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岭

好像是一场刻意而为的大考，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铺天盖地而来，物理性的隔离中断了本已全球化的经济，前所未有的相遇不期而至。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一次大的危机交汇，常常孕育着一轮“创造性破坏”。疫情加速着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乃至全球化的重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和新兴产业朝着非聚集非接触的方向发展，凸显出数字化及其竞争优势在当下和未来的意义。

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数字化应用，扩大数字化覆盖，强化数字化生产生活问题的解决方式，倒逼数字化技术进步

数字化已经广泛地介入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如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科技金融、微信及支付等等。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数字化转型可能会按部就班，但疫情的发生和应对，使得数字化加速并不断强化，且越来越显示出未来意义。

一是“线上”的优势加速凸显。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线上培训、线上研发、线上教育、线上交易等，以更快的速度普及并取得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笔者2020年3月走访调研的企业中，中兴通讯（全球四大电讯设备商之一，5G设备重要提供商）、金蝶集团（向工业互联网转型）、敦泰科技（触控芯片研发设计）、云天励飞（视觉芯片研发设计）等公司，很多业务通过云端处理。1—2月，虽然国内战“疫”实行隔离 ，但这些公司业务受到的冲击较小，研发及相关活动并未停顿。

二是“云”平台服务等新业态加速展开。随看5G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越来越多平台云、应用云，加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能力，降低企业的运行和交易成本。金蝶集团从研发和提供企业财务软件起家，后升级为为客户提供ERP服务，近年来，转型为为企业提供云服务。2018年，金蝶推出了金蝶云·苍穹——中国首款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企业级云原生PaaS平台，采用了全新的分布式架构，支持云端个性化定制，帮助客户轻松用云，快速创新，持续迭代。每天超过680万家企业及非营利机构使用金蝶软件及云服务。每天超过8000万用户使用金蝶软件及云服务，每天金蝶云支撑20万家门店的零售业务链接千万终端消费者。2019年，金蝶云业务增长50%。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蝶的云之家（一款帮助企业进行移动办公的智能协同办公软件），为客户提供免费服务，面向小微企业的“精斗云”还免费服务湖北地区小微企业。上“云”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新选择。

三是新领域新技术加速“线上”布局。中兴通讯、金蝶集团、敦泰科技、云天励飞等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公司，研发投入普遍高于销售收入的10%。平安集团大举进军智慧城市之后，又向大健康领域进军。平安好医生自主打造的AI系统，涵盖3000种疾病的知识图谱，在6.7亿人次海量数据的持续训练下，覆盖整个就诊流程，不断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体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平安好医生的AI系统已经帮助平台医生为11.1亿人次提供医疗服务。4月7日，全球权威的家庭医生组织WONCA向平安好医生颁发认证书，WONCA将平安好医生的AI系统评定为最高级别。平安好医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的医疗服务，弥补了医疗资源的不足，改变了面对面的传统医疗模式。平安集团正在布局的大健康领域中，以高水准的数字化作为立足之本，加强AI的研发和应用，在线解决大部分普通的诊疗问题。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汇聚全球高水平医疗资源，解决大病、疑难病症诊疗。疫情使国民健康与传染病救治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变得更必要更紧迫。

四是传统经济组织加速解构。工业时代的经济活动中工作场所人员密集、公司实行科层制的集中管控，物流按照层级进行分拨，这种模式将逐步瓦解。居家工作、机器人应用、疏离式传递，供应链物流等新组织形式则逐步扩大。在我们调研的公司中，一些企业已实行居家线上办公。一种新的组织架构正在兴起，如“平台+个体”已冲击着传统的“公司+雇员”组织。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深圳数字化，并不局限于笔者调研的企业中。据有关资料反映，数字经济逆势而上。截至3月25日，深圳2020年新增企业超过6万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新增3669家，同比增长24.5%；数字经济企业1245家，同比增长92.7%。一些数字技术直接应用在抗疫中。华为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提供5G技术支持，使移动查房、移动护理等得以实现。云天励飞开发的人工智能疫情防控系统解决方案、人脸识别测温面板等新产品在多场景中广泛应用。优必选开发的智能医护服务、智能室内巡逻测温消毒、智能室外巡逻测温等三款智能机器人，参与了抗疫行动。

