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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家大院善文化

2020-01-07杨照刚

艺术科技 2020年23期

摘要:位居山西万荣的李家大院是慈善世家河东李氏的旧宅。李氏家族是一个以善为先的家族,它的发展足迹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经济文化的缩影。其以农耕起家,兴盛于商业,后又创办工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一个家族连续实现经济的3个跨越,与时俱进,这在同一时期并不多见。李氏家族急公好义,倾其家底,赈济灾民,广做善事,历世相继,方圆数百里人称“李善人”。本文旨在探讨河东李氏的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善文化,进一步引出其对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氏家族;善文化;李道行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3-0-02

1 河东李氏家族善文化的伦理基础

晋商文化在近几年经过大力宣传,祁县的乔家、榆次的常家、灵石的王家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万荣的李家却犹如一颗被岁月掩埋的珍珠,鲜为人知,现有的研究多以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李家大院建筑风格以及乐善好施、博施济众的善文化为主。

1.1 历史地理基础

万荣地处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自然生产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有黄河以及汾河流经,但坡陡沟深,地势较陡,无法充分利用水资源,导致用水不便,水资源缺乏。万荣县经常发生旱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十年九旱,一直有“干万荣”之称,新中国成立之前,农业完全靠天吃饭,若是碰上旱年,就会颗粒无收,碰上涝年,则会墙倒屋倾。万荣地域灾害频发是形成李家善举的客观因素。据《万荣县志》(1995年版)记载,从金崇庆元年(1212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颗粒无收的大旱年就有63次,从唐永徽五年(65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有据可查的水灾35次,此外,还有风灾、冻灾、虫灾、震灾等种种自然灾害不下数百次[1],因此万荣县的情形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而且其受灾面积甚广,并非一个村一片区,且灾情经常很严重。天灾总是一种人类无法抵抗的毁灭力量,一旦发生,常常会造成灾区民不聊生、财物毁坏、灾民流离等无法挽回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灾荒往往还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乱。

李家本身便是从陕西韩城逃难而来,受到阎景村民的帮助。因此值此灾荒连年之际,李氏毅然全力以赴,本着“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不等待,善无止境 ”[2]的济世情怀,慷慨解囊,博施济众。万荣同时也是晋陕豫的交汇之地,过往文化极其丰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多元,李氏家族定居这里,也因此形成了得以贯穿整个家族的慈善文化,代代相继。

1.2 传统文化影响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人的精神、社会的风气是由这个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决定的。而李家大院正是在浓厚地域特色的山西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李家的慈善伦理和文化根基。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文化內涵,而作为其中的代表,运城这座具有丰厚底蕴的文化名城,更是为李家大院的这种精神提供了沃土。而李家大院所在的万荣县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史书上有这里作为“皇天后土”的记载。从轩辕帝“扫地为坛祭后土”到宋真宗时,已有8位皇帝共24次来到这里祭祀。汉武帝更是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存封于秋风楼。而万荣更是人杰地灵,出了王通、王勃等著名人物。

关公是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关公故里的运城更是将关公精神发扬光大。山西商人崇拜关公,是想借助地理因素祈求关帝保佑他们在充满变数与惊险的商业活动中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关公的一生身体力行的诚信忠义,正是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用以规范商业行为,进行自我约束所需要的伦理品质。

关公和孔子作为古代中国的武圣和文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庙和武庙更是遍布古时封建社会时期的大地,受到广大人民的祭祀。这两位圣人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成为一种精神,支撑着薪火相传的传统文化。仁爱作为儒家核心思想,倡导的“仁者爱人”更是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国人。万荣县作为一个人才荟萃之地,当地人民对这种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继承,为慈善事业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支持。“仁政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义、仁政思想,以及佛家的“普度众生”思想,为李氏家族乐善好施提供了精神支撑。而“家国天下”的思想更是为李氏家族指明了方向。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一脉相承,李氏子孙深受这种观念的熏陶,因此将慈善事业代代相传,从未间断。从1832年开始,一代代李家人都能仗义疏财,广行善举,施舍济世的传统文化在李氏家族中被充分继承了下来。

