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兰

大姐没有继续追问，用一种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我相信，小文就活在我们中间！”

他一直在我心里

那是一位神情忧郁的大姐，身材瘦小，眼睑低垂，面部有些浮肿，四十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像五十多。

一年前，她第一次到红十字会办公室来，我有点不知所措。作为一名新兵，我第一次与器官捐献者家属零距离接触，感受着一位失独母亲痛彻肺腑的哀伤和无助，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同时也认识到了红十字会工作与众不同的神圣感。

大姐话不多，我给她泡了一杯天门寒红，同事买来一串香蕉，掰一根放到她手心，温柔地劝她：“姐姐，这是快乐水果，小文在天堂也希望你快乐。”

小文是大姐的独子，本科学的是临床医学，马上就要毕业了，两口子好不容易有了盼头，却被学校告知小文查出了淋巴癌，天一下子塌下来了。小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限留恋地说：“妈妈，我还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吧！”

“小文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大姐痴痴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说这话时，她的眼睛变得神采奕奕，像一盏探照灯射向办公室那扇透亮的窗，仿佛小文就站在玻璃后面。

我和同事去大姐家慰问，简陋的家位于滨江公园的一隅，仅有的电器是一台电视机，家里为小文治病已经倾其所有。

小文的父亲一心想再生一个，半年来带着大姐四处求医，却一直没能如愿，这也是大姐郁郁寡欢的原因之一。她背着丈夫对我们说：“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想为生二胎吃那些苦，小文不在了，不等于我們没有孩子，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在这个饱受创伤的母亲面前，我们的安慰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一个人的篮球队

从此，滨江公园成了我晚餐后散步的必经之地，虽然离我家比较远，要绕很长一段路，但我还是坚持绕路走。我希望在那条路上巧遇大姐，跟她好好聊聊，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但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

有一次，还真遇上了。大姐沿着河堤踽踽独行，留给我一个落寞的背影。我紧走几步叫住了她。看到我的那一瞬，大姐眼里闪过一抹亮光。

自那以后，我们经常会结伴走一段路，漫无边际地说话。我发现大姐一天比一天健谈、开朗起来。有一天，她告诉我，已经说服丈夫，不再整天幻想怀二胎，过好当下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一天，大姐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报道了“一个人的篮球队”的感人事迹。酷爱篮球的16岁长沙少年叶沙因脑溢血离世，他的器官挽救了七个人的生命。大姐满怀期望地对我说：“叶沙的捐献给了这么多人活下去的希望，让我觉得小文也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帮我联系到小文眼角膜的受捐者吗？我只想远远地看他一眼，不会给他造成干扰。”

路灯照着大姐因兴奋而泛着酡红的脸，却给我出了个难题。我耐心地跟她解释人体器官捐赠的“双盲原则”。

写在大姐脸上的希望像被橡皮擦擦掉一般，我感觉到她捏着报纸的那只手在夜色里微微发抖。我握住那只颤抖的手，动情地说：“没有什么会比接受一个人的器官捐赠更让人感动的了，那些活下来的受捐者，大都会成为志愿者，用自己的力量去回报社会，温暖这个世界，大姐，你相信吗？”

大姐没有继续追问，用一种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我相信，小文就活在我们中间！”

不久，大姐成了红十字会救援队的一名志愿者。她是卫生院的检验员，每次会里组织下乡义诊，她都积极报名参加，从未落下过一次。她穿着白大褂，外面套着志愿者的红马甲，熟练地为病友抽血，脸上始终挂着温暖的微笑。

我欣慰地想，大姐终于从失独的阴影中走到了阳光下。总有一天，她会在红十字会志愿者中找到一双熟悉的、明亮的眼睛。

田乔摘自“博爱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