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末，武汉出现几例不明肺炎患者，随后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感染人数越来越多，这场疫情成为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在这一环境中萌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源模糊及社会情绪焦灼，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社会公众，都处于一种迷茫和滞后的状态，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谣言走在真相的前面。本文研究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传播原因以及谣言传播背后的社会心理，提出应对网络谣言的策略，旨在为后续的公共卫生事件预警。

关键词：媒体;网络谣言;传播机制;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3-00-02

1 网络谣言的定义

谣言，即与事实不相符却被广泛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不确定性信息。郭慶光认为，“谣言不同于流言，流言有自然发生的，也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从本质上来说，网络谣言是一种信息交叉的过程，一种新的依托于网络媒介的形式，通过媒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从web2.0到web3.0，社交媒体平台快速发展，谣言也随之滋生。新媒体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传播内容之复杂，更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一片土壤，技术赋权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

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

在疫情暴发初期，由于对这种病毒的了解还不够，而人的身体健康及疫情防控又是公众特别关注的话题，在焦虑与恐慌的情绪的影响下，出现了类似“盐水漱口可以预防病毒”这一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言论。由于在短时间内，政府与媒体方面并没有及时切断谣言的传播链条，谣言便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开始在各类社交平台上传播。

2.1 传播速度快

在智媒时代，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了解到社会上的各种热点事件。疫情期间，主要的谣言都发生在公共交流平台，很多来源于微信朋友圈[2]。在微信上，主要通过群分享链接，复制粘贴某一段不明来源的文字进行谣言传播。朋友圈是人际关系较强的连接“场域”，传播效果很强，很多用户出于对家人及朋友的关心，发布所谓“神医良方”，对不实信息进行二次传播。这种相对自由的开放交流平台便成为谣言的发酵地，网民们只需要一键转发和分享，就能让信息更快地流通。

2.2 传播渠道多元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发布信息的方式很少，一般通过文字或者电视新闻、报纸传播。在疫情期间，网民们除了用文字传递信息，还通过短视频、图片、音频等形式传播信息，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3]。以湖北某一乡镇的微信群为例，疫情暴发初期，政府和媒体没有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民间舆论场一片混乱，群中一位自称在武汉本地的人转发与其微信好友的聊天记录，记录里面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模糊言论。2月上旬，该人声称武汉感染的人数已远远超过上报的人数，并且散布医院拒绝给其他病人看病等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里的许多网友恐慌和焦虑。在这种对病毒不够了解的情况下，用户们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将这些信息复制粘贴到另一个交流平台，信息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传播速度进一步提升。这些不实信息通过转发分享又流传到其他平台，例如短视频平台、微博等，因此谣言的传播渠道也很多元。

2.3 传播效果负面化

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疫情的冲击本就使社会风险因素增加，社会心理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再加上谣言的肆意蔓延，整个社会受到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应对这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媒体、公众都显得惊慌无助，但媒体和政府需要站出来引导舆论，安抚公众。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政府和媒体首先应重视民众的心理健康，给民众传递正能量。湖北省黄冈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席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不停地向外打电话询问具体情况，对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一问三不知，这当然会让民众产生愤怒的情绪，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也随之丧失。

3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传播的原因

前期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使其在媒体和公共面前丧失了公信力与权威;媒体从业者专业水平及业务能力的缺失，责任意识的不强，导致谣言走在事实前面;数字化时代的信息爆炸，导致公众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下降，公民的媒介素养偏低;自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媒体原有的媒介生态，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与新闻质量参差不齐。这些都是谣言形成并传播的主要原因[4]。

3.1 网络谣言中的媒介众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主要新闻报道均为“武汉发现几名不明肺炎患者”。2020年1月20日之前，湖北当地的媒体并未对该事件作出迅速高效的反应，其他媒体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媒体反应滞后，且大多数处于“失声”状态[5]，各种谣言滋生传播。直到2月上旬，一些媒体才专门开设微博辟谣栏目，但仅仅流于表面，没有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其次，在舆论引导方面，媒体没有把握好宣传引导的方向和技巧，多家媒体出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再次，没能做到积极主动辟谣、澄清谬误。如多数媒体在辟谣方面较为迟缓、被动，执行力不够。有的采用简单的“告知式”方式，根本就没有效果[6];有的对自身出现的报道失误和虚假信息，没有及时更正，更没有向社会各界表态，说明这是假的或者这是不可信的，也没有后续，这种辟谣所产生的影响力不足以改变公众对病毒的印象。

3.2 公而不开：政府没有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在疫情防控最紧急的时刻，政府部门的决策与管控能力尤为重要。政府及时了解本地防控信息，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民众就会踏实，也能及时阻断谣言流言的传播;一旦政府变得被动迟钝，民众的焦虑与烦躁心理会更加严重，容易导致民众不信任、不配合政府，引发信任危机[7]。以李文亮医生为例，他在微信群提醒身边的同事朋友注意防范“不明肺炎”，却被当地警方“训诫”并被媒体定义为“八位造谣者之一”。待事情真相大白后，大家才知道李文亮为这次疫情预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他却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不幸去世。2月7日“李文亮”刷屏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丁香园·丁香医生更是将全国疫情地图界面全版换成“李文亮”。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在舆论引导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有的领导言辞生疏，在镜头面前表现出一副不清不楚的态势;在议程设置方面，有的领导缺乏主动与媒体沟通的意识，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左顾右盼，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降低。

