弭云琪

摘 要： 宋代市舶机构的历史始于北宋初年广南市舶司的建立，终于南宋灭亡。两宋期间，随着航海贸易状况的变化，宋廷不断调整沿海港口市舶机构的布局。沿海诸司/务之中，北宋初期所设广州、杭州和明州三司及北宋晚期增设的泉州市舶司长期存续，而密州、江阴、秀州、温州诸司/务则在设立一段时期后遭到撤废。两宋时期各地市舶機构的存废，是宋代沿海贸易状况变迁和宋廷市舶管理政策异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宋代;市舶司;海外贸易

为了有效管理海外贸易活动，北宋消灭割据广东的南汉后，即沿袭旧制设立广南市舶司，这是宋代设置市舶机构的开端。《宋史》中记载：“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2661）宋代市舶机构主要有三级：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市舶司最早设在路一级，如北宋初年的广南路和两浙路，后来两浙路分别在杭州、明州置司，州级市舶机构亦称司，之后增置密州、泉州两个州级市舶司。

在市舶机构体系中，“市舶务”是市舶司的次级衙署，元丰六年（1083年），密州知州范锷向上请求在密州本州置司，州下属板桥镇置“抽解务”[2]（4206）。成立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的秀州市舶务是《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两浙路最早的“市舶务”，随后两浙路又设立了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均为路级市舶司的分理机构。广南市舶司也设有广州市舶务，因为广州市舶务贸易吞吐量数较大，对广南路市舶司进行补充。泉州市舶司发展起来后，提举官曾上奏希望在泉州设市舶务[2]（4208）。关于“市舶场”的职能，根据“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搬运入京”[2]（4209）这一记载可知，“场”原本是指市舶司进行抽解的地点，但后来“场”转变成市舶司/务下辖的机构，例如《宋会要辑稿》中记载青龙港设有青龙场，《宝庆四明志》中记载杭州市舶务设有澉浦场。

目前有关两宋市舶司机构变迁的研究也积累了一些学术成果，但是相关学术成果大多专注于某一市舶司或局部地域，例如吴振华的《杭州市舶司研究》、周振鹤的《宋代江阴军市舶务小史》和施存龙的《唐五代两宋两浙和明州市舶机构建地建时问题探讨》及日本学者土肥祐子的《陈偁和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等，现在本文将做较为全面的梳理。

一、北宋时期市舶司的数量及分布

北宋时期最先开始只有广南市舶司一处，后宋太祖消灭吴越政权后，又增设了两浙路市舶司，后两浙路下杭州、明州各市舶司，但是宋太祖时未设市舶的交趾与泉州允许蕃商前来贸易[1]（3054）。北宋中期以前广州、杭州、明州市舶机构三足鼎立，直到公元1083年密州市舶司成立、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这一状态才被改变。

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广南市舶司成立[1]（3054）。广南路市舶司是宋朝最早建立的市舶司，官署位于广州，又称广州市舶司。当时，北宋还未统一南方诸国。《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太祖开宝四年六月，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充市舶使。”[2]（4203）由于东南诸国交通便利，而且地处南部沿海，受战乱影响最小，广州市舶司是宋代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市舶司。但是在北宋时期广南市舶司曾一度受到内部政治斗争影响，王安石变法导致市易务与广州市舶司争权，造成广州市舶司亏损。

端拱二年（989年），两浙市舶司成立，治所位于杭州，《乾道临安志》记曰“提举市舶衙旧在城中，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县”[3]（26），据此可知，淳化三年（992年），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但次年，因为监察御史张肃的上言，两浙市舶司又回到杭州置司。《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后又于杭州置司。淳化中，徙置于明州定海县，命监察御史张肃主之。明年，肃上言非便，复于杭州置司。咸平中，又命杭、明州各置司，听蕃客从便。”[2]（4203）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九月，两浙转运使副王渭曾希望取缔明州市舶司，只保留杭州一处[2]（4204），但是朝廷为了蕃商的便利没有答应。景祐九年（1042年），中书门下又建议罢黜杭州、明州两处市舶司，只在广州一处抽解，但是三司认为：“今与师孟同共详议广、明州市舶利害，先次删立抽解条约。”[2]（4206）最后朝廷因“恐逐州有未尽、未便事件”[2]（4206）决定重新详定。不过，其后明州和杭州市舶司确曾遭到撤废。《宋会要辑稿》记载：“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十一日，诏：杭州、明州市舶司依旧复置……”[2]（4207）既然是复置，可见之前杭州市舶司和明州市舶司被取缔过，但这次取缔的具体时间难以明确。