很显然，疫情加速的产业链重构和更广泛的社会重构，并不是暂时性的一次性过程，它带来的影响将是全面而深刻的。此疫之后，距离感深植人心，人们会更倾向于规避频繁的面对面接触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倾向于非“亲自”、不见面且能高效组织起社会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模式。数字技术及其影响，各领域渗透，数字化无孔不入。回避数字化，就意味着回避现代化，意味着落后，意味着被时代所抛弃。

数字化不仅是一种场景的简单转变，在更深层上，它是一种主导社会经济的力量的重塑。它会逐渐变成一个“统治者”，构建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并左右着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这种趋势，颠覆人们对诸多事物的认知。例如，2019年7月，日本对韩国发起出口管制。日本企业在向韩国出口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三种原材料及相关技术时，由此前的批量许可改为必须每单单独申请许可，通过改变许可遏制韩国公司。因为前两种原料全球份额中日本占九成，后一种原料占七成，这几种原料是生产DLED显示器或半导体不可或缺的原料。这个案例表明，在数字化背景下，居中心位置，支配和控制世界的，不一定是空间上的征服，而是掌控关键技术和应用的全球核心竞争力。深圳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还应包含数字能力的提升。

自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大规模应用以来，数字化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常规。从公司的市值变化中观察，比起百年福特、通用电气，谷歌、微软、苹果都是“小年青”，但到了2015年后，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中，前五名都是数字经济。2019年，微软公司的市值超过9千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化在过去十年席卷全球，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中断全球化？目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各种不同的认知。仅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本身来看，其本质就是全球化的，是全球化滋养它成长，也只有更深度的全球化才能走向成功。以数字化中的核心技术产品芯片为例，根据Garter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芯片市场规模为4123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占据市场份额为55%。而中国内地则是全球芯片最大的消费市场，达1445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消费市场的35%，其中有49%来自美国公司，是美国企业最大的出口市场，为其提供了37%的收入。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完全“脱钩”对双方都是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延缓其全球化的步伐，但很难终结数字全球化之路。

二、深圳数字化转型迎来一个窗口期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果说疫情加速产业链重构催生了数字化发展的更大需求，那么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资本、社会条件正在成熟，深圳加快数字化转型进入难得的窗口期。

一是5G时代的到来打开的窗口。数字化的表层是各种应用，网上购物、网上娱乐、电子政务、网上教学、网上支付等等，其背后由技术、制造、运行三大系统支撑。其一，芯片/半导体。它们如同数字化系统的心脏，发挥信息的计算处理功能。其二，软件/操作系统。它们好比数字化系统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分配。其三，通信。它们类似数字化组织中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主管信息的传输与接收。在前两个系统中，发达国家企业占支配地位，在5G领域深圳企业有一定优势。作为通信的5G，与第四代移动通信相比，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的特点，其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为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驭、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管家等提供赛道。中国政府、企业、研发机构都潮水般地投入5G。中央政府发布的“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将5G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了使我国成为5G技术、标准、产业、服务及应用的领先国家之一，综合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并对5G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2020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球战“疫”的大背景下，颁发了《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从加快5G网络建设部署、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加大5G技术研发力度、着力构建5G安全保障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8条措施，加快5G建设步伐。

深圳是国家布局的首批5G商用试点城市。2019年9月，出台了《关于率先实现5G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全面推进5G基础设施建设，5G产业发展和场景应用，按下5G发展的快进键。2020年，随着5G在深圳率先商用，必将为拉动数字化转型，加快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新基础设施。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的契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中，多处提到支持深圳数字经济、文化，支持深圳“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这些要求赋予深圳先行数字化发展的任务，也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最给力的支持。

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性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以数据为例，理论和实践表明，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如同其他要素一样，一旦数据投入到经济社会过程，就涉及数据的获取、发掘、利用、交易等一系列权益的分配，契约的达成和履行，也产生了数据权利界定、数据主权和数据流动等新问题，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覆盖的范围越广，数据存量和增量越大，由数字化带来的问题就越多。又如，数字化产生新的社会经济巨头。一些头部企业建立起垄断地位，集资本、技术、数据及相应权力于一身，同类的中小竞争者无法成长，更谈不上竞争。一些头部企业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对广告的精准投放，在满足消息需求的同时引导消费。一些公司甚至可以通过数据，深度介入政治和社会过程，带来新的社会治理挑战。数字化转型也涉及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各种观念、利益的调整。如果没有相应的治理改革，没有新的制度设计，问题得不到解决，转型就不可能实现。无论是革除旧习俗旧体制，还是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充分条件是地方有能力可操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为深圳制度创新赋权赋能，这是先行示范的法宝。等于在一个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给予一个地区突破空间。关键是深圳能不能抓住这个窗口期，在多方面包括在数字化转型中，以制度创新引导并支撑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跃进，成为数字时代的领导者之一。

