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悦

摘 要：沈从文笔下以湘西为题材的散文、小说，寓审美化、艺术化于民俗，以独特的文艺民俗视角，将湘西人文风俗图景的现实形象、历史记忆和艺术表达有机融合，创造出一个活泼畅快、诗意淳朴的“湘西世界”，成就了一次又一次极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书写。船、歌媒和跳香是三类极具代表性的民俗事象，本论题将以此出发，鉴赏作者的审美意识表达，剖析民俗事象背后作者对湘西社会现状的隐痛和思考。

关键词：湘西世界 民俗事象 审美情感

提及沈从文，人们便会联想到他笔下那个美轮美奂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先生也曾在《长河》的题记中这样写道：“就我所熟悉的人事做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他喜爱书写湘西这本“书”，喜爱写湘西人，绘湘西景，叙湘西事，更在文艺创作中将早已熟稔于心的湘西民俗图景信手拈来，进行艺术性的挖掘和解读，呈现出这片“湘西世界”中人民独有的生活形态和民俗文化风情。在社会发展的“常”与“变”中，在一派祥和的民俗事象的背后，抒发对湘西现实状况的思索和对未来发展前途的隐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事象，不是简单的民俗书写，而是民俗文化和文艺创作互动的结果，是审美化、艺术化的文学表达。本文将以文艺民俗学的视角，从民俗的三方面，即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近距离捕捉沈从文作品中湘西民俗的“光与影”，并对民俗事象背后的深层意蕴进行剖析。

一、水流人行之灵：船只，山水自然、平凡人家的审美符号

湘西民俗是沈从文的创作源泉，在他的《边城》《长河》《湘西散记》《萧萧》等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湘西特有的物质民俗事象。沈从文笔下的物质民俗，体现了湘西人民的日常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衣有夭夭的“葱绿布衣，月蓝布围腰，围腰上还扣朵小花”（《长河》），河街妓女的“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边城》），老水手头上包着的白布和青年人头上包着的红布；食有粽子、腌肉、包谷子酒、糯食等；住有吊脚楼、河街、“倚山滨水的小小茅屋”（《边城》）；行有各種的船只，如装货的油号、小舢板、搭客的渡船、乌篷船等。作家将民俗事象在作品中进行描写是要具有审美价值的，这就要求作家反映民俗不是单纯的引用，而是将民俗事象融入作品的整体结构之中，而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文艺民俗。a这些物质民俗元素经过作者审美化的加工，再出现在作品中时，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湘西千姿百态的风俗状貌。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湘西系列的作品大多与水域息息相关，在辰河流域，在白河下游，在茶峒的小溪边，也因此，不论是捕鱼还是出行，船都是湘西人民重要的物质依傍。《边城》中“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过小溪”；《长河》中装货油号上的大老板对船只的损失并不在意，还答应借给失船之人三百吊钱，“买一只小点的旧船，做水上人，找水上饭吃，慢慢地再图扳本”；在《新湘行记》中作者写道：“这种摆渡画面，保留在我记忆中不下百十种。如照风景习惯，必然作成‘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姿态，搁在靠西一边白石滩头，才像是符合自然本色。”

可见，“船”这一物质民俗事象，揭示出以船主、船夫、水手等为代表的当地民众的生活形态和生命特质，鲜明地展现了亘古绵延、自然和谐而又古朴浑厚的沅江流域的物质民俗画卷，也传达了作者对山水自然本色与平凡百姓生活的格外关注。“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和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b怀揣着这样一份爱与执着，“船”无疑成为沈从文笔下还原湘西世界风俗人情和寄寓审美理想的重要载体，他企图隔离“新生活”带来的“奢侈品和上等烟纸”的大量输入，渴望留住水乡世界远离现代文明的诗意质朴，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份对湘西人民生活现状的审慎、理性的思索。

在这个山水自然、平凡人家的审美理想背后，是文明闭塞带来的封建糟粕遗留和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在《长河》中，“女人或因被诱出了丑，肚中带了个孩儿，无处交代”，便会被亲族中辈分大的，读完几本“子曰”，自以为有维持道德风化责任的人物，想出种种理由来执行一顿私刑。又或是成为这样一种戏剧性场景下的牺牲者：

照例将被这些男子，把全身衣服剥去，颈项上悬挂一面小磨石，带到长潭中去“沉潭”，表示与众弃之意思。当几个族中人乘上小船，在深夜里沉默无声向河中深处划去，女的低头无语，看着河中荡荡流水，以及被木桨搅碎水中的星光……（《长河·人与地》）

承载着自然本色、淳朴民风的“船”，也同样承载了严苛礼教对“犯禁”人群，尤其是女性的迫害。作者真正期待的，一边是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重礼教轻生命的礼教被文明所摧毁，一边是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在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冲击下仍然被保有，从而创造出一个精神纯净、诗意淳朴的理想“湘西世界”。由此可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船”作为一个物质民俗事象，更是一个充满着灵性的符码，或一个独特的艺术隐喻c，帮助我们不断寻找和诠释作者营造的湘西世界和理想人生。

二、原色本真之心：歌媒，婚恋自由、人性畅快的审美旗帜

社会民俗在沈从文笔下最频繁出现的莫过于岁时民俗、节庆礼仪民俗与人生礼仪民俗。这些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固定下来并约定俗成而构成的民俗事象，绘制了湘西地区以族群为单位的风俗图景。

岁时民俗反映的是不同节气时序下的地域民风民情，作者在《长河·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中就有对岁时民俗的整段描写，从正月出行写到腊八煮粥，“凡事从俗，毫不苟且，从应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节日的解放快乐和忌日的严肃心境”。关于节庆礼仪民俗，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系列散文、小说对湘西春节、端午节等节庆活动都做了诸多描写，在《边城》《箱子岩》中，作者以画卷的形式鲜明地展示了端午热闹非凡的庆典盛况，“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而湘西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最为独特，在沈从文作品中最频繁出现的就是以歌为媒的婚嫁民俗。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男女婚恋的形式显现得自由而畅快：