2 河东李氏家族善文化的具体体现

李氏家族从陕西韩城迁入山西河东后的发展历程,以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时代背景,从李家“发家历程”“善行天下”“文教贡献”以及“后世启示”四方面入手,重点探究李氏第十五代“道”字辈的重要代表人物——李子用(名道行)主家时期的李家大院。

2.1 善行善举,无所不至

李家大院藏书楼的顶上有一面独特的花墙,它看上去虽是由普通瓦砖铺成的,但是造型上汇聚了几十种现代风格的图案,可谓巧夺天工。相传是当时李道行聘用了两个工队,原本正常只需要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李道行却要求家里穷困的人参与施工,要用罗网过的和泥的土,房屋基础必须用红黏土夯实。标准是第一天用夯打成圆窝,放上水,第二天早上渗不下水方可验收,因此耗时半年才完成的。其实这是李道行为了帮助那些贫穷村民,特意这样要求的。因为李家的乐善好施,乡亲们感念“李善人”的恩德,所以都自发地为这个工程帮忙。窑洞砌成后,李道行在四眼窑洞门上各题有两个字,分别为:一心,二难,三思,四知。一心就是同心协力;二难是说两件难事,忠孝难两全;三思就是说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四知就是天知地知我知你知,寓意做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3]。

1911年的河东地区,政府腐败不堪。一时间人心不定,起义不断,落草为寇者多不胜数。土匪在当时的万泉县范围内的孤山里横行霸道,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当时还有自称“洪汉军”的,打着“洪大汉族”的旗号挑起事端,骚扰荣河。与荣河相连的万泉阎景村的百姓也时常被侵犯。这时,李敬伦站了出来,他主持带头组建了致力于保卫地方安宁的民团。有了民团的震慑,土匪才不敢侵犯他们,才让百姓有了安稳的生活。他们还帮助相邻的荣河县驱除土匪。当时,团丁中有立功的,由于民团没有经费来源,都是李敬伦瞒着大家以自己的家财犒赏团丁,让民团得以发展持续下去。

李道行的妻子麦氏,是他在英国留学时候结识的,这名女子虽是一个洋人,但却有不可多得的中式优秀美德。她通情达理,和睦近人,在侍奉公婆上也是尽心尽力,毫不含糊。因此,深受二老喜欢。在公公李敬修生病后,她更是侍奉左右,悉心照料,无微不至,获得了家里人的一致夸赞。她为人大度宽容,总是推己及人,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在帮助他人上,麦氏从不吝啬;与妯娌相交,也是温和有度。在旁人的眼里,她完全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典范人物。她在相夫教子之余,也渴望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希望为李家出一份力,因此她先是作为李家私塾的老师,教孩子们学习当时国际通行的英语,后来更是在丈夫的帮助下,建立了小学,并承担学校经费开支,帮助了更多的孩子,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她还出资为学校置办钢琴,让音乐舞蹈陪伴孩子们成长。其于1918年去世后,村民们更是自发以“德风善领”的牌匾相赠,表达了对她的感激之情。

2.2 足迹所至,善迹所至

民国时期,连续两年遭逢大旱。百姓颗粒无收。直至第二年秋季,才天降甘霖。一时间,各家各户纷纷整饬土地,忙着抢种。当时,李道行也以家中商铺抵了200石(约2万升)麦种,准备带回去种上。在驾车回去的路上,路过自家绛州城“敬信永”钱庄时,碰到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一问才知道是她家的麦种丢了。李道行二话不说,就让人从车上搬下一袋麦种送给了女人。那女人很是感激,向着李道行磕头不止。之后,李道行更是贴出了告示,让无麦种者,可以从“敬信永”领种子30升。将抵来的种子分发完之后,第二天又带着自家伙计抵了种子回来种上[4]。