3.3 信而又传：民众的信息辨识能力欠缺

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播者的地位同等重要。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体共生共荣，融合传播，信息爆炸式地流向受众，受众接收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在海量的新闻信息中，辨识真假新闻存在难度。传播学者克罗斯将波斯特曼的谣言公式R（谣言强度或者传播度）=I（事件重要性）× A（事件模糊性），进一步发展为R（谣言强度或传播度）=I（事件重要性）× A（事件模糊性）÷C（公众批判能力）。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公众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拥有信息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各种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都与民众的媒介素养、信息辨识能力密切相关。从谣言的种类来看，“用盐水漱口能预防肺炎”这类信息很多受众信以为真，证明我国公民的媒介素養以及信息认识水平整体较低。如果民众具备一点新闻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也不会轻易抢购还未完全证实疗效的“特效药”，也不会信朋友圈、微信群的各种“良方”。自媒体时代人人可发声，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也拥有话语权，但有些网络自媒体非但没有报道真实客观的信息，反倒添油加醋，影响疫情防控;少数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诋毁整个湖北地区的言论，大多数网友在不明事实的情况下，跟风抹黑疫情地区，情绪化表现明显[8]。

4 应对网络谣言的对策

4.1 政府及时回应民众关切，积极正面引导舆论

面对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首先应该积极与媒体沟通，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畅通官方传播渠道，赢得话语权。如果权威准确的信息先于谣言传播，那么谣言的传播就会被切断，这要求政府部门强化责任意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信息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公开告知涉及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政务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杜绝瞒报和不报，因为这涉及公众的知情权。疫情暴发中期，政府部门在“两微一端”上，及时公布当地的疫情状况，也开设了曝光谣言流言的窗口，这是开放言路、倾听民众诉求的做法[9]。以温州市的市长姚高员对话白岩松为例，面对主持人的发问，市长逻辑清晰、表达明确、不打官腔，及时回应市民关切的问题，圈粉无数网友。

4.2 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及时传递真实客观的信息

新闻媒体在此次疫情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社会大众通过媒体发布的信息，了解疫情的最新状况，政府通过媒体上传下达政策和举措。媒体既要注意把真实客观公正有效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又得把民众的诉求传递给政府部门，如果媒体这条渠道一直保持畅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黏性就会越来越强，不实信息传播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以湖北广播电视台移动端的“战疫集结号”专题为例，这个专题聚焦了全国各省的行动，也在各地的媒体端口同时推进，并通过多元化的呈现方式，全方位地报道了全国各个省份对湖北的援助。丁香园作为垂直领域的新媒体，在这次疫情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丁香医生1月下旬推出的“全国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每天实时更新疫情确诊情况。丁香医生还开设各类疫情栏目，收获了一大批用户，既传播了科学权威的信息，也在自己的细分领域赢得了受众和注意力[10]。

4.3 公民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提高信息辨识能力

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由于事件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公众渴求信息的程度会不断提升，特别是关系到生命健康的重大议题。当媒体和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畅通时，民众自然会被流传的谣言和不实信息所吸引，甚至自己也无意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就此次疫情期间谣言的传播者来讲，微信群中的中年用户占据一定的比例。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较2018年底增长了7508万[11]。互联网的发展使网民群体越来越庞大，网民的媒介素养与信息辨别能力也应该得到重视。传统主流媒体也应顺应新的传播形势，以活泼新颖的方式打造高品质的传播内容，借此实现主流媒体的舆论引领。

5 结语

谣言传播固然危害整个社会系统的平稳运行，但真相永远不会缺席，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让整个媒介生态变得健康透明，这需要政府、媒体以及我们每一个公民一起努力。

参考文献：

[1] 彭兰.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对新冠疫情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J].新闻界，2020（05）：36-43.

[2] 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2（3）：52-60.

[3] 穆黎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与创新[J].新闻研究刊，2020，11（06）：63+110.

[4] 朱金平.疫情信息传播应以受众需求为主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后的国内舆论场观察[J].新闻战线，2020（03）：6-8.

[5] 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探索，2006（02）：134-138.

[6] 刘海龙.从广州肺炎事件看流言的传播与控制[J].国际新闻界，2003（02）：40-46.

[7] 匡文波，郭育丰.微博时代下谣言的传播与消解——以“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2，34（02）：64-69.

[8] 刘扬.疫情中媒体传播公信力的提升与挑战[J].青年记者，2020（12）：18-20.

[9] 王凯.对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观察与思考[J].青年记者，2020（12）：21-23.

[10] 陈平.疫情报道的新闻价值与舆论导向[J].新闻传播，2010（05）：58-59.

[11]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67.0%[J].网络传播，2020（10）：66-72.

作者简介：肖丹（1997—），女，湖北恩施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