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一鸣 叶顺 肖洪根 周玲强

[摘    要]文章在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4个不同的学科视角下，阐释“纪念”作为心理活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社会事实的概念内涵，并从现代性理论出发，论述旅游与纪念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梳理了旅游纪念在上述4种本体论视角下的研究进展，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旅游纪念是具有内、外两种指向的旅游心理活动，是人们应对转折过程激变性的“过渡礼仪”，是物质或非物质的具身性旅游符号，是外在于旅游者个体的社会事实。旅游纪念是一个贯穿个体到群体、客观存在到主观意义的多维世界。

[关键词]旅游纪念;心理;仪式;符号;社会事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2-0012-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2.007

引言

纪念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现象，贯穿着文明演进过程[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纪念工作，仅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等纪念活动，并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纪念地留下足迹。同时，纪念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币、纪念册、结婚周年庆典、生日宴会、毕业典礼等有形或无形的纪念性事物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中。

旅游是纪念得以实现的主要形式之一[2]。红色旅游者在革命遗址缅怀先烈，纪念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历史;毕业生与大学4年的好友相伴而游，纪念即将结束的学生时代;新婚夫妇共度蜜月，为未来人生留下爱情的纪念。如果把“活动”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3]，那么纪念则支撑起旅游世界中一个体量巨大的活动单元集。然而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纪念的本体尚不清晰，旅游与纪念的关系并未得到系统论述[4]，特别是纪念的表征、意义和价值在旅游研究话语体系中仍然是缺位的。笔者于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知网以“纪念”为主题检索到373篇文献，未发现对纪念的概念性研究;以“旅游”“纪念”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仅得到4篇文献。由此引发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的必要性：纪念究竟是什么？旅游与纪念是否存在融通？旅游场景中的纪念（下文称“旅游纪念”）展现出何种研究脉络与潜在研究价值？

本文目的在于整合相关研究成果，考察纪念的不同本体论意义及其与旅游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多个本体论视角下旅游纪念的研究脉络，识别和整理旅游纪念的研究机会。于产业实践而言，这有助于更系统地开发、更新旅游产品与服务的纪念价值，认识纪念这一重要的旅游市场变量，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纪念需求;于学术研究而言，能提供不同学科视角下旅游纪念的概念性参照，为未来研究奠定概念基础。

1 纪念的4种本体论视角

本体论是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观点[5]，描述“是什么”层面的问题。尽管纪念是一种普遍公认的社会现象，但关于“纪念是什么”，仅有少数学者在探讨空间、建筑、艺术设计、风景园林、城市文化等具体问题时作出零碎的论述。因此，对纪念的本体进行系统的深描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的4个学科视角，系统阐释纪念的概念内涵。

纪念首先被视为一种心理活动。《现代汉语词典》把纪念作为“怀念”来诠释。在这个意义上，纪念与记忆、回忆两个心理过程密不可分。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6]，而回忆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更具主动性的记忆[7]。因此，记忆与回忆相比是无意识的、非主动性的[8]。纪念则是记忆和回忆结合的产物，其心理过程先后包括“初次承载”和“二次承载”[8]，前者指留住记忆，即“纪”或“记忆”;后者指唤起记忆，即“念”或“回忆”。换言之，纪念指的是人们在主观回忆动向的驱使下，借助世代遗传的人类本能将记忆信息再现[8-9]，使记忆信息在时间上保持能动性的延续[10]。同时，在纪念的过程中，记忆和回忆得以建构或重构[11]、激活[12]并激发相应的行动[13]。关于纪念心理的成因，有学者认为纪念是在时间上达到持续状态的结果，它的实质形同计时工具，使人们感知时间跨度而产生知觉体验，这种知觉体验和时间不可逆性形成呼应，进而可以形成某种神圣、感慨、严肃的体验。为了对抗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不可逆，人类通过纪念来制造永恒，铭记某些不可忘却的主题[8]。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14]的角度来说，纪念使人们获得记忆内容（经验），通过强化生活稳定性来满足生理与安全需求，通过强化认同、关联与凝聚力来满足相属、爱的需求[8]。

