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

纷杂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向世界证明，国内社会的撕裂会怎样影响国际社会。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约翰·伊肯贝瑞在内的很多人早已警觉，曾经被奉为“灯塔”的自由主义霸权，如今正面临更深刻的衰退。

无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现代政治学者，大多注意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存在先天的危险悖论，那就是个人权利的绝对崇高化、无条件化将导致国内个人主义至上，尤其在需要高度集中应对危机之际，个人主义很容易成为破坏国家整体行动的因素。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有人相信洛克式断言，称“自由社会”难以容忍不按规则行事的群体，因而极易诱导强权对外进行干涉和意识形态对立。

当前国际秩序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旧有的国际体系或规则正面临新一轮转型的压力。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建立了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根基的霸权体系，为西方的持续繁荣构建了成套国家机制和规范，并对冒犯这一体系的国家或势力施以强力打压甚或军事打击。如今，现有体系变革面临历史性的转变，这种压力来自全球化对照下的国际机制内卷化和相互依存多元化，来自现代技术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分工调整和传统产业转型，以及来自新兴国家权力增长形成的后发优势追赶，等等，必将重塑国际政治经济面貌，这也是西方不愿正视的全球格局变化先兆。

美国自诩的民主、自由和权利，造就了“历史终结”“民主和平”“经济制度主义”等理论观点。但是，美国现阶段的内外混乱，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盟国感到忧虑，自由主义霸权领头的好日子，很难维持下去了。首先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现今西方的发展不再被其他国家盲目膜拜为唯一路径。其次是开放市场经济环境，逆全球化风潮、一些国家为私利而损害国际合作的行为，特别是通过贸易战、贸易壁垒、技术封锁等手段，有让开放的国际体系重新倒退的风险。最后是对民主权利的推崇，民主政治固然是一种模式，西方自身治理暴露出的问题恰好也证明，生存权、发展权与人权是一体的，每个政府都必须关注公民的生存和发展，而打着人权旗号干涉破坏他国内政，就是自由霸权的一个体现。

需要关注的是，自由主义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可能反过来成就的势力，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霸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驱动的政策，这样的对外政策更趋向于国际主义。当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下行之际，民族主义的兴起将取而代之成为主导性的趋势，而民族主义强调特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并能为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动机。从特朗普任内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开展的贸易战来看，所谓“美国优先”正是以国家利益为名的民族主义做派。

在现有国际体系步入转型期之际，民族主义很可能在一些地区重新成为主导势力，一些暴力行为或对抗政策很容易在民族主义的掩盖下卷土重来。国际体系的转变往往伴随动荡甚至冲突战争。美国毫不掩饰把中俄作为战略对手，把大国战略竞争重新作为国际政治的时代主题，围堵、遏制乃至对抗风险不断攀升。此外，大国权力博弈也带动一些中小国家的战略调整，典型的如土耳其，近年来拼命填补权力真空的空隙，在叙利亚、阿塞拜疆等多场冲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强势追求泛突厥主义的野心急剧膨胀。

国际体系的转变，离不开承上启下的重要推力。虽然现在作出“西方不亮东方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面对危机时，美国妄图向外转嫁矛盾和损失，中国坚持按照合作共赢原则继续推动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诞生，其重要性不局限于“世界最大的区域自贸安排”，而是表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和部分国家正在努力探索与东西方历史经验都不同的新路，也表明美國对体系内重要规则的设计和把控正在削弱甚至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