三是深圳企业数字化积累达到了一个有可能并需要爆发性扩张的平台。其一，华为、中兴通讯在5G领域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中国移动通信起步比较晚，但后来居上，在3G时代开始跟跑，在4G时代一些领域与全球巨头并跑，在5G时代的一些领域开始领跑。据有关资料显示，华为在5G（RAN）竞争力综合的全球排名中高居榜首。在运营商看重的基带容量、射频产品组合、部署简易难度及技术演进能力四个关键维度均保持第一。2020年2月，华为伦敦产品与解决方案发布数据。华为在全球已获得91个5G商用合同，超过爱立信，诺基亚，位居世界第一。在合同的地域分布上，欧洲47个，亚洲27个，其他地区有17个。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有34个国家的62个运营商正式宣布5G商用，华为支持了其中的41家，占比2/3。中兴通讯也是全球著名的四大电信设备提供商之一，在5G领域也有若干技术领先。诞生于深圳的华为公司、中兴通讯的能力、地位，代表了深圳能力，在国内的新基建中必定大放异彩。

其二，深圳具有信息产业集群优势。深圳的工业化是从信息产业起步的。在家用电器作为终端的主导期，深圳生产的彩电占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手机进入普通人的电子消费中，深圳拥有中国最大最全的手机产业群。从设计到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从品牌到销售网络，深圳被称之为“手机之都”。深圳一度集中了国内75%的手机制造商，60%的手机研发设计商，90%的手机包销商，手机生产零部件配套率达到99%，拥有集研发设计界、零部件制造、整机集成和批发销售为一体的完整手机产业链。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华为手机与苹果、三星同频竞争。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20.34亿部，占全球的80%，而中国的智能手机70%出自深圳。5G产业链的网络建设侧涵盖天线、射频模块、小微基站、核心网、传输网、承载网等各类设备厂商，日海通信、信维通信、摩比天线、国人通信、大富科技等一批深圳企业是相关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这种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生态，构成了全球有影响的电子信息加工生产群落。这个群落降低了产业内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强化了产业的根植性，积累培养了专业人才，同时，也促进了产业新的生长。电子信息产业在代工的基础上，生长出本土品牌，不断地往产业链高端攀升。华为、中兴不仅在5G领域领先，在云计算、软件等领域亦具有一定的优势。在IC设计领域，海思已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汇顶、商汤、云天励飞、敦泰、大疆等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工业富联等工业互联网领域，金蝶公司在云服务领域都有独持的领先优长。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构成了深圳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由此迸发出的活力、能力、动力汇成这个窗口期的爆发力。

其三，数字化应用平台发展的风口。数字化转型的题中之义，就是不断扩展社会经济中的数字化应用。腾讯公司无疑是数字化应用的领先公司。微信或微信支付已覆盖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3月30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宣布腾讯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为联合国成立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方案，并将通过腾讯会议、企业微信和腾讯同传在线主办数千场会议活动。这意味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全球对话将在深圳企业的技术支持下进行。平安保险集团不仅在集团业务中力推数字化，如一些车险赔付可以“不见面”解决。而且强势涉足智慧城市，提供了i深圳平台。还大举进军数字化大健康，打造与保险相得益彰的综合体。深圳金蝶集团的金蝶软件及云服务对象每天超过680万家企业及非营利性机构。深圳一些中小企业提供细分领域数字化服务。如中琛源提供线上体育活动服务，消费者通过公司研发的APP，可以了解覆盖体育场所的实时状态，寻找配对，预约场次等等。5G的商用，无疑为数字化应用提供更好的基础性支持。

