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黉

“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一夜之间就成为佐治亚、宾夕法尼亚和亚利桑那州各郡选票变化趋势的专家！”在11月10日的欧盟使节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讲话中发出了上述感慨。这恰是欧洲对于此次美国大选高度关注的缩影。从大选本身，到未来欧美关系的走向，在追踪着曾经的“最亲密盟友”的这场历史性选举的过程中，欧洲也在观察与争论中筹划着自己的未来。

期待落空的欧洲

拜登“如愿”锁定胜局固然让欧洲主流舆论松了一口气，但他胜利的过程与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变数带给欧洲更多的是不解及忧虑。

大选前，欧洲对拜登大胜赋予了双重期待。一方面，欧洲希望拜登的上台能够让美国“回归”国际舞台，让欧美关系重焕生机。另一方面，欧洲认为此次大选将是西式民主制度“自我纠错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刻。一场拜登的“蓝色狂潮”将说明四年前特朗普的上台仅是偶然，“反特朗普”才是当今美国的主流。

但大选的走势给欧洲泼了一盆冷水。美国大选开票当晚，特朗普的暂时领先和自行宣布的胜选让欧洲陷入了沉寂。四年前的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的情景似乎正在重现。欧洲政治人物中唯有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社交媒体上为欧洲打气，“要相信美国的投票制度与选举结果”。然而失望的情绪还是开始弥漫。政治新闻网（politico）很快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欧洲已是输家》。文章指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一个仅以微弱优势胜出、缺乏两院一致支持的拜登，都无法帮助欧洲实现其在各领域的“雄心壮志”。尽管拜登最终锁定胜局，但欧洲的期待却已落空。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概括，“特朗普主义长存”，并将持续塑造华盛顿的政策。

欧洲人看到，一方面，美国并没有通过选举实现“自愈”。7100万特朗普支持者昭示着美国的深层分裂。在疫情完全失控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特朗普支持者的数量及群体覆盖面仍然在扩大。而特朗普对待选举已经注定失败事实的态度及方式，美国选民之间的不断对峙，都为美国的分裂火上浇油。另一方面，美国“内向”的势头也仍将持续。参议院尚未“翻蓝”，拜登未来四年的执政或仍将面临来自共和党的强大阻力。拜登政府的执政重心和优先项仍将放在国内议题。他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欧洲人亦存有疑虑。正如冯德莱恩所说：“优先项和观念的转变要比政治人物或政府的变化来得深远的多，这种转变也不会因为一次选举就停止……而这无疑将对欧洲、以及跨大西洋联盟的下一篇章产生影响。”

欧洲对于2020年美国大选高度关注。图为2020年11月2日，英国伦敦一处广告牌上正在展示伦敦广播公司（LBC）有关美国大选节目的预告。

欧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

当然，对于大多数的欧洲领导人而言，告别特朗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贺的。欧洲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向拜登送上祝贺，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很快与拜登通电话。

拜登的上台使得跨大西洋关系重启成为可能。重申对北约的支持，回归全球卫生、气候治理框架等都是拜登上台后可能的举措，也将受到欧洲的欢迎。虽然过去四年中特朗普对欧洲“极限施压”的一系列议题仍将横踞在拜登时代的跨大西洋关系之上，如北约国家军费开支、美欧贸易逆差、直接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等，但拜登无疑将更多寻求与欧洲的对话与协调，采取更为柔性的方式。

欧洲自然欢迎美国政策“回归正常”，也期待与美国加强从抗疫到安全的多领域合作。但与此同时，欧洲政客、学者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欧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欧美之间应该寻求重塑跨大西洋关系，而不仅仅满足于重启或是恢复如初。

那么，未来的跨大西洋关系将“新”在何处呢？就目前情况而言，在“新格局”中，欧洲期望通过更多聚焦“新领域”推进跨大西洋合作方向的调整。冯德莱恩在使节会议上就提到，需要打造一个“适合当今世界的新的跨大西洋议程”，并将“卫生、气候、数字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的改革”确定为合作重点。可以将在传统合作领域或多或少存在的争议暂且搁置，而在新疆域中寻找合作增量。这或许将是跨大西洋合作实现突破的可行思路。

与此同时，欧洲也意识到需要推进跨大西洋合作的“新模式”。其中，既包括新的责任分担机制，如默克尔在与拜登通电话时强调“德国与欧洲将承担更多责任”;也包括冯德莱恩以及许多学者所提到的，欧洲在合作中的主动性，尤其是在议程设置方面，不再“等待美国的指示”，更多根据欧洲自身的利益出发。这些“新模式”实际上也旨在解决跨大西洋合作中欧美“失衡”的老问题。

在未来跨大西洋合作中，双方各自内政掣肘、认知分歧、利益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仍将不断出现。但对于欧洲而言，拜登上台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或许能使美欧双方平等地回到谈判桌前，共同寻找建设性的、合作的解決方案。

伙伴关系不等同于“盲从”

在过去四年中，美欧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都在不断加深。在如何看待并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欧洲也始终与美国保持距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采取全政府的手段疯狂打压的立场与做法，欧洲的立场相对冷静：其一，欧洲虽视中国为“制度性对手”，但同时强调其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且是多面的”;其二，欧洲并不愿意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更不愿成为中美博弈的战场;其三，在许多涉华议题上，欧洲虽然与美国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但“绝不认同美国的做法”。

拜登的上台并不会改变欧洲对于中欧关系的基本判断，欧洲仍将着力在经贸、气候变化、多边治理等方面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与此同时，由于拜登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将采取对抗性相对较弱的方式，更多寻求对话并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展开，这无疑更对欧洲人胃口，也将赋予欧美在诸多涉华议题上加强对话和协调的可能性。事实上，目前欧美间相关的对话与协调已经展开。在美国大选前不久，在欧方倡议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对话，启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定期外交对话。根据官方表态，双方旨在以“专门论坛”的形式，探讨包括“人权、安全与多边主义”等所有与中国相关的议题。这一对话将持续进行，预计也将在拜登任内延续。而这种对话将如何落实到双方的政策及行动上，仍有待观察。

就当前大选后欧洲领导人及政客的表态来看，整体上仍然是谨慎而微妙的。主要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在双边及全球事务上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而中国更多是作为“潜台词”出现，亦或是点到为止。正如欧洲人所强调的，伙伴关系并不等同于“盲从”。上文提到，未来的跨大西洋关系“新模式”中，欧洲人将更多基于自身的利益与价值观行事，在中美关系、中美欧关系中，也将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