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芷欣 张子涵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具有时代性的概念，它是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形态。新媒体发展的意义不仅仅只停留在作为科技成果的物质层面，更包括它对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的重新构建。如今，新媒体已经全面深入个体、组织和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新媒体的研究不仅关涉着实践层面不同使用主体的传播效果，还有助于我们从媒介生态的角度理解这个愈发中介化的社会的文化和结构[1]。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优秀的中华文化。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紧要关口，保护和发展各民族文化、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为重中之重。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载体，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中作用巨大。梅罗维茨的媒介情景理论揭示了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介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系统，而在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和传承必然面临挑战，但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借助新媒体的特性和功能，可以更好地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服务。

本文以知网高级搜索和百度学术高级搜索为数据检索工具，以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为检索时间，以新媒体、融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等关键词对论文进行检索，然后再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人工筛选，除去简报、卷首语等文章，共获得论文总量19篇。总览2019年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一、家庭文化传承成为新研究热点

（一）助力少数民族家庭文化传播与传承

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建设家庭、发展家教和形成家风多有论述，并提出了“家庭是人生第一个课堂”的观念。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要场域，少数民族家庭文化传承是2019年新的研究热点。孙丽群对贵州几个少数民族的微信家庭群进行了观察，发现少数民族家庭微信群内家庭文化传播图景构成一般以语音、文字、视频内容的日常浸润为主，各种类型的超链接、公众号文章分享、朋友圈投票等微信衍生的分享形式与民族文化内容的融合为辅[2]。

从微信的使用对少数民族家庭个体成员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努尔比亚·亚生认为，喀什维吾尔族妇女使用微信时所获得的信息积累、思想观点都使她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而这些变化也更新了她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强化了她们对自己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认同[3]。

（二）推动少数民族节日传承方式变迁

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借助新媒体能够改善传播多在民族内部和大众传播能力较弱的现状，补齐传统传播方式的短板，这是实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必经之路。

石金和王万鹏对新媒体环境下贵州少数民族节庆文化品牌的建设做了较为深入的探析，他们认为贵州少数民族节庆文化品牌化建设的道路，保护了节庆文化世代传承，传播了节庆文化的精神内涵，又助力了区域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4]。

周晓艳将西藏的节庆文化大体分为三类，指出了三类节庆文化的传播均起到了传承民族文化、调节社会情绪、促进民族认同的作用，并指出媒体的传播使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得到延伸扩展，而有选择性地呈现传统节日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和传播

民族音乐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族传统音乐的原始性格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信仰文化等是难以割舍的，其中注入了原生态的文化独特性。新媒体的出现对民族音乐的传播与传承工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工具。王曦指出，新媒体的传播机制解决了传统传播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另外它可以将民族音乐放置于公共的网络空间，受众范围会变得非常广泛，实际播出模式也相对多元，这不仅使得广大听众可以直接认知民族音乐，更促进了民族传统音乐与时代的融合，使得民族音乐的传承可能性加大[6]。

谢晓娣从民族音乐的国际传播视野出发，点明了新媒体的使用对我国民族音乐跨文化传播具有促进作用，新媒体自身的便捷、可互动的特性，提高了其他文化体系内的受众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接触、了解、认同和交流，同时也提高了我们传承自己民族音乐的兴趣和投入力度[7]。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民族文化得到数字化记录、保存，并利用网络发送至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除民族音乐专辑的制作与发表外，我们还可以利用音乐软件，在音乐推荐列表中加入民族乐曲，让更多的用户接触到它们。

（四）对少数民族其他文化传播传承的作用

民族艺术的传播需要一定的介质，歌曲、画作、神话故事等则是其传播民族精神文化的主要中介。耿灿指出，蒙古文书法在新媒体传播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传播形式变得立体化、多样化，传播的主体间互动频率增强，主体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蒙古文书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承难的问题相较以往更容易得到解决[8]。陈鸿雁认为，依靠短视频创作将文化资源视觉化，与VR技术相结合，提出创意并交互设计，实现视觉资源的虚拟交互化可使裕固族的口头文学得到很好的保存，再通过应用智能终端进行传播，可以实现对无文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9]。

二、民族文化携手新经济

（一）民族元素与商业文化作品的融合

依托于互联网的现代商业所产出的文化作品在有形与无意之中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这样的做法不仅增强了商业文化作品的吸引力，也凸显了广告中的民族形象、民族文化符号。白婷婷等人认为在公益广告中融入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文字、优良的民族风俗等元素的实践方法，有利于形成鲜明的民族特征，增强品牌的独特个性，这种融合也增强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使大部分受众能够产生共鸣，自觉自愿的为文化传播贡献力量[10]。