在看到数字转型的窗口期的同时，也要看到深圳遇到的严峻挑战。这个挑战的关键是，数字化的核心技术或者说卡脖子技术不在深圳本土企业也不在中国企业手中，主要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掌控。美国利用其优势，继打击中兴通讯之后，2019年开始，以种种理由限制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进行管制。其后，“实体清单”扩大到数十家中国企业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凡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和组织，无法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除非有美国政府的临时许可。2020年以来，对华为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挑战严峻不仅仅来自美国，还包括由美国主导的《瓦森纳协议》。这个协议现有42个成员国，协议的主旨是控制对少数国家常规武器和高技术贸易，并为此制定了两份禁运清单。虽然不是强制性约定，但实行信息通报和沟通机制，一个成员国向非成员国出口清单管制类技术时，要向相关成员国通告。正是利用这一机制，美国阻止了一些成员国向中国的若干项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当然，由成员国自行决定的出口管制，也在某种意义上使《瓦森纳协定》有一定的弹性。

疫情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不见面”解决问题成为一种趋势，在全球寻找利益最大化还是资本的惯常选择，数字技术在全球应用中发展的本性没有改变。因此，有力量带动数字化朝更深更广方向走。另一方面，产业链重构中的孤立主义抬头。各国会倾向于把与国家安全、民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东西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要服从经济安全，回到经济主权时代可能是一种选择。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倾向，新技术新经济既然优于旧的经济生态，那么，即使有曲折，也阻挡不住。数字化转型是时代的主题。

挑战十分严峻，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疫情全球化的影响。避无可避，唯有前行。我们或许要作很多的反思，例如，我们的芯片之路以及解决机制等等，然后亡羊补牢。否则，我们总是受制于人，控制我们的方式不是占领，不是暴力，而是核心技术。

三、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社会过程，而政府在推动转型中至关重要

数字化转型是用数字技术全面驱动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综合性的发展。需要企业、政府、社会形成合力。深圳在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等方面有较好的基础，但需要进一步系统谋划，整体推动，创新发展。将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城市创新战略，提升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力，带动城市在新40年的又一次全面进步。

一是抓紧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将战略规划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否定任何形式的规划。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战略规划与经济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战略规划是一种愿景以及愿景下的总体安排和支撑措施。经济计划看上去是一个宏观架构而实际上是一个微观指令。一直以来，战略规划在即使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更低层级的政府广泛采用。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出台了促进数字化的战略或规划，例如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深圳的数字化发展有一些单项规划，如5G、新一代信息产业政策、互联网产业规划、鹏城实验室等机构引进。这些安排都是有意义的，但并没有放在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大战略框架下谋划和统筹，除板块之间缺少联系和协调外，也存在着某些板块的遗漏。如大数据及其应用、人工智能、良性监管框架、数字社会新伦理等等。在近年的发展中，深圳数字化转型引进和培育了不少新元素，如诺奖实验室等。它们在深圳数字化中的功能如何打造，如何与已有的资源互补，都需要在整体框架下构建。因此，整合深圳的各板块相关资源，升级到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下，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的平台上融合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是启动立法程序。法是正式制度，是运行规则。制度的重要在理论上己充分揭示，古今中外的无数实践表明，凡是人类社会，制度及其执行是左右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在制度的构建上花费的精力，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在技术上的投入。

不少城市重视数字经济，但很少重视数字化发展中的制度构建，更谈不上将立法提上日程。其实，数字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中的物的形态，还改变身处其中人的观念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法就是通过规则处理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彰显平等、公正等，以引导不同主体的行为。良法不仅不会障碍数字化，而且会促进其健康生长。以大数据为例，既然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就有一个数据的权益如何界定、如何分配、如何交易、如何保护问题，政府数据的界定、保护、公开问题，个人隐私与个人权利问题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数据分析、交易中的大规模应用很容易出现纠纷，反过来制约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技术上的算力、算法、芯片再给力也无济于事。又如，人工智能中，在弱智能阶段，就提出过智能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若出现损害社会损害他人，责任主体是谁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向强阶段升级，面临的问题及处理难度不断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日前，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团队，使用人工智能解码条件，把人的脑电波转译成英文句子，准确率高达98%。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潜意识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解读出来。这是人类从未有的成就，也是人类从未有的危险。加强数字经济立法，使其在法治轨道上的运行显得十分紧迫。因此，数字化转型能走多远，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良法的构建。

深圳是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城市，尽早谋划、超前探索数字时代的法规，不仅可以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更是先行示范的责任担当。

