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军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49）

青年与网络小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20年来，网络小说聚焦于青年命运书写，形成了成熟的书写模式。网络小说既是青年文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对青年文化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挖掘网络小说中的青年命运书写，追溯其文化根源，探讨其文化意义和影响。本文在梳理网络小说青年命运书写传统的基础上，从青年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

一、“欺穷”：传统母题及其网络书写

斯蒂·汤普森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1]乐黛云提出：“母题，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2]“欺穷”，是“莫欺少年穷”的简称。当外在力量制造并加深青年的“穷”境时，就可以看作“欺穷”。在叙事中，“欺穷”加深了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并与其后的“达”形成艺术张力。“欺穷”书写一直存在于文学传统中，并成为网络小说的重要基因。“欺穷”书写的主要对象正是青年，而梳理文学传统中的“欺穷”书写，是理解网络小说与青年及其文化的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1.文学传统中的“欺穷”书写

格雷玛斯认为：“在故事中，最重要的功能关系便是追求某种目的的角色与他所追求的目的之间的关系。”[3]在此理论中，“支使者”和“承受者”是两个对立且可以互相转化的角色。在“欺穷”书写中，主人公必须承受外在力量的支配性对待。这种力量包括他人、客观世界、抽象的社会力量、自我的内在矛盾。外在力量就是支使者，主人公则是承受者。随着青年主人公走出“穷”境，支使者和承受者的角色发生转换。我国文学对“欺穷”母题的演绎，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

在网络小说之前，“欺穷”的演进脉络有如下几个关键节点。一是史传文学的“欺穷”实录，它们并不是自觉的艺术追求；二是戏曲小说对“欺穷”的自觉关注；三是唐传奇出现后，小说和戏剧在“作意好奇”的驱动下，将“欺穷”母题主动融入叙事中；四是以20世纪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对“欺穷”进行的技术加工和审美重构。这里分别以史传的《史记》、唐传奇《李娃传》和金庸武侠小说为例进行讨论。

《史记》塑造了一系列“承受者”群像，并实录其转换为“支使者”的历程。其中，代表人物有舜、李斯、刘邦和韩信等。这奠定了后来“欺穷”书写的基本模式。在唐传奇《李娃传》中，承受者为主人公荥阳生，支使者则包括老鸨、李娃、父母和世俗环境等。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青年，基本都作为承受者出现。如萧峰陷于民族矛盾和身份认同，郭靖身负家仇国恨，杨过继承父耻又不容于江湖伦理，张无忌自幼屡遭迫害，令狐冲蒙冤于师门，韦小宝出身娼门且被贴上太监标签。

随着叙事推进，支使者和承受者发生了角色转换。如舜成为五帝之一、李斯成为秦相、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韩信成为淮阴侯。荥阳生和柳梦梅功成名就、收获爱情；金庸武侠诸主角则得奇遇、练奇功、获美人、退强敌、成大义。

“欺穷”成为书写传统，是在文学的通俗化和商业化进程中逐步加强的。因此，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这一模式呈现爆发式增长。作为传统，支使者和承受者的角色模式则又加固了这一母题的根基作用。由此，网络小说“欺穷”书写的基因得以养成。

2.网络小说“欺穷”书写的继承与转化

网络小说发展的20余年，对应了20世纪末以来中国青年奋斗与焦虑共进的历程。在此历程中，求学、就业、婚恋和购房等，是我国青年面临的基本困境，也是其焦虑的主要外因。于是，青年们产生了“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的错位”。[4]一方面，网络小说的“欺穷”书写是对文学传统“欺穷”书写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利用镜像描写或变形升级的手段，对青年面临的困境和承受的焦虑进行的文本转化。

“欺穷”是网络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桥段”。在诸多题材中，都常见“欺穷”书写。与文学传统中的书写一样，支使者既包括实际力量，也含有抽象力量。由于后者是隐性的，前者是显性的。前者能更好地呈现在文本之上，所以在网络小说虚实中占了绝对性比例。

