成了工作组，制定试点方案、组织试点项目的申报和遴选，最终有46个金融科技项目获国家六部委批复试点，位居全国十个试点省市之首，涉及参与的机构和企业77家。项目发起方或涉及多方，比如发起方由一家银行和几家企业一起构成，涉及领域较多。同时，他还表示，中国人民银行要求进入“监管沙箱”的必须为持牌机构，上述46个应用试点项目将会有部分进入“监管沙箱”。

中国版“监管沙箱”涉及的细分领域

在介绍了中國版“监管沙箱”后，不禁令人好奇，这其中到底会涉及哪些细分领域。为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大致窥探。

从大方向来看，中国版“监管沙箱”主要是根据《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而来。在《规划》中共包括27项主要任务，在“强化金融科技合理运用”中明确提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网络身份认证体系，在“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中，又提到了除上述技术外，还要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物联网、影像识别等技术，来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完善金融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增强金融惠民服务能力、加大科技赋能支付服务力度。

从小方向来看，目前北京市已透露了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上海市、福建省、四川省、浙江省均已披露了获得批复的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方案。

北京市。虽然截至笔者发稿前，北京市监管部门尚未披露具体的试点方案，但是据《新京报》报道，试点项目的应用场景广泛，涉及金融、医疗、社保、养老、“三农”等多个领域，其中“刷脸付”、电子社保卡、电子健康卡等试点项目体现了普惠民生的金融科技发展理念。

上海市。据《上海金融报》报道，在上海被批复的试点方案中，具体包含中国银联等多家单位的“人脸识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交通银行的“分布式数据库应用”和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市人社局的“移动终端的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等具体项目。目前，这些试点项目大部分都已完成方案制定、评审、采购等前期准备工作。有些项目已经完成研发，拟开展上线试运行或应用推广。

福建省。在福建省被批复的试点方案中，共有26项试点项目（含工商银行申报的8项），包含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申报的“福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项目、省卫健委牵头申报的“福建省‘三码融合’创新应用”项目、省科技厅牵头申报的“福建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项目等。

四川省。四川省正式启动了14个试点应用项目，包含中国银联四川分公司、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的“人脸识别线下支付安全应用”，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将社会保障卡功能内嵌于手机银行的服务，该服务可以向参保人员提供信息查询，养老资格认证，就医等服务。

浙江省。在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浙江省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中，正式批复的试点项目有35个，其中包括浙商银行与京东数科联合申报的“基于互联网交易模式的大数据智能反欺诈服务”。

综上所述，中国版“监管沙箱”的落地是我国发展金融科技决心的有力体现，在创新制度的推进下，金融科技在得以发挥更强大实力的同时，能够保证监管的穿透和提升，维护消费者的金融权益，为我国金融行业的科学化、稳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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