三是整合支持政策。在调研中，一些企业反映，深圳对产业支持力度大，但不少政策仍需改进。软件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之一，与美国著名的公司比较，我们在基础性软件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为多数人认识。数字化中软硬件都有关键技术。要成为数字化的领先者领导者，软件的进步和突破十分重要。深圳的政策中支持“硬”件较多，支持软件不够。建议政府出台专门政策，支持软件技术攻关，支持软件的推广应用，补深圳软件进步的短板。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用场景的支持是基础性条件之一。有了应用场景，才会发现技术的不足，从而不断得以改进和提高。应用场景既有“硬”设施，如应用场地、群体等，也有“软”设施，如数据的提取和分析授权等等。在其他城市，应用场景提供做的好的，如长沙辟专地专路供无人驾驶试验，上海也辟有人工智能试验区。深圳的政策一般性的支持多，精准性的支持还要加强。有的企业研发经费使用制度僵化。如深圳支持的经费只能在深圳区域使用，而大型企业研发，资源需要综合配置，分割的僵化的管理，给组织大规模的研发设置了障碍。有的公司企业反映，企业研发骨干留不住，深圳中小学数量质量满足不了骨干的家庭发展需求，那些30多岁正当年的骨干选择离职，削弱了公司的研发能力，更不利于积累性的进步。总的来看，深圳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政策供给，要下大气力到企业调研，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对既往的政策作科学评估，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对支持政策予以整合补充完善提升。以一流的政策支持一流发展。

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要破除几个障碍：其一，将敬畏市场与支持市场对立起来。一种观点认为，技术选择是企业的事，主张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上袖手旁观。这是十分天真的。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既敬畏市场，又支持市场。以芯片为例，成立于硅谷的仙童公司，是研发生产芯片的始祖，是芯片技术的创新者。然而，军方订货是其最初产品的主要需求，国防部的采购计划以及制定的可靠性和性能标准倒逼了公司重要半导体技术创新，仙童公司的质量技术及管理体系也是国防部监督协调打下的基础。在美日芯片霸主地位之争上，又是政府出手，支持了企业的竞争力。在数字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一般都选择了敬畏并支持市场。政府支持市场并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而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以不干预市场来捆住政府的手脚。

其二将支持企业与支持国有企业划等号。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就计划引进芯片制造并有所行动，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至今，高端芯片成了深圳之痛、中国之痛。长期以来，在引进芯片制造上，人们一般将其基础的载体设定为国有企业。台湾的经验则不然，台湾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是一家私营企业，由一群留美科学家组建，初创时所需资金庞大，政府给予了支持。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支持，不一定要以企业的所有制来划分，要将创新资源配置到创新效率高的项目上。深圳对液晶显示器的支持，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华为公司以一个企业的力量，不断向数字化高端技术攀登。所设计的部分芯片，研发的部分软件，抵达世界先进水平。如何以政府支持的方式在技术创新上助一臂之力，是比较欠缺的。接下来，在数字化转型中，深圳还需要突破很多技术，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和好的政府作用。

四是改革监管制度。数字化转型会给市场结构、社会结构带来冲击，转型越彻底，带来的冲击就越大。经验表明，对任何新事物而言，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都是不利于成长的。

当下，已出现不少苗头性的问题需要研究。如平台型经济巨头快速崛起。这些平台经济（如滴滴打车、蚂蚁金服、菜鸟物流）本身并不由实体构成，具有虚拟性特征，却支配着庞大的实体网络。这些新的经济组织和金融资本，有的行为超越于现有的监管机构、监管法规、监管手段之外，在监管真空游走。监管如何适应，需要深化改革。又如，基于人像识别的相关产业问题。包括在交通路口、住宅小区、地铁站、银行等，有范围覆盖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保障公权力不被滥用，在保护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与相关产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人像识别的设置要不要监管，怎样监管？在国际化城市建设中，如何与国际通行的做法相协调，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等。都需要深入研究，先行探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虚拟世界的市场和社会如何监管，还有许多已出现或将要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监管面临的新问题。深圳应主动作为，既包容审慎，又尽职尽责，打造促进数字化转型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

数字化转型不仅包括数字经济，数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文化、数字家居等都是其重要内容。一个虚拟的世界对应着一个实体的世界，共同构成一个现实世界，这就是正在走来的实际场景。数字化转型关乎现在关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