现实社会有一个明显特征，即“越来越多的个体发现自己在公共生活中与其他毫不相关甚至完全陌生的个体产生互动关系”。[5]网络小说对现实世界进行投射的同时，还进行了升级。网络小说中的“支使者”被强化了“陌生”属性。因此，网络小说的主人公所面临的，是比真实世界更加残酷的“欺穷”。如在《斗破苍穹》中，少年萧炎家族的长老子弟、曾经订婚的纳兰家族，都是被强化了“陌生”属性的“支使者”。

网络小说“欺穷”书写的转化，还体现在其功能性上。网络小说是对青年困境和焦虑的投射，所以“欺穷”是网络小说书写的起点而非终点。也即，网络小说最终要让青年们获得存在感和安全感[6]，并为其欲望赋于实体。通俗地说，网络小说要制造“爽点”。所以在结构上，从“欺穷”到“爽点”，就是从承受者到支使者的转换。对青年而言，网络小说短暂的“欺穷”和漫长的“爽点”架构，迅速弥补了真实世界中个体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

这样，从传统文学到网络小说，“欺穷”书写完成了从“传奇性”到“爽点”的继承和转化。从文本来看，我们仍能从网络小说中找到史传文学、古典小说戏曲、通俗小说中那些“欺穷”书写的回响。不过，要进一步实现“爽点”的跨越，还有赖“在我”的推动。

二、“在我”：个体奋斗及其意识投射

“在我”即“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简称，语出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修真的经典命题。在今天，这一命题还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核，它强调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自主的精神风骨等。[7]在当下，“在我”的首要内涵，指的就是青年的个人奋斗。在文学书写中，与“欺穷”一样，“在我”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转化。同时，“在我”又是对“欺穷”的对抗和融合。利用“欺穷”和“在我”的对举，网络小说最终实现了“爽点”生产。

1．“在我”的文化渊源与传统书写

“我命在我不在天”是基于道教修真理念而生出的文化命题，它以两种形态呈现在文学书写中。一是直接催生了道教修真题材的文学作品，二是融合儒佛文化而转化为新的文化精神。前者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到明清仙侠神魔小说中道士修炼法术、延年益寿、得道成仙或起死回生等情节，都是对“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演绎。20世纪30年代，对网络小说有着深远影响的还珠楼主则试图通过“在我”达成生命超越的理念。后者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更强调个体与世界相处时所展现的奋斗精神。这突破了狭隘的修真命题，使之进入更宏大的文化视野。这也是网络小说“在我”书写获得接纳、认可和流行的重要原因。

传统书写中，“欺穷”与“在我”尚未完全构成对举格局。从角色模式来看，一些承受者转变为支使者，主要“在天”而非“在我”。不过，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对举格局开始出现在一些书写中。如以道教精神为内核的《封神演义》，描绘了众多在教派斗争中通过主动修炼而成神的角色。修炼的诀窍，就是以“在我”之长，攻“欺穷”之短。经典角色如哪吒等，都是极力发挥自身道行长处，并打败敌人，最终肉身成神。小说诞生在市民文化流行、小说商业化程度高的明代。因此，“在我”群像的出现，强化了“在我”所强调的个体奋斗精神，契合了受众心理。

新武侠小说是“欺穷”和“在我”走向程式化的关键推动力。代表作如《倚天屠龙记》主角张无忌的传奇经历。基于金庸的传统文化修养和高潮创作技巧，这种程式化只是呈现出趋势而未定型。再辅之以大幅度的美学调整，这种“欺穷”和“在我”对举的书写，“造成了恒久的人与环境之间对立统一的强大张力，超越武侠小说类型规则而融会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美学品格”。[8]所以，它既初步具备网络小说的“爽点”特征，又契合了几代青年读者的接受视野：“他们一点点克服自己生命的障碍，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样子，都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传递。”[9]

2.网络小说的“在我”书写与“爽点”生产

雷蒙·威廉斯认为：在真实社会中，支配性力量往往会粗暴地阻断个体通过努力达到成功的道路。因此，通俗小说就通过“魔法”来弥补社会支配性力量和个体实际经验之间的裂缝。简单来说，就是要赋予个体奋斗的主人公“意想不到的馈赠”。[10]“魔法”发展到网络小说中，就成为“金手指”。

