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青

金圣叹因评《水浒》而名满天下，这位明末清初的苏州奇才，诗词文赋均有成就。据传，顺治皇帝曾评金圣叹说“此事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金圣叹遂引皇帝为自己知音，曾“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金圣叹不仅能文善诗，而且为人狂放不羁，忠贞梗介。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是金圣叹的至亲的舅父，明朝覆灭时屈膝投降，当上了清朝的礼部侍郎，时人皆去攀附。金圣叹却在钱谦益的生日寿诞上写下“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的对联。令钱谦益威风扫地、颜面顿失。金圣叹的胆识才华在当时赢得隆大盛名，其谈易讲佛、释儒说道、评诗论文往往卓具见识，有别于时。即使对平常的生活现象的认识之中，也新见间出，不同凡响。如金圣叹对于游历天下，行走自然间的感悟就有别于当时之人——

吾读世间游记，而知世真无善游人也。夫善游之人也者，其于天下之一切海山方狱，洞天福地，固不辞千里万里，而必一至以尽探其奇也。然其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则方且不必直至海山方狱，洞天福地，而后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

金圣叹认为，真正游行的人就是在游行之中善于探寻“海山方狱、洞天福地”中的奇特之处，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游行者“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事实上，古今中外，也只有具大才者、成大德者、事大功者才有“别才”和“别眼”。凡夫俗子，芸芸众生，能于山水田园中觅得几份情趣和真意就已经很不错了。无独有偶，“一心做宇宙文章，两脚踏中西文化”的大师林语堂先生就有着和金圣叹一样的感悟和认识。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林语堂说到了一位美国女友对他讲的故事。林语堂的美国女友曾被几个中国朋友邀到杭州的某山去看景物。那一天早晨雾气很浓，除了浓雾之外，不见一物，她很失望。中国朋友劝她说峰顶上定有奇景可见。她于是再跟着向上走去。不久只看见远处一块被云所包围的怪石，别人都视作好景。她很是懊恼，就想回身。她的朋友又劝说在顶上还有更奇的景致。她依旧跟着别人上去。最后到达山顶，只见一片云雾，和天边隐约可见的山峰。她就责问中国朋友：“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啊？”

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林语堂说，确实是有“另有一种旅行，不为看什么事物，也不为看什么人的旅行”，所看的也许“不过是松鼠、土拨鼠、云和树之类”的随心逐意、闲云野鹤的旅行。这样另类的旅行者既莫测高深，更难得一遇。在文章中，林语堂也应用了金圣叹的那句话，指出这一类旅行者的高明之处便在于“胸中的一番别才，眉下的一副别眼”。语堂先生对金圣叹此段妙文的阐释则是认为“别才”就是善游之人必须要有“易觉之心”，而“别眼”即善游之人要在山水风光中有一双“能见之眼”。易觉之心，即对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敏感善悟，触类旁通。能见之眼，即能见人所不见，自大千世界的“实景”中看见“虚无”，窥见万物本源的实质。

其实，林语堂对旅游的看法，也浸透了他一贯的人生风格，那就是逍遥的灵魂、闲适的境界、幽默的禀赋和性灵的生活。林语堂认为旅游的意义就是行走的意义，而真正的行走是一种无意识的生命的放逐，是自由精神的绝对行走，是闲适灵魂的任意漂泊。任何一次的出发都可能是一次对以往的切断，都是一次进入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之全面冒险。因为不知道终点也不知道结局，不知道等待你的究竟是什么。正是这种漂泊，使心灵不再被外在的各种纽带所捆绑，而可以自由地选择，自由地接近那个精神的故乡，那个心中深藏的世界。从出生地一步步走出来，走过人生的一道道风景，也走过一个个不同的地方。但任何一个有形的地方，都不是心灵能够长久驻足的故乡。生命旅途中只有一个起点，却没有固定的终点。这样，人生就永远处于“行走”和“出发”的状态。所以，如同金圣叹读文人游记，发出“知世真无善游人也”的喟叹，而林语堂也将时人的旅游称为“没落的艺术”和“虚假的旅行”。