密州市舶司是宋代唯一处于北方的市舶司。元丰六年（1083年），密州知州范锷提出了增设密州市舶司，打破了广南、杭州、明州三足鼎立的布局。《宋会要辑稿》记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知密州范锷言：欲于本州岛置市舶司，于板桥镇置抽解务，笼贾人专利之权归之公上，其利有六……”[2]（4206）直到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三月十八日，朝廷同意了范锷的建议，密州板桥才增至市舶司[2]（4207）。密州位于北方距离当时北宋的首都开封更近，同时受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影响更大。南北对峙一直是影响及困扰宋朝整整一代的问题，最终随着金军南下北宋灭亡而爆发。伴随着金军南下国土沦陷，密州不再是宋朝的国土，密州市舶司也就消失了。

泉州作为良港，在设立市舶司前已是海外贸易商人货物交换的聚集地。但是随着《元丰市舶条》的颁行，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管理更为严格，来往泉州的商船必须前往广州市舶司进行抽解，给泉州的海外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有了泉州设立市舶司的提议，当时的泉州府知事陈偁致力于促成泉州市舶司的设置。《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2]（4207）没有明确指出元祐二年泉州增设的是哪一级市舶机构。

《宋史》中记载元祐三年（1087年）范锷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1]（3056）这条史料可证泉州市舶司初次置司于元祐二年（1087年）。

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两浙路增设秀州华亭县市舶务。《宋会要辑稿》记载：“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二十四日圣旨，于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抽解博买，专置监官一员。”[2]（4208）而后因为青龙江浦淤塞，不便于船舶停靠，便少蕃商前来，于是朝廷罢去秀州市舶务的监官，让知县兼任。之后青龙江浦又被疏通了，再度成为商船聚集之地，于时在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四日依旧例置监官一员管干。

二、南宋時期市舶司的数量及分布

随着金军南下，位于北方的密州市舶司首先受创，两浙市舶司与福建市舶司受到了巨大的震荡，广南路市舶司位于南方，受金军南下影响最小。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二十四日，听从了福建路提点刑狱邵涛的建议，诏两浙、福建路依旧复置市舶[2]（4208）。由此可知，因为兵祸，两浙路与福建路市舶司在战火中一度停废，在南宋朝廷稳定下来后，对这两路市舶司进行了重建。

南宋时期，泉州市舶司后来居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买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2]（4209）可以看出福建市舶司虽然成立晚于两浙路市舶司，但是在流经贸易体量上已经超越两浙，与广州市舶司并肩。

在南宋，不同于广南路、福建路“各置务于一州”，两浙路市舶管理权不再集中于杭明两州，而是逐步形成“分建于五所”[2]（2661）的多层次市舶司/务体系。《宝庆四明志》中提出：“浙务初置杭州，淳化元年徙明州，六年复故，咸平二年杭明二州各置务。其后，又增置于秀州、温州、江阴军。在浙者，凡五务。”[4]（131）

建炎四年（1130年），秀州华亭县市舶务从青龙浦被移到通惠镇[2]（4210）。《宋会要辑稿》记载在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三日，诏两浙提举市舶移就秀州华亭县置司，官属供给令秀州应副。”[2]（4210）自此，两浙路市舶司的官署从杭州迁到了华亭县，杭明两州市舶机构的称呼也由“司”改为“务”。《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四日，户部言……今据两浙提举市舶司申，本司契勘临安府、明、温州、秀州华亭及□责龙近日场务……”[2]（4211）据此可知，到了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路市舶司下辖临安府、明、温州、秀州华亭四个市舶务及青龙场一个市舶场。