（二）民族旅游产业数字品牌化

随着全民旅游热的出现，民族地区的文化借势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旅游景区借助资源信息化、网络信息化等优势，结合专业网站、移动终端、社交软件和各类型创意活动等，将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内容结合新媒体技术手段进行展示。邓良柳为社交媒体时代民族文化旅游品牌营销提供了新的思路，他指出，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大批关键意见领袖（KOL）产生，他们能够与用户产生共鸣，并能够引导用户消费，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很多大牌明星。民族地区可借助KOL的力量更好地适应旅游业4.0时代，与不同的KOL跨界合作实现口碑营销，采用“旅游+创业”、短视频发布的营销模式，最终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品牌[11]。

新媒体等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参与度，有利于打造民族地区旅游品牌，进而实现新媒体艺术、民族文化资源、文化旅游产业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

（三）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又一重要分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有了新的出路。当前，少数民族工艺品面临着传承式微化、传播空间狭窄、传播内容陈旧等现实问题。朱彩云表示，无论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所打造的“网红经济”模式，还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社区等交互平台的裂变式传播网络，都可以与民族文化产品相结合，促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12]。

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将民族文化、商业与新媒体三者有机结合。这样，既保证了民族工艺品的文化内涵，又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经济收入并提升其知名度。

三、少数民族非遗或民族文化传播新媒体路径

除了以上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新的技术形式或平台带来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播与传承的机会。短视频尤其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于凤静指出，在“直播+非遗”的网络传播中，政府可发挥其在直播规划、鼓励专业文化机构与直播平台整合协作、出台相关政策和号召非遗传承人积极加入到直播平台中去等方面的作用，实现“非遗传承人+直播”的活体传承形态[13]。同时，王文权也指出，活用网络直播中的典型元素，给非遗的传播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能增强受众粘性[14]。

周茜滢认为运用形式多元的短视频进行民族文化传播增强了非遗的传播效果[15]。非遗传承的接班人是爱“刷手机”的年青一代，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也更贴近年轻用户的使用习惯，王晓敏指出，通过创作短视频的手段不仅可以将少数民族非遗真实还原，还可通过动画创作、情景演绎等形式挖掘其文化亮点，重塑年轻人对民族非遗的更多兴趣[16]。

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方面，张云以译介学理论的专业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媒体技术兴起带来的翻译软件改革，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并带动了旅游业发展，这样一种良性循环较好地保护和传播了本地文化[17]。

在文化传播的其他方面，不同研究者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侯琳指出培养民族文化和新媒体复合型人才，与社交媒体、短视频媒体合作，衍生有京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借助民族节日、乐器等多种文化载体是京族文化传播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18]。何江和刘向权以约瑟夫的创新理论为基础，提出产品创新、程序创新、市场创新、投入创新和组织创新共五大应对策略[19]，从宏观层面上为满族文化传播平台整体的未来发展点明了方向。

四、回归理论，走向田野

目前，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传承方面的相关研究，研究对象多是传播的现状，探讨的问题多集中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因而就改善现状进行策略分析。这样的研究视角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文献中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停留在较浅层次，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但缺乏理论的深度剖析。虽然已有相关研究者分别从传播的仪式观视角和技术主义视角出发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本质和基础环节的变化，但从理论视角出发剖析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文化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理论虽来源于实践，但又可以反作用于具体的实践。因此，从不同传播学理论视角出发，深入研究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这两者的特性和关系，在本质层面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并加以利用，进而推动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播的发展。

利用新媒体进行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是这一时代必然的选择。以往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多是把新媒体视为一种传播工具，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探讨新媒体作为渠道和载体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作用和影响，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并没有将二者放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下讨论，两方处在一种独立的状态。我们或许可以沿着麦克卢汉的思路对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进行新的探索。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它所创造的信息流动方式和社会变革价值已远超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因此媒介本身所包含的信息与少数民族文化信息共同构成了传播的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媒介本身存在限制少数民族原本文化内容、形式的局限，这种限制可能会导致一些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仪式在传播中缺乏仪式感，文化传达也可能存在着碎片化、娱乐化和扭曲化的倾向。要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民族文化传播，就要对其利弊都加以深入分析和了解，及时发现并解决其中存在的负面影响，趋利避害，发挥新媒体传播民族文化的最大效能。

回归理论研究有助于发掘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延续的本质，更有助于我们从问题的根源出发，从源头解决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从理论角度出发突破了原有研究的思维定式，开拓了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新领域，也为今后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切入点。

另外，我们要避免过于宏观的研究视角，要针对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再从众多个案研究中提炼出各个民族在传承与传播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入手，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来进行对当地习俗的撰写和对民族文化意义的阐释。人类学者格尔兹曾提出“深描”的概念，它是揭示使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有关社会话语的“言说”具有意义的那些概念结构；另外，要建构一个分析系统，从而将结构的一般性特征和本质特点凸显出来，以便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形成对照。[20]深描正是一种民族志式的研究取向，只有获取最严谨、最丰富的经验材料，才能更好地剖析民族文化内核，进而结合新媒体语境，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谋求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