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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已过八十岁

2020-01-03刘帆

海外文摘·文学版 2020年12期
关键词:哥哥母亲

刘帆

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十年前,我的母亲亡故,我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父亲,由此产生了一种恨。那时候,父亲沉迷于一种什么功法,固执地认为,人有病了不能吃药,唯有用功法治病。他不单自己不吃药,也不让母亲吃药。可怜的母亲,一辈子于大事上总是习惯依赖父亲,没有自己的主见,对待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

母亲那次是得了中风,必须立即送医院治疗,片刻也不能耽误,这是基本常识。父亲居然想阻拦,说他有办法治疗,但他那一套根本说服不了我们。母亲还是住进了医院,治疗一个阶段效果还不错,出院前,医生再三嘱咐:康复治疗需要很长的时间,药一定不能停。

问题就来了。母亲一旦从医院回到家里,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是否能够按照医嘱保证服药,完全是父亲说了算。因为父亲的行为失常,对此我们是有担忧的,一度想让母亲与父亲分开了生活,但又觉得不妥,老两口感情还是不错的。我很懊恼当时的犹豫不决。

高血压、脑血栓,是常见病。母亲是初次犯病,第一次并不太重。但在父亲当时那种观念的主导下,拒绝后期药物治疗,受蛊惑于练某种功法。母亲后来又犯了几次,结果一次比一次重。但父亲坚持他的方法,死不悔改。

母亲走的那年,年龄并不算大。医疗技术也足够发达,她的阳寿本不该尽,是人为的折腾,让她未能享受儿孙的天伦之乐,早早离开了人世。

我看得分明。如果按部就班地治疗,这种病不至于发展得这么快。我难道要把这种结局拿过来与父亲对质?同样是至亲呀!更何况,母亲走了,对他的打击也很大。

这么多年了,每每想起,恨就止不住从我心中生起。但恨又没有出路,我又去恨谁?我恨的人恰恰是我最亲的人!

还有一笔账,也要记到父亲头上。我的大姐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血压高了,不吃药,不治疗,结果才50多岁就追随母亲而去了。我反复琢磨大姐的病情发展过程,实在是想不通,这种病并不是绝症,只要她积极地去面对,正确地去治疗,何以致命?

还有哥哥,其人生中有近十年的宝贵时光,被他的诸多荒唐行为给糟蹋了,这账似乎父亲也逃不了干系。因为哥哥的种种怪异行为,或多或少来源于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自己为人父,为人子,未尽应尽之力,却去空谈什么高屋建瓴的东西。

母亲走时,哥哥不在身边;父亲病了,哥哥不在身边;他儿子尚幼,需要他的温暖与指引,他似乎早把父子之情抛置于九霄云外。儿子大了,等着房子结婚,他终于急了,良心发现他还生了个儿子!哥哥平时并不多与我联系,但一旦他与我联系,我就本能地有一种不好的念头:又有什么麻烦事要发生了。

一个家族,一个大家庭,物质上的困难、外在的压力等,并不一定会导致分崩离析,一旦在思想意识上产生分歧,没有共同语言,不能换位思考,大家如何能做到其乐融融地聚餐、出行,把酒言欢?借口当然有的,工作繁忙,小家庭繁忙,渐渐地大家就疏远了。但又是手足,毕竟不是路人,这个滋味实在难以诉说。

寻到根上,只能恨父亲,终究得恨父亲。

踏遍万水千山,但愿归来还是少年!可能吗?我们毕竟要面对现实!我们人届中年,母亲故去十年,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时光真的让人唏嘘。

我心里一直记恨着的父亲,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始终盘踞在我的内心。父亲的脊背弯了,牙齿没了,听力也明显下降,他已自顾不暇,一些事不求人就办不成!他心里隐隐作痛,毕竟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兄妹六个的成人,父亲的脊背为此而背负着多少的艰辛!我那年去省城读书,父亲陪着我,去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送我到学校,然后看着烈日下他转身返回的背影,当时我眼里满噙着泪水,想到了朱自清的《背影》……作为一个儿子,又如何能去恨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亲呢?每每想起往事,心里犹如潮水汹涌,无以名状,不知道该如何倾诉。

这个家族的今天,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背离偏执,我该如何去面对?一定要记着恨吗?一定要为“恨”找个落脚点吗?记得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是说人应该学会选择,懂得放下。

从小学读到博士,我做过太多的选择题。关于“恨”这道选择题,我今天遇到了,想有个了结,该怎么选?如曼德拉,他若自己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心灵上不能获得解脱,就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能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依赖于他个人的意志,是他自己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意识具有能动性。书本上相对容易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而生活中呢?我的心魔,我的心结,便在于此。

宋代邵雍作《君子饮酒吟》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每每读及,其所描绘的和美家庭关系,谁不想这样呢?是子女如我等的不孝,还是长辈如父亲般的不慈呢?