纪念也被视为一种仪式行为。仪式行为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取向，前者聚焦于宗教、神话、族群等特殊领域的行为，后者则包括聚餐、庆贺、旅游等各种人类社会行为[15]。作为仪式行为的纪念存在集体性纪念行为和个人性纪念行为之分[8]。一方面，许多纪念行为是群体的、公众的、重大的，被社会赋予时代逻辑，服务于上层建筑[1];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深入人心，传统纪念的集体性、统一性受到一定的消解[16]，个人主义的、日常的纪念行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7]。这两种取向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遗产，在当代并存且互容。总体上看，纪念仪式和其他仪式都具有形式主义、操演性和身体性，但纪念仪式更有明确的事件参与其中，从而能更好地塑造社会记忆，进行文化渗透[18]。

纪念可以被诠释为一种象征符号。作为符号的纪念具有某些特征与形式[19]，它們可以延伸、表   征和传达纪念意义[9，17，20]，这些意义可以是情感[21]、伦理[17]等事物。巫鸿将此形容为“纪念碑”与“纪念碑性”的共生[22]。“纪念碑性”是抽象的、无形的，同样，“纪念碑”本身也不一定具有实体物质形态，一些社会行为（如旅游）也可以作为纪念符号而存在。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纪念可以传播，有媒介的相关属性。它在传播过程中承载着过去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对当下和后世产生持久深刻、潜移默化的文化作用力[17，23]。纪念同样具有符号的主体性和建构性，即必须通过人这一主体来建构、传达和诠释符号的意义[24]。纪念符号与纪念意义之间的联系由人们赋予[25]，而这种联系也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被建构/重构。纪念意义被人们历史地评价，且这种评价也随历史发展而成为历史[21]。例如，历经漫长时间的文化演化后，一些初期没有被赋予纪念意义的景观（如长城）被人们赋予纪念意义[9]。对此，李开然总结出两种纪念模式：主动型纪念和被动型纪念。前者在成型之初就有纪念的用意，后者则不具备蓄意的纪念功能，在历史演变中获得纪念属性[8]。表1总结了纪念符号的典型特征[1，8，10，17，26-27]。

纪念可以被诠释为一种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所形容的是一种可以存在于人们身体之外的行为、思维和感觉方式，它对社会中每个个体施加作用力。社会事实既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有机体的现象[28]，只能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来解释[29]。不同于前述的3种视角，作为社会事实的纪念相对独立于人，有其本身变化发展的规律。这通常彰显于群体性、公众性的纪念，如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民族革命纪念。作为社会事实的纪念是人类的社会化手段，使个体了解规范、道德、伦理[9]，并将个体与个体联系在一起[16]。它可以通过“类博物馆”的教育手段[12]，将价值观（爱国主义、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等）渗透进个体的思维[13]，进而影响集体情感与行为[17]，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巩固社会秩序，增强集体凝聚力[30]。此外，纪念是连接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17，25，31]。它在前向维度追念过去的人/事件、价值/真理，以维持和保留过去的某些特征[12，16]，又在后向维度缔造了创新与期望[32]，从而维系着社会历史的延续性与完整性。

2 旅游与纪念的关系

旅游研究的早期成果揭示了旅游与纪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仪式行为的本体论视角下，两者都是现代性背景下赋予生活以某种异质意义的、异于日常时空的仪式行为。

旅游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厌恶，是对程式化的生存、劣质的生态环境等现代性的阴暗面的暂时逃避，是对日常生活的反叛[33-34]。这种“脱轨”可以理解为旅游者通过位置移动而在空间上逃离现代性[35-36]。从人类社会“神圣-世俗”（the sacred-the profane）的二元对立角度来看[37]，人们完整地进行一场旅游，恰似历经一次“世俗-神圣-世俗”的仪式[38]。经历这一仪式的旅游者逃离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状态发生积极改变，自身得到更新与再造[39]。与旅游仪式类似，人们经由纪念仪式完成了对过去的记忆、回忆或对未来的展望[17]，通向不同于当下时空的飞地。例如，旅游纪念品承载着关于旅游场景的回忆，人们可以借助这段回忆，复现、进入旅程所在的特定时空[40-41]，以实现某种精神需求。由此可见，旅游仪式和纪念仪式都彰显着人们普遍存在的体验差异取向，即让生命在异质的单元之间交替而得以延续。正如Simmel所述，人生来是越境者，当意识到自己存在于某边界划定的范围内，就要超越该边界，打破现实中连续的自我[42]。旅游和纪念都是人们与当下日常生活进行短暂分离的仪式，它们赋予了生活以异质的意义，同时又与前后日常生活连接，串联起个体的生活整体。

