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莎，刘方荣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自工业文明以来，甚嚣尘上的物质享乐主义和对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使得工业文明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生态环境资源的“卡夫丁峡谷”，严重紊乱了整个生态系统，维系生态平衡的固有生态法则也被破坏殆尽，生物体不能依照正常的生态序列繁衍生存而发生质变，生态系统各成员之间和睦共生的依存关系发生了根本倒置，相互倾轧和剥夺生存空间，生态系统质变为竞逐资源与生存权益的角斗场，异化所致的必然结果便是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由于生态危机具有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程度深的特点，己经成为全球性的生存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共同体指导人们尊重人与自然存在的共生价值，摒弃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狭隘观念，规避无限度地索取自然资源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有助于重塑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互生共栖关系。为充分认识生态共同体的内在意蕴，以及理清其生成的逻辑必然性，推进生态共同体构建便成了当前亟需研究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生态共同体的哲学意蕴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在这个画面里，人—自然—社会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生态系统，各要素在价值上的平等性及共生性使其得以广泛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习近平总书记虽未明确提出“生态共同体”概念，但在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思想中均蕴含着“生态共同体”的深刻意蕴。具体而言，生态共同体就是一个面临着复杂性、竞争性、动态性的人类生存环境系统统一体。

生态共同体要求用对立统一、和合共生的逻辑重新理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反对将自然彻底同化到人类理性逻辑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时，摒弃因忽视人的社会属性而将人简化为纯粹自然性实存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而要在充分承认自然界和人类主体间性的前提下，自觉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重视生态系统的共同性和整体性，在生产实践中将人的需要尺度和自然再生尺度统一起来，重塑生态系统中各物种间互利共生，互生共栖的关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重塑人地和谐有序的生态化共同体。

二、生态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生态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人类生存环境系统。科学理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联系，从历史向度和现实向度梳理生态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的“同化共生”，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发展。

第一，从历史向度出发，通过科学厘定人同自然的关系演进探寻生态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在人类社会不断的演化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初受制于自然、被动地适应自然逐渐走向积极认识掌握自然规律、主动适应自然，由此也经历了人与自然原始统一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分化外离的控制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历史生成逻辑。

人与自然相处的第一个阶段为和谐共存的自然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都维系着各自最为原始的本真状态。自然共同体中的“自然”指的是社会生产力还处于成长阶段时期，人和自然有机结合的初始形态。基于这种形态下，尽管人类是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动创造力量的社会性存在物，但在“一种纯粹动物式意识(自然宗教)”[2]的作用下，仍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产生敬畏和崇拜之心，以极其原始的形式维系着自身物质性生命。在这种原始水平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人把自然看成是与自己处于同等式水平的“他我”。正是人消融和淹没在自然之中的这种主客混沌互渗的原始关系，维系着人与自然界和谐的生存之境。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的主体作用日渐凸现，开始向自然界施加对象化影响。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转变了以往被动获取资源的生存方式，而是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同时力图改造自然，尽管这种改造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但是，人们提出的哲学理论及宗教禁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盲目开发和利用。所以，在由“大天而思之”向“制天命而用之”的过渡阶段，人们总是在自然承受的限度范围内利用自然，人类和自然之间一直保持着最初始的状态，即均衡状态。因其是一种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无法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及主体的真正解放。人与自然相处的第二个阶段为貌合神离的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理念，促使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末倒置，人与自然异化为相互矛盾的双方。“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3]人们受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驱使，忽视了自身是作为自然大集合的一个子集而处在生态系统运作中的这个客观现实，转而以文明主人的身份与自然对话，漠视自然的价值理性，最大程度地满足无度的欲望。人类和自然发展至第三个阶段为天人合一的生态共同体，基于该共同体下，人类和自然由对立面转换成和谐共处的矛盾体。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自然也依靠人类进步才得以延续，两者相辅相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是其终极价值诉求。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向人类郑重警示：在工业文明时代，日益提升的经济水平和追求利润无限增长的资本逻辑，刺激着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想法日益疯涨，导致维系生态平衡的固有生态法则破坏殆尽，进而使生态系统质变为竞逐资源与生存权益的角斗场。鉴于此，人们必须尊重人与自然存在的共生价值，摒弃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狭隘观念，规避无限度地索取自然资源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重塑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和睦共生关系，尊重生态系统中价值多元体的互生共栖，建立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个物种互动融通的生态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相互融合，共同探索构建昭示人类前进方向的生态文明。

第二，从现实向度出发，通过考量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探寻生态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一切划时代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那个时期的需要而真正形成起来的。”[4]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由过去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对科学理性和人类自己的敬畏，热衷于利用科技手段控制、驾驭自然，让地球产生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生态灾难。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及其资源、环境能力已经难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生态共同体是维护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满足全球化共同发展需求的正确选择。

构建生态共同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诉求。社会主义国家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建设高质量的物质文明，离不开生态共同体的构建。我国在集中精力谋求跨越式发展的改革开放初期，为换取经济快速发展而主要采用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生产方式，这种涸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方式使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增长过快，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问题严重，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且导致了“生态灾民”的泛起，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从求温饱转向求环保，从求生存转向求生态，人们期望能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贯穿于生产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全过程，通过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真实满足自身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处于一个有机系统，四大系统的建设都离不开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必要支撑。