这本是我所想要的呀!

日子照样要一天天过下去。五一假期,四天时间。我决定抽一点儿时间,回去陪陪老人。父亲老了,子女如果不去接他,他就只能囿于他所在的小院周边,走不出多远。

根据我的假期安排,只能在五月三日上午有时间陪父亲走一走。提前一天联系好,早上早早去接父亲。父亲还没吃饭,我便拉着父亲去外边早餐摊上吃。摊了一个鸡蛋不翻儿,要了一杯豆浆,在车上吃。父亲边吃边说,就这么简单的事(指买早餐),如果我不帮着买,他似乎就吃不到嘴。又说到他的工资卡,他自己到银行取不成了,只有靠和他一起住的哥哥嫂嫂管理了,他们要不及时给他零花钱,他也就花不了。

济渎花园就在古济水流域的北环城路边上,仍在建设中。为了满足五一期间市民游园的需求,开园几天,假期一结束仍要封园施工。我们来得早,花园门口车并不太多,我让父亲先下车,我再找地方停车。停好车,拿了折叠凳子,掂了一盒奶及几块饼干赶过来,见父亲坐在一个小吃摊儿的凳子上等我。摊主客气地说,人上年纪了嘛,不吃也让坐,谁能不老呢?我赶紧谢过人家。

济渎花园规划面积一千一百亩,地方不小。父亲走得很慢,如果按这样的速度走,单是走到牡丹王那儿,估计都困难。想一起乘小火车转一圈儿,但人不满,一下子开不了车。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父亲力不从心,走不动了,对牡丹园有点儿意兴阑珊,便选择大门右边的阴凉地坐下来,等着我进去转一圈儿,出来后再一起离开。

我到花园里边转了转,没多逗留,到门口给父亲照了几张照片,扶父亲过马路,开车上路直奔文化城。

父亲仍在记挂我书院筹建的情况,说有时间了拉他去看看。又说到他的工资,他还是想存一些钱,将来哪个子女有急用了,他也可以出把力。又说到哥哥平时脸难看,整天不与他交流,我只能劝他。至于退休工资的用场,我向父亲建议,留着,还不如糊涂着花,早花了比晚花了强,那点儿钱也派不上大用场,反而容易引起矛盾。

因为是随便拉扯,父亲又说他如果能活到90岁,我们要好好给他过个生日。他也想聚会时,给儿孙辈们都发个压岁钱。我说这好办,到时我给他换一沓崭新的100元面额的钞票,并开玩笑说,是不是要每个晚辈都给他磕了头才发钱?父亲说,不磕头,不磕头,让大家磕头干啥。

到文化城是看杨杰的书展和张伟的画展。父亲年轻时喜欢书法与绘画,五一期间正好有展览,就想着让父亲也来看看。父亲吃力地走上文化城的台阶,步入展厅,在杨杰的介绍前撑开了折叠凳,坐下来,一边歇息,一边看。在展厅走走看看,包括画展,父亲俨然已经欣赏不了,因为他似乎不能集中精力去细究一幅书法作品的内容,或者去看一幅畫的技法或特色。精力有限,欣赏能力似乎也有限。我的想法有点儿不切合实际,看书画,对于年过八旬的父亲,似乎已经不是一种享受。

这一趟陪父亲出行,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也会老的,凡事要趁早,人生走到老年,诸事休矣。一个人如果不能彻底地进行换位思考,就不可能进行自我反省与反思。我这个人呀,老实的同时,有时何尝不刻薄,有时何尝不偏执,有时何尝不糊涂呀!

人终要自己学着去忏悔。

原载《湖南文学》2020年第8期

责任编辑: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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