特别是“虚假的旅行”，林语堂不厌其烦地为之分别画像。第一类是“旅行以求心胸的必进”，具这种心胸的旅行者包括现代的导游者的组织必行之过度而变成为“令人最难忍受的讨厌东西”。比如走过一个广场的铜像时，必叫游人去听他（指导游）讲述生于何年何日，死于何年何日，甚至许多不知所云的事实。语堂先生举了亲历的一个例子，某一天去苏州虎丘观光，听导游讲了一大通，并说高悬在剑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桥，便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妆处，实则西施的梳妆台远在十里之外。于是回来脑中常会充满互相矛盾的史实和年代，包括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而旅行的乐趣也会因此而大减。 第二类是“为了谈话资料而旅行”。语堂先生又举一例，某次他在苏州品茶，见一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的姿势摄入照片，于是就揣想这位仁兄其注意力会因重视照片而忘却了品茶的滋味和享受。他在巴黎還见到因长时间拍摄留影而无暇去参观浏览的匆匆游客。另有一类游客因为想使自己更多地游历名胜而成为日后向他人夸说炫耀的资料，故往往手拿一张游览地图疲于奔命，刚到一处尚未仔细看即急急奔向另一处，“这种寻求学问和谈资的驱策，使人在旅行时不能不于一日中，求能看到最可能的多数的名胜地”。先生常慨叹如此的旅行者虽辛苦奔波，但却沦落为功利的驱使者而必定会丧失旅行的真趣。 第三类是“愚拙的旅行者”。林语堂认为有的人在游行前事先早已能算定将在甲地和乙地耽搁多少时间，且在启程之前必先预定下游览的程序。旅行时又必如上课一般的切实遵时而行。语堂先生在此幽了一默，“他们真的好像似在家一般，即便在旅行中也是受月份牌和时钟的指挥”。 这里，林语堂对于旅游现状描摹得十分传神，相信今日的读者，尤其是旅游爱好者，都会或多或少地从中发现他人甚至自己的影像而生似曾相识之感。

林语堂先生明确主张“旅行的真正动机应是旅行之求忘其身之所在”。一个人在社会或在家庭中难免受着种种俗尚。规则、习惯和责任的束缚，一切烦恼郁闷，压抑不快时时发生，人们自然会想出种种解脱的办法，而其中最易于实现又最文明有效的也许是远与近的旅行。故语堂先生指明唯有“藉旅行以求忘却一切，恢复他的自由人类的本来面目”。他说，“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悬念”，林语堂强调“旅行必须是流浪式”，其要点是“无责任，无来往，无来客和无目的地”。大师的幽默似乎无处不在。接下来写道：“一个好的旅行家，应该是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不知道他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拥有和达到了如此的流浪精神和境界，那么便不但“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而且能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享受并获得旅行中最大最真的趣处”。

不由得佩服林语堂大师的见解和认识。一般普通的旅游者，欣羡远足仅是缘于生命不愿让方寸的空间拘系，以为举首抬眸间就能企及的事物和情境总是微不足道的，以为真正的风景定然生长在远方。然而，行年渐长，走过许多的城市和乡村，才发觉那些或雄浑或婉约的风景依旧无法填饱自己饥饿的灵魂。于是，我们终于知道，旅游当中只有“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才会自然洞见浸染于京华烟云和乡野幽草中那份闲适意趣，就会于大漠孤烟和海滨夜月中觅得几丝儿别具蕴味的逍遥精神。

如同唐人孟浩然写诗“淡到看不见诗”，因为“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真正旅行者便会在明丽清雅的自然境界中忘记了自己存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山水精神和人格气质融铸成一体，达到了陶渊明笔下“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达观自在精神，这才是旅游的真意，也是人生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