因此，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构建生态共同体是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生产发展的新时代，任何国家谋求生产发展进步都应自觉从相对独立走向相互融合，从闭关锁国走向日益开放，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利益诉求。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加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5]但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使得人们物质需求日益膨胀，不断激发人类更大程度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征服自然为特点的工业化时代造成社会出现生态破坏和资源日益萎缩的困难局面，一国的生态问题也从区域性、局部性的危害逐渐演变成影响世界的全球性问题，生物圈这一生命支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支撑已接近极限，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日益复杂化。能否有效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因此，在生态问题日渐严重化的现实情况下，处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人类应极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维度，努力将各地区和各国家的局部利益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整体思维和全局思维提升对生态问题、生态危机的现实关切度，主动承担生态治理责任，将普遍问题和现实方案同步共举，力图引领生态共同体朝向纵深趋势发展，满足全球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打造人类美好的生态家园。

三、生态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生态环境问题倒逼人类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警示人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指导，在实践中主动利用所掌握的自然规律能动性地将客体的本质、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让自身生命力在与大自然的有机融合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以更好维持整个大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要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稳步推进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

第一，要抓住关键性，培养生态公民。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不和谐，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素增多，如在因贪图自身利益而引发的世界大战中，人类群体为最大限度争夺原材料市场，盲目运用核武器所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最终反作用于人类自身，威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调节更要注重调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是说，能否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最关键的是能否有效控制个体。只有着眼于中心，着手于重点，着力于关键，才能逐步夯实生态屏障，共同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构成任何共同体存在的东西，与其说是每个个体的同质性，倒不如说是属子一个既定的自然复合体内许多个人的力量集合。”[6]生态共同体是一种由共同态度或观念而结成的，其成员彼此认同、利益彼此共享的共同体，生态环境理应由生态共同体中所有的个体共同享有。人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地球生命群体的一分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人理应把握好整体与个体的平衡关系，自觉将自身的发展服从于整体的发展，不能因盲目追求个人利益而漠视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具体而言，要加强新生态观教育，引导人们理性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肯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同源性，要努力实现消费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转变，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意识，树立“绿化自然、改善生态、人人有责”的责任意识，不断锻造公民的生态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人天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在社会属性中完成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我们要努力实现消费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转变，自觉抵制消费主义及其不良影响，坚持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出发，尽可能地采用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较小的生活方式，尽量减少超越环境的“过度性消费”，倡导“适度性消费”。让生态公民以细节式的关注参与到维持自然生活稳定性与系统性的活动中去，在相互依存而又有所区别的责任中实现对自然界存在物权利的包容式关照，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有序进化。

第二，要注重整体性，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并不断发展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有机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生态问题的出现根源于没有科学理顺生态系统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缺乏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规划和系统筹划。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等建设都只从自身单一的目标诉求出发，而忽略了其他子系统，甚至在实现这些目标诉求的过程中以破坏生态系统的为代价，最终造成子系统之间的不和谐。因此，必须大力构建生态共同体，改变每个系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况，理顺子系统的条块分割关系，使之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首先，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互补性。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外部生存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维持生态系统良好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具有互馈性。生态保护丰富了政治建设的实质内容与全新视角，政治建设为推进生态共同体构建提供了重要保障。再次，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具有互容性。文化系统可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生态教育，帮助人们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促进人们形成文明科学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样既能够全面树立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念和意识，又能为文化建设锻造新的时代主题与内容。最后，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具有互涉性。如果人类在消费主义侵蚀下肆意将自然异化为满足人类私欲的对象或工具，就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可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在生态方面的要求，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包含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因此，应在酌量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生态保护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为人类提供厚实的生存物质基础和健康的生存空间。

第三，要强调协同性，统筹推进全球生态共治。“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生态共同体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严密系统，一旦生态出现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迫于现实的压力、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的夙愿，各国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努力寻找交叉重叠的问题与措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履行生态文明建设义务。因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各异，各国要实现彼此间的精诚合作，必然自觉从被动的回应者转变为积极的推动者，摆脱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利已的思维藩篱，弥合国际社会的生态思想分歧，增进国际范围的生态价值认同，推进各国将实现全球生态共治内化成为自发自在的主观要求和客观行动。共同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旗帜和价值引领，它能最大限度地涵盖各国的社会实际、各民族的文化特性，有利于各国树立生态意识与责任意识，建立国际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的对话关系，缓解国际低烈度的冲突。虽因各国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经济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文化格局纵横交错，各国理应有区别、有差异地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具体而言，在政治方面，各国家与民族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环境保护制度，进而形成本国合理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协同满足人民对“绿起来”与“富起来”的需求；在经济方面，各国家可以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策略，以生态文明建设的项目合作为契机，充分引进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科学技术，共享相关的技术以及经验，求同存异，积极共享，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历来自觉坚持把本国和各国人民的利益相结合，在国际交往和生存发展联系愈加紧密的全球化、信息化现代，自觉将中国的生态问题作为切入点，将实现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落脚点，充分利用“地瓜原理”和“块茎思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措施，将科学的工作经验和有效的工作成果向外蔓延和辐射，以局部性的生态共同体为星星之火燎原世界，加速生态共同体的构建。

四、结 语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再到生态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当前生态问题产生的起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是人与世界的对立。在世界生态危机不断出现的今天，迫切需要认识到生态共同体内部各要素在价值上的平等性及共生性，深刻理解人类同自然的同一同源性。只有真正确立了人对生态共同体的归属关系，人类才能自觉将自身行为约束在自然的规则之内，将实践行为升华为一种对自然尊重与回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