江阴军市舶务建立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会要辑稿》记载：“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从本路提举市舶司请也。”[2]（4216）

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两浙路市舶司被废，当时下辖的临安府、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五处市舶务归于两浙路转运司管辖。《宋会要辑稿》记载：“祖宗旧制，有市舶处，知州带兼提举市舶务，通判带主管，知县带监，而逐务又各有监官。市舶置司，乃在华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举官者带一司公吏留明州数月，名为抽解，其实搔扰。余州瘠薄处，终任不到，可谓素餐。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货浩瀚，置官提举，诚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废罢。”[2]（4218）两浙市舶司被撤的直接原因是时任提举官带着一众官吏从秀州到明州以抽解为名逗留数月，骚扰过往船舶，触犯圣怒，被取缔了。两浙市舶司罢废之后，职事转归两浙转运司掌理，五处市舶务就成了转运司的附属机构。

根据《宋会要辑稿》中户部侍郎蔡洸的上奏，淳熙元年（1174年）七月十二日时两浙路至少存有临安府、明、秀、温州四处市舶务。“户部侍郎蔡洸言乞委干办诸军审计司赵汝谊往临安府明、秀、温州市舶务，将抽解博买、合起上供并积年合变卖物货根括见数，解赴行在所属送纳，趁时出卖”[2]（4219）。

《宝庆四明志》记载：“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明州）得受而遣焉。”[4]（131）由此可见，宁宗更化（1195）之后，温州与江阴、秀州三务曾一度被废。然而，《宋会要辑稿》记载：开禧元年（1205年），“下明、秀、江阴三市舶，遇蕃船乳香到岸，尽数博买”[2]（4221）。可知当时秀州、江阴军市舶务又恢复运转。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嘉定六年（1213年）四月七日，两浙转运司上书中提到了临安市舶务有商人在住卖来从广南与福建蕃商那里收购的已经抽解过的舶来品，“从例系市舶务收索公引，具申本司，委通判、主管官点检，比照元引色额数目一同，发赴临安府都税务收税放行出卖”，如果有超出条引上的数额，“即照条抽解，将收到钱分隶起发上供”，但是当时规定“舶船到临安府不得抽解收税”，所以最后要求此类船只前往已更名为庆元的明州舶务抽解[2]（4221）。可见当时临安虽有市舶务，但不再担负抽解职能，仅发挥舶务管理的职能。

在淳祐年间，临安市舶务的抽解职能有所恢复。根据《淳祐临安志》，淳祐六年（1246年），澉浦设市舶官，以接纳部分来杭贸易的海舶，淳祐八年（1248年），南宋政府“拨归户部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务”[5]（69）。

江阴军市舶务也被恢复。绍定年间（1228年—1233年），知军颜耆仲再次重修江阴市舶务，又建了宽民堂，并且赋诗“圣训昭垂未至仁，此堂取义立名新，通商有道能徕远，计利无心盖为民，宽赐一分皆德意，奉行两字属微臣，年年宝货千艘集，好是熙台到处春”[6]（35）纪念此次重修市舶务。

随着南宋灭亡，宋朝的市舶司/务作为政府机构不再存在，但是这些港口城市们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终结，元朝对于海外贸易采取开放的态度，重新设立了市舶司。随着战争的伤痕被时间治愈，这些港口城市再度恢复了繁荣。

三、结语

宋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2]（4213）市舶司作为当时宋代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从海外贸易上攫取利益，因此市舶司设立的地点都是对外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城市繁华且具有相对军事安全的港口城市，或与港口有水道联通的城市。

从集权角度及管理成本来说，市舶司的数量越少，国家支付的人事人本就越少，这是除广州之外的市舶司一度被建议撤销的原因，也是泉州市舶司与密州市舶司设立过程曲折的原因。但是市舶司的存在是为了国家在海外贸易上获得更多的税收，需要有更多的商贾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因此两浙市舶司/务被撤销后还是被复立。根据上文论述，宋廷在市舶运营方针上，始终存在少数市舶枢纽港统理和多个贸易口岸分理的两个思维向量，地方市舶机构的设立与停撤是两个向量彼此制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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