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萍

女儿在房间里用电脑上网课。

这样温馨的周末下午，任谁也想不到，我们是因为新冠病毒已经在家禁足两个月的一家人。

“妈妈，我快饿死了，上蛋糕！”孩子每次上完一节课可以休息十分钟，这个小馋猫知道今天下午的课间餐是烤蛋糕，所以，她故作饥饿状。

我闻声迅速端上一个八寸金灿灿的戚风蛋糕，外加四个纸杯小蛋糕，满心期待女儿的夸奖。哪知她看了一眼微微有点儿发白的蛋糕表层，就有了疑问：“这是外婆家的鸡蛋做的吗？”

正月初二从湖南带回的土鸡蛋装了两个塑料小桶，大概150多个，疫情期间，出去买东西不方便，我利用这些宝贵的土鸡蛋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吃的：鸡蛋手擀面、戚风蛋糕、纸杯蛋糕、小蛋黄饼、摊鸡蛋饼、蒸鸡蛋羹、煮茶鸡蛋、西红柿鸡蛋汤。这些小小的、圆圆的，白壳、绿壳的土鸡蛋，陪我们度过了疫情最艰难的时刻。现在，它们虽然都被消灭了，但女儿却始终不能忘记那些美味的土鸡蛋。

小时候，家里也养了很多鸡，我们放学回家要在天黑之前给鸡喂食。身材小小的我，端着一瓢稻谷要去洒在禾场上，但还没走到屋檐下，那些胆大的公鸡就会直接飞起来，扑向我的稻谷。那锋利的鸡爪子直接抓住我的衣服，我受到惊吓，只好马上把稻谷就地扔下，逃回屋子里。有时候我也跟鸡较劲儿，看见它们飞上门前的一棵“丁”字形的桃树，我便也爬上去。可是，这桃树的树干太光滑了，我下去的时候不敢跳，顺着树干又下不去，幸亏奶奶跑过来把我抱下。从此，我再也不敢跟鸡比高低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们下的土鸡蛋的。

生平第一次觉得土鸡蛋值钱是在二年级时，有一位漂亮的外村老师调到我们村教书，不幸生病了，在教室后面的小屋里躺了两天。放学后，堂姐就邀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第二天给老师买包红糖。那时候，红糖五角钱一包，我们说好堂姐和我一人出两角钱，另外一位同学出一角钱。第二天早晨去上学时，堂姐告诉我她带了钱;我因为没敢跟家长要，急得团团转。堂姐要我偷偷拿两个鸡蛋去学校，走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部，我们把鸡蛋卖给老板，果然卖了1.9角，后来差一分钱找同学借的。

从记事起，每天晚上鸡回鸡笼之前都是我去喂它们。尽管我对养鸡做了一定贡献，但那时却难得吃到一回鸡蛋。一般的时候也就三十晚上守岁时能吃上两三个茶鸡蛋，为了多吃鸡蛋我常常强撑着熬夜;再就是自己生日可以吃到一个煮鸡蛋，煮出来的鸡蛋剥了皮，像一个小小的胖娃娃。

奶奶的生日，应该是秋天，妈妈总会给奶奶煮上一碗麻花和三个糖心荷包蛋。奶奶总说自己喜欢吃煮麻花，不爱吃鸡蛋，怎么劝也只吃一个，准给我和弟弟一人留一个荷包蛋解馋。也许从儿时起老妈就看出我馋糖心荷包蛋，我在北京生完女儿坐月子时，她一天就给我吃五六个糖心荷包蛋。

每年的春節过后，老妈总会挑一些好鸡蛋来孵小鸡。母鸡孵化一段时间之后，妈妈就把鸡蛋拿出来，用一盆温水去试试，看看哪些鸡蛋能孵出小鸡。能出小鸡的鸡蛋一般都是半沉半浮于水面，坏了的鸡蛋都是直接漂浮在水面的。老妈拣出坏鸡蛋，用旧报纸或我们的草稿纸包好，再把鸡蛋表面的纸弄湿，做饭的时候把湿纸裹好的鸡蛋放在土灶里烧，听到灶里“嘭”的一声响，表明鸡蛋烧好了。上个世纪末，在北京的小胡同里经常会有卖烤毛鸡蛋的小贩，不过，他们也把快孵出小鸡的鸡蛋烤了卖（这太残忍），我从来不吃那些带小鸡的毛鸡蛋。

不管什么时候，女儿说起“外婆家的鸡蛋”那都是相当自豪的，仿佛土鸡蛋是她外婆家的专利。我也时常想起老家的土鸡蛋，尤其是香软可口的荷包蛋。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