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是真实热情的歌。（《龙朱》）

“歌媒”这一社会民俗事象，展现出一个不为财利所动，极具人性美的“湘西世界”。在《边城》中，翠翠的父母以歌定情，犯禁之后决绝赴死，天保与傩送“走马路”到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那歌声让睡梦中的翠翠梦见自己的灵魂轻飘向悬崖，摘虎耳草。在《龙朱》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山花烂漫、清新宜人如梦境的世界，白耳族王子龙朱在奴隶的引导下与花帕族的女子对歌，痴迷地寻找所爱。沈从文对于湘西苗族青年男女以歌为媒的民俗描写，在朴素自然景物的衬托下，蕴蓄了抒情诗一般的传奇、浪漫。他倡导的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具有一种原始而健康的生命形式，始终洋溢着原始生命的自然活力，体现出作者重情重义重本色、轻财轻利轻秩序的价值取向，正面树立了婚恋自由、人性畅快的审美旗帜。

在“旗帜”的背面，童养媳这样扭曲的婚姻关系也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有所出現。作者在《萧萧》中创造了一个以“不悖乎人性”为准绳的“湘西世界”，对于婚姻，萧萧以自然的人性来对抗，对于礼法，家人以宽和的天性来对抗。这些乡下人物比那些谨遵儒学礼法、读遍“子曰”之人“更有人性、更近人情”，作者隐隐控诉了旧中国农村童养媳制度的愚昧与野蛮，通过这个曲折的故事宣布了“人性”的胜利。

以歌为媒的社会民俗事象寄寓着作者期待人性之爱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暗示了他对当时物质文明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制度糟粕的反思与批驳。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解放和回归自然人性，在树立“歌媒”这面婚恋自由、人性畅快的审美旗帜之时，也要恢复现实主义的清醒，身体力行地反抗制度弊病，让“萧萧式”的命运不再是一个偶然而幸运的故事。

三、集体狂欢之仪：跳香，天人合一、人神共娱的审美反思

精神民俗不同于物质民俗和社会民俗，却又和二者紧密关联，它是二者作用于民众心理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心理文化现象。沈从文将这类渗透于湘西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民俗事象进行艺术化的表达，在作品中传达出湘西人民对巫术神祇的宗教崇拜，生动地绘制出一幅幅湘西民间娱神敬鬼时激昂隆重的盛况。

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常借助祭祀鬼神的宗教庆典的描写，利用湘西民间敬鬼娱神的民俗文化记忆而推演铺陈和生动再现娱神场景。d在《神巫之爱》中，作者就描写了傩戏的盛景：“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依秩序一一燃点起来，照得全坪通明如白昼。在锣鼓声中，神巫戎装披挂上场。”在《边城》中，作者又借翠翠之口不经意哼起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的迎神的歌：“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的人！”作品中的诸多细节都将湘西人民崇信神巫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与喜好歌吟的浪漫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对于沅水一带瓦乡人的跳香，沈从文在《鸭窠围的夜》和《箱子岩》中均有过绘声绘色的描写。《鸭窠围的夜》中“眩目火光下必有头包红布的老巫师独立作旋风舞，门架上有黄钱，平地有装满了谷米的平斗。有新宰的猪羊伏在木架上，头上插着小小五色纸旗。”在《箱子岩》中，作者更是映照了屈原《九歌》中所描述的金秋十月里举行的最古老的原始祭神娱神、人神共乐的跳香活动，面对跳香时人神共娱的盛景生发出跨越千年的历史感慨。而当作者十五年后又有机会乘坐小船沿辰河上行经过箱子岩时，面对“火光煜煜的枯树根”，却不由反思：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箱子岩》）

喧闹繁华的娱神盛典确实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存，更是反映湘西人民宗教生活、心理文化的重要侧面。但沈从文也清楚地认识到跳香的热闹仅能让人“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营扰”，却麻痹人的理性和智慧，让闭塞的湘西人民自认为身处“桃花源”，从而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甚至感受不到对未来的惶惑，在现代文明“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时束手无策。

“跳香”这一湘西地区独有的精神民俗事象，是沈从文作品中“湘西世界”神巫风情瑰丽与浪漫的折射点，也是他对湘西社会的生活现状审慎思考的切入点：湘西人民如何能将宗教的狂热转化为迎接“新生活”的狂热？如何能从蒙昧文明的神巫崇拜中冷静抽离，去勇于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他在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民俗风情画卷的背后，深刻表达着对湘西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痛和隐忧。

结语

沈从文作为一位具有苗族血统、对湘西怀有深切情感的作家，始终关注着湘西的民生发展。船、歌媒和跳香，三项分属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的事象，在沈从文的笔下不再仅仅隶属于简单的民俗学范畴，它们席卷着他热爱、悲切、感动的复杂情思，浸透着他的爱与憎、肯定与否定、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而洋溢着浓浓的审美情感，极具审美价值。

有评论家指出：“沈从文小说不以情节见长，而是以民俗取胜。”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在审美情趣、艺术形象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他以成功的范例启示着无数的作家将民俗风情和审美情感融合起来，从而使得普通的民俗具有更深层的人文内涵，创造出文艺作品中意境更悠远的民俗画卷。

a 赵海洲：《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事象》，《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12—18页。

b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c 李艳丰：《沈从文小说中“船”意象的文化分析》，《名作欣赏》2008年第20期，第45—47页。

d 石柏胜、郭红超、楚琳：《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民俗文化记忆》，《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99—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