网络小说兴起和发展的进程，与我国青年面临困境和承受焦虑的进程基本同步。其后的深层背景是，个人剥离于集体，而“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11]在此进程中，个人必须奋斗，但这又可能归于失败。网络小说通过“在我”书写强化个体奋斗的作用。利用“金手指”来保证个体奋斗永不失败。如齐泽克所说，幻象“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12]通过幻象，主体及其欲望得到确认。“金手指”就是“通过生产幻象来建构现实”[13]，为青年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文本实体。于是，读者在代入阅读中得到了补偿、安慰和逃避。

与“欺穷”同时进行的，是“金手指”对个人奋斗者优秀品质的认可和实际帮助。如《斗破苍穹》中的“药老”，《赘婿》中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理念，《剑来》中的万年仙剑。可见，虽然不同的“欺穷”书写以高频率出现，但在本质上都是通过文本制造“扮猪吃老虎”的“爽点”。

为了防止“欲望”的过度膨胀或与现实世界过分悖离，网络小说又为“金手指”设定了门槛——“在我”主体的优秀品质。如在萧炎是“莫欺少年穷”的傲然之气，在宁毅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态，在陈平安则是坚韧的求生欲和淳朴的赤子之心。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文本世界，优秀品质都是个体奋斗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网络小说，则是利用“金手指”降低了门槛或者直接让其登堂入室。可见，“在我”和“金手指”的“爽点”书写，既是当下青年欲望的投射，也是其实际经验的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小说写作是基于“新文化生产空间”[14]进行的。传统的精英文学的目的是揭示病痛或宣讲教化，这形成了“作者中心”的书写传统。网络小说则多见生产式互动，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影响着网络小说文本的生成，这促成了“读者中心”的新写作传统。这要求作家通过制造“爽点”使自己或角色成为青年群体的文化偶像、精神代言人或欲望替身。于是，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宏大的哲学命题被网络小说剥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文本体量构成的可供青年读者驰骋的权力空间。所以，“欺穷”和“在我”，是网络小说在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的青年命运书写的类型化模式。

随着叙事发展，“爽点”水到渠成，“贫寒少年”们成长为丛林社会的上位者。在“欺穷”与“在我”的不断抗衡中，青年奋斗者完成了从承受者到支使者的转变。

三、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网络小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欺穷”“在我”的青年命运书写模式，且在传播和接受中对青年及其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其进行文化观照，应该注意到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问题。同时，也应进行必要的对策探讨，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1.成长危机的“去成长”书写

谈网络小说的青年命运书写，就必须谈青年成长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青年成长是实践性的，它要求青年在知行合一基础上，通过个体奋斗，进行创新创造，从而改变世界。而个体奋斗既是我国青年的现实主题，也是网络小说的青年命运主题。在网络小说中，这主要表现为“在我”。其中的青年成长，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网络小说更多反映青年成长的外在危机，而较少关注内在危机。如前所说，“穷”是当代青年面临的直接困境，也是其焦虑的首要因素。我国青年直接面临的外在危机主要有教育危机、就业危机、生存危机和制度性危机等。与此密切相关的内在危机，则有信仰危机、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存在危机等。不同于传统文学，网络小说更加倾向于浅表性书写和阅读，这决定了它们对内在危机的表达存在先天短板。而外在危机由于形式明确、形态稳定，得到了网络小说书写的青睐。如在网络小说中多见家族、宗派、种族和国家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主人公身处的外在环境和危机来源，涉及的正是教育、就业、生存和制度。在《赘婿》中，宁毅作为赘婿，且是商人家的赘婿，终生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在《剑来》中，陈平安的“长生桥”被人随意打断，失去了踏上修真之路的先决条件。类似的叙事集成了青年面临的外在危机。主人公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些危机。