1938年的河南花园口事件之后,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被迫外逃。一时间西安城内大量灾民涌入,大街小巷到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灾民。在西安避难的李道在和李道荣看到这幅场景,便商议决定倾力救助灾民。他们从各自的店铺钱庄中提了数万银元出来,购买了500石(约5万升)粮食,之后印制粮票。粮票印好后,盖上他们的章子,便上街将粮票发放给那些逃难的穷苦百姓,让他们凭着粮票去领粮食,直到将粮食分发完了才停止。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的轰炸机时常骚扰西安,向西安城内投放炸弹。为了家人和四邻的安全,李道荣修建了一个可容纳数百人的防空洞。当日军轰炸机到来时,李道荣便组织家人、邻居们躲进防空洞避险,还安排人来送水送饭。空袭结束后,才从防空洞中出来,让家人和四邻都安全躲过了空袭。

3 河东李氏家族善文化的影响

李家大院这组建筑群落不仅在明清时期晋商的发展中有过辉煌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又在祖国文教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獻,为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发挥了作用。

3.1 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李氏家族世代不移的善行善举,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家世代倾心公益,多次在当地实行大规模的赈灾救助,扶持公益事业,经常救济帮扶各地百姓,为此花费不计其数,有偿召集受困的难民,自发义修池塘,历时两年,并借工施善,不仅使贫苦百姓有饭吃,有活干,自力更生,还从根源上消弭了慌乱,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举多得。

李氏家族事无巨细,对当地家中困难百姓的救助从未间断,将自家的马拉轿车无偿借给周边村民,供他们婚丧嫁娶使用,甚至在邻市河津的苍底坡王村派遣专人用来饲养牲口,帮助那些沉重的拉煤车盘坡,不仅如此,还不忘逢年过节资助周边贫困户,帮助无力婚丧嫁娶者。这些看似细小的举动,温暖了周边困难户的心,消除了他们对富人的敌意,人们在一起和睦相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李氏家族在承担社会责任上堪称典范,无偿建立校舍、修建道路、修建池塘等义举,方便了周边村民的生活,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繁荣。李家在践行“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不等待,善无止境”的良好观念的同时,也在他们主要的生活区域形成了仁爱、感恩的良好风尚,对群众的道德水平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2 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李家在当时的河东地区可谓富甲一方。他们视百姓疾苦为己任,以乐善好施之名代代相传,不曾中断。李氏推崇仁义道德,以善良的情怀立家,以博大的胸怀传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帮助乡邻,对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稳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

李氏的善行不仅让穷苦之人有了生活保障,还使得一些顽劣之人痛改前非,让怯懦之人有了勇气。发展慈善事业,不仅解决了百姓难题,缓解了社会矛盾,还可以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关注了民生问题,才能得民心,聚民力,才能使百姓安居,国家安泰。社会重视道德的力量,才能让国家发展,人民获得幸福。

李家百年来,将善举传承,代代为继。以善良为本分,以乐善好施为信仰,将“李善人”的美名传承并发展下去。从根源上来看,李氏的成功是因为家族内代代信守的慈善观念和慈善文化。为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这些优秀文化和理念的继承和发扬。要大力传播这些优秀文化,让善良成为社会常态,成为一种时尚,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4 结语

善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李家大院的善文化就是在这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李家大院的兴衰中承载着这种善的文化精髓,在行商途中充盈着善文化的追求与传播,对李家大院善文化的研究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仙荣.万荣李家大院的“善”文化[J].山西财税,2012(03):48.

[2] 李会霞.从李家大院看晋商善文化[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论坛,2015,13(03):22-25.

[3] 彭文丽.思想政治教育家庭文化载体的现实拓展——以山西李家大院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173-174+188.

[4] 穆震.关于李家大院善文化的思考[J].沧桑,2011(04):75-77.

作者简介:杨照刚(1988—),男,贵州仁怀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