正是由于这种现代性语境下本质的同一性，纪念仪式与旅游仪式才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而发生同步的下移。在前现代社会，旅游是非制度性的、不被社会文化普遍认同的偶发事件，而现代性促进了旅游的“社会发生”（socio-genesis），使旅游成为大众必需的生活方式[34，43]。这种下移现象同时存在于纪念的流变过程：前现代的纪念更多是当权者阶级意识和阶级秩序的体现，对话语权的建构功能意义深远[44];自文艺复兴宣告现代社会诞生之后，纪念性越来越以人为中心[16]，对个人世俗生活事件的纪念彰显了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两种仪式同时受现代性的影响而下移到大众的日常生活，这恰是因为二者在前现代社会都被人们赋予某种奇幻的、神秘的宗教与权力色彩，却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同时转化为大众的宗教替代品，即寻求本真与意义的新渠道[34，45]。

此外，旅游是纪念得以生发的特殊场景。旅游体验的记忆和回忆的独特性已经受到学界关注[46]。景点告示牌上有时会出现这样一句话：“除了你的脚印，什么都别留下;除了你的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旅游能使旅游者产生体验，这种体验会积累成记忆[47]。旅游是一个尤其异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时空框架[15]，人们接触异于日常生活的陌生事物，故而产生的记忆相比于日常生活更加生动形象、易于回忆[48]。这观照了纪念需要经历的两个阶段，即“初次承载”（记忆）和“二次承载”（回忆）[8]，为纪念心理的营造提供了良好条件。

3 旅游纪念的研究脉络

纪念是一种心理活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社会事实。在旅游研究中，这些本体论视角各自延伸出旅游纪念的不同脉络（图1）。

3.1 旅游纪念心理

旅游紀念心理是旅游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包含两种不同但关联密切的类型。

第一，旅游者纪念与旅游本身无密切关联的事物。例如，毕业旅游者纪念的是同学情谊[49]和校园生活[50]，黑色旅游者纪念的是政权历史[51-52]、宗族祖先、重大事件[53-54]、英雄主义、神圣事业[55]。在纪念性家庭旅游中[56]，已婚夫妇通过旅游来纪念他们的婚龄[57]、往昔幸福时光[58]，子女也利用旅游来庆祝父母的重要纪念日[4]。这是一种“外在指向”的旅游纪念心理，旅游者纪念的是重要的人[59]、事物[60-61]、时光或人生阶段[46，62]等与旅游本身无关的外界存在。

第二，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取值得纪念的事物。旅游者经常有目的地保留旅游经历与记忆，便于在未来纪念[63-64]。例如，家庭旅行中一些令人难忘的旅游经历将持续地被纪念。这些重大的家庭事件经历被许多老年人赋予较高纪念价值，用于在孩子长大过后重温美好时光[65]。甚至有一些旅游者刻意制造旅行中的偶然性（如意外和偶然的发现），以产生值得纪念的体验[66]。不仅新婚夫妇通过婚庆旅游来留下美好永久的回忆[67-69]，已婚夫妇也借助旅游来补度蜜月[58]。这是一种“内在指向”的旅游纪念心理，它依附于旅游本身，认为完整的旅游活动或旅游活动片段本身即是值得纪念的事物。