二是网络小说偏重“去成长”书写。由于偏重外在危机，所以网络小说必须大幅度缩短青年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即直接赋予其成长品质，而忽略其解决内在危机的过程。由此，相匹配的外在危机也就得到了解决。于是，在不断的个体奋斗中，伴随的就是财产、权力和地位的不断积累。从形式上看，小说进程就是主人公在不停地打怪升级、获取装备和更换地图。

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巨大的文本体量都是通过外在危机构成重复的信息流。这种信息流不断产生瞬间刺激，引导读者不断解决外在危机并一直逃避内在危机。这样，网络小说中的青年形象，一般都是通过“在我”而成为支使者。这种支使者只是“定型的主人公形象”，而不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他们“怕死，也不是什么正义使者、四有青年”，“只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喜恶，道德的鞭子生存，以寻求人生快乐的家伙”。（猫腻《间客》4卷46章）

因此，网络小说对青年成长的关注，是去成长化的。在小说层面，这削弱了艺术表现力。在接受和影响层面，这不利于青年正视现实的内外危机。更进一步，游戏式叙事带来的虚无感，挤占了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空间，也减少了青年成长关于“改造世界”的意义诉求。

2.认同危机及其消解与规避

自我认同指的是自我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当自我与外在世界无法和谐时，自我认同危机就产生了。网络小说的文本，通过生产“爽点”，构建了虚拟空间。在此空间中，青年们摒弃了那些重要的内在命题，获得了外在权利。网络小说阅读，极易让青年读者获得代入感。也就是说，在“欺穷”与“在我”的叙事中，青年读者的真实知觉和虚拟幻觉达成了畸形的统一。前文提到，网络小说的文本体量构成了巨大的信息流，并赋予了青年们实现欲望的空间。所以，虚拟幻觉就挤占了真实知觉的空间。由于阅读的代入感，青年读者往往将虚拟幻觉倾注于小说主人公身上。如果长期沉迷于文本空间中，虚拟人格就得以形成并获得强化。

虚拟人格定型之后，就会和现实人格发生互斥作用。在网络小说中，主人公是短暂的承受者和永恒的支使者。在遭遇任何的“欺穷”命运时，都能通过“在我”和“金手指”与之抗衡。而在真实世界中，青年危机仍然存在。于是，虚拟人格和现实人格发生分裂，青年就开始排斥或逃避现实。

再进一步，这可能会导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分离”。[16]网络小说在表面上强化了青年们的外在危机，但由于“金手指”的存在，青年们可以轻易在陌生社会中实现“逆袭”。虚拟人格促使青年们强化了“陌生人”和“个体化”认知，既认为社会排斥自己，也主动排斥社会。

据研究，网络小说阅读具有稳固的成瘾机制[17]，这制造了庞大的阅读群体。当前社会中，从儿童到青年的网络小说接触率都极高。在这之中，网络小说成瘾的青年不乏少数。无疑，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但是，认同危机并不是由网络小说单向发生作用的。网络小说是互动性文化生产，其面貌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决定。一是从作家或小说层面提升网络小说的艺术品格，向经典化靠拢。这既可以是作家个体行为，也可以是国家引导策略。后者如近年举办较多的网络作家培训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二是在大环境层面，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该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小说的价值。例如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推动文学网站建设分级制度和作品监管机制，做好学校和家庭教育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赋予网络文学和时代青年以相同的使命和责任。一些网络文学网站主动开设征文大赛，如起点中文网的“书写新时代，杨帆新征程——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征文”等。作家个体同样也有此努力，例如《汉乡》开宗明义提出：“我们接受了祖先的遗产……反哺我们苦难的祖先，并从中找到故乡的真正意义，将是本书要讲的故事。”它呼应了国家“一带一路”的文化倡议，也是对融合青年奋斗和“中国梦”的尝试。尽管其中仍有“欺穷”与“在我”的“爽点”书写，但这无疑是对青年命运书写的新尝试。

四、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小说中的青年命运书写，既是对青年处境和焦虑的反映，也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种书写对青年成长和青年奋斗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提升网络文学的艺术品格，削弱或规避其消极影响，为当代青年赋予成长和奋斗的积极意义，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文学网站、网络作家和青年读者都应该共同参与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