这两种类型的旅游纪念心理不是背离、矛盾的。它们可能交织在一起，代表性场景是故地重游。旅游者重游曾经到访过的目的地[70]，往往是为了纪念与该目的地相关的经历。这份经历是由旅游者先前在此的旅游过程缔造的，这体现出外在指向和内在指向的循环建构。彰显了纪念所具备的衔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属性[12]，即赋予旅游者以某种生命上的延续性[17]。例如，当故地重游者发现曾经去过的旅游目的地的感官环境变化不大，而自己的生理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会形成“时过境迁”的纪念心理[59-71]。有些故地重游者将海滨视为永恒的纪念场所，因为在此可以构建一种对过去的度假场景的遐想，暂时重温童年的家庭过往。他们借助旅游纪念长辈，他们的后代也会如此纪念他们。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叙事在旅游惯习中循环，旅游纪念在代际传承过程中贯通[71]。

3.4 作为社会事实的旅游纪念

由于纪念的社会性[9]，旅游纪念具有社会事实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事实的旅游纪念是存在于群体、外在于旅游者个体的强制的力量。它将社会而非个体作为基质，先于个体存在又比个体生命更持久[29]，有建构宏观社会生活、改变社会结构的作用。例如，黑色旅游的旅游纪念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它使死亡受到社会重视，明确幸福、安全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98]。对此，有学者建议行业关注、提升旅游纪念的突出价值，认为这可以使旅游业乃至整个社会受益良多[46，85，99]，这也体现了对旅游纪念的社会事实地位的认可。同时，如果过分地、片面地强调文物展示、记忆存留等旅游纪念的社会事实功能，将会出现历史客观化和疏远化等社会问题[100]。

作为社会事实的旅游纪念由一系列与纪念相关的行为、思想和感觉而构成，以一种外在的形式作用于旅游者个体，同时又塑造个体意识、制约个体行为[29]。例如，当黑色旅游者一同参与某些纪念活动，旅游纪念就会持续建立社会反战性、社会持续性[54]。这促使人们思索伦理与教育事业[101]，提醒社会警惕暴行，治愈社会情感创伤，促进社会文化多元发展[102]，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103]。

3.5 旅游纪念研究之方法取向

在方法论层面，旅游纪念研究存在明显的国内外分异。大多数国内研究尚较朴素，或描述现象、提出批判性观点，或呈现旅游市场调研的初步结果。批判性观点大多来源于对旅游纪念现象的直观归纳与反思，缺少与既有研究的思辨对话。数据统计较为简单，关于旅游纪念的各种变量间的关系未得到充分揭示。国外研究常独立运用质性或量化研究方法，虽然田野调查、数学统计分析在某些研究中得以运用，但旅游纪念现象的复杂性意味着质性与量化方法需要结合。但从总体上看，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国内外均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针对旅游纪念的研究。

4种本体论视角对应了不同的学科范式传统，这可以为研究旅游纪念的具体问题提供方法指引。探究旅游纪念心理与其他心理变量的构成或因果关系，可采取实验、问卷等方法;探究旅游纪念仪式的运作流程和社会事实的建构机制，可运用民族志方法;探究旅游纪念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互构关系，可运用能指、所指等符號分析法[19]。多种本体论易混合于某一研究场景中，且难以剥离，这是旅游纪念问题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主要研究难点。创新地将上述研究方法混合运用，或可助于应对此问题。

4 结论与展望

随着现代旅游的多元化发展，旅游纪念逐渐成为学术话语，研究的视角、方法、理论与具体话题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4种学科的本体论视角，总结“纪念”的不同概念内涵，梳理了旅游纪念的4种研究脉络。首先，旅游者有两种截然不同但循环交织的旅游纪念心理，他们或纪念与旅游本身无密切关联的外界存在（外在指向），或认为完整的旅游活动或旅游活动片段本身即是值得纪念的事物（内在指向）。这两种旅游纪念心理驱动并反馈着旅游纪念仪式行为，这种行为凭借着纪念的前后延续效能，成为人们应对转折过程激变性的过渡礼仪。微观层面的旅游纪念心理和仪式行为逐渐累积，有机地建构出一种存在于群体、外在于旅游者个体的强制力量，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宏观存在——社会事实。而无论是心理活动、仪式行为还是社会事实，都依赖着物质类或非物质类旅游纪念符号对旅游纪念意义的表征。因此，从总体上看，人们往往习惯于单维度地理解旅游纪念，但它事实上却是一个贯穿个体到群体、客观存在到主观意义的多维世界。

旅游纪念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与探索空间。在整体上，旅游纪念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主要从其他学科寻得理论借鉴，缺乏旅游学视野下的反思重构。旅游纪念研究成果大多是其他主题研究（如旅游记忆、旅游怀旧、家庭旅游、蜜月旅游）的附属品，旅游纪念在其中难以实现概念的剥离，边界混淆不清。这有赖未来依托于某种场景对旅游纪念展开系统的、针对性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战争、革命、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相继发生，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全球一体化带来诸多机遇与挑战，个体也在其中经历激变，这都为旅游纪念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例如，历经战争与灾难洗礼的遗址成为黑色旅游目的地，发生重大事件的革命纪念圣地纷纷开发红色旅游，历经移民、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的旅游者怀着故土怀旧情结回归乡村，大学生为实现“学校?社会”过渡而发起毕业旅游，这皆能成为旅游纪念研究的具体场景。

相应地，4种本体论视角下的旅游纪念研究也各自需要补充和发展。

旅游纪念心理。当下研究虽已涉及旅游纪念心理的构成、影响因素、生成机制、作用效果等问题，但尚未全面、系统地加以关注。未来研究应统筹旅游者、旅游吸引物、旅游地等旅游场[104]中的多方面因素加以系统研究。旅游纪念心理缺乏内容量表，限制了旅游者心理测量，未来研究应通过质性和量化方法编制适用于某种具体情境（如国别）的旅游纪念内容量表，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信度与效度。旅游纪念心理的影响因素是主观与客观的交互，而当下研究大多关注旅游目的地属性等外部要素，却对旅游者的自身经历等个体属性研究不足，有赖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介入;外部要素不仅涉及旅游目的地的宏观自然、人文环境，还涉及某些纪念空间（如纪念碑、纪念馆）的空间属性，未来研究可以将旅游纪念心理作为一种空间感或“场所精神”[105]来看待，其重点、难点在于将传统空间研究范式与旅游体验范式相结合。虽然旅游纪念心理对旅游消费者行为，尤其是增加消费额度、延长消费时间等方面的影响已经受到关注，但有待以实验等实证方法探索其中的关系。

旅游纪念符号。现有研究虽区分了某些旅游纪念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象征与被象征关系，却尚未形成对旅游符号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此外，传统纪念研究片面关注建筑、雕塑等物质符号，当下对旅游纪念符号的研究也深受这一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旅游具身范式启示下，学界需要更加关注非物质性旅游纪念符号，进而对旅游纪念符号的类型与特征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

旅游纪念仪式行为。虽然仪式行为角度的旅游纪念研究尚属空白，但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可用于研究此问题，本文借助过渡礼仪理论来解释旅游纪念即是一种突破性尝试，但有待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个案验证。衍生于过渡礼仪理论的神圣游程、阈限、互动仪式链等旅游仪式理论[15，91]可以进一步用于阐释旅游纪念，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其仪式行为的本质。“仪式行为”与“社会事实”的两种本体论视角可以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用以探索上层建筑重大纪念仪式与基层个体旅游纪念仪式的有机结合方式，为提升旅游事业的政治功能、促进大型公共纪念事业人本化提供思路。

作为社会事实的旅游纪念。学者虽已建议行业关注旅游纪念对旅游业乃至社会整体的重要价值，但仅停留于呐喊、呼吁，未提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建议。旅游纪念产品设计、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旅游纪念心理营造、纪念性旅游目的地管理与营销等都应成为未来研究焦点。此外，旅游纪念尚未被视为制度体系、观念体系等某种具体的社会事实加以考察，有待以社会学范式分析其作为某种具体的社会事实的变化发展规律。在认识论上，当下研究大多较为客观地解读旅游纪念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未来研究可尝试运用价值导入更加明显的批判视角来分析相关问题，如旅游纪念与传统文化可持续、旅游纪念与社区中心化、旅游纪念与家庭或婚姻制度、旅游纪念与文化弱势群体（如部分景区内少数民族文化展演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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