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伟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 长沙 410016）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于189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描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亚瑟（牛虻）的一生[1]。1953年，《牛虻》译作在中国首次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沉淀，《牛虻》从“红色经典”走向了“文学名著”，成为了今天广为流传的经典著作。

一、《牛虻》在中国的出版

（一）“十七年”时期《牛虻》的出版

“十七年”时期（特指1949年-1966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翻译文学高峰。《牛虻》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我国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其以革命党人亚瑟（牛虻）追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烈一生作为主线，礼赞了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1953年7月，《牛虻》（李俍民翻译）中文译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国内首次出版），一经出版便广受国内读者喜爱。在共青团、《中国青年报》推动下，《牛虻》作为弘扬革命正能量的作品得到广泛宣传。在“十七年”时期，《牛虻》译本共印刷11次，发行量超100万本，是当时的“现象级”翻译文学作品，开启了新中国翻译文学的新时代[2]。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年”时期由李俍民翻译的《牛虻》译本，并非对原作的完整翻译，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学思潮的一种选择性译介。

（二）改革开放初期《牛虻》再度出版

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牛虻》。与1953年的版本相比，该1978年的版本有三个不同点。第一，书中删除了原版本中苏联人所作的序言和插图，在导言对主人公亚瑟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冒险主义；导言对蒙泰尼里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批判，认为其阴险狡诈、借助宗教势力维护黑暗统治，是与人民为敌。第二，增加了李俍民的后记，并对原著作者伏尼契的生平进行了介绍。这不仅反映了编者对于著作者的尊重，而且也为译者李俍民提供了一个表达自身言论的机会。第三，在出版了一次繁体字竖体印刷本之后，1978年底及以后的出版印刷均按照简体字进行横体排版——使《牛虻》译本更符合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牛虻》的再度出版印刷，又一次掀起了阅读热潮。《牛虻》是当时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间，加印数量就高达40万册；到1981年底，《牛虻》的印刷数量已经超过160万册。伴随着《牛虻》再度流行，与该书相关的研究、广播剧也不断涌现。1978年到1983年，国内兴起了一股《牛虻》研究热潮；1978年，文学杂志《十月》在创刊号中便详细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经历；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推出了《牛虻》广播剧，借助小说的出版及阅读热潮，该广播剧随即也成为社会青年追捧的对象；1981年，与《牛虻》出自同一作者的《牛虻在流亡中》《牛虻世家》等书籍也陆续进入我国，并迅速成为出版和翻译的热点。

（三）上世纪末《牛虻》出版及版权风波

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漓江出版社购买了《牛虻》的版权，且于1995年正式出版了由庆学先翻译的版本。尽管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向原著作者伏尼契支付过稿酬，在1995年9月之后还进行了第30次、第31次印刷，但由于漓江出版社已经获取了出版权，在印刷时中青社又将封面和插图回到了最初的版本。1996年新闻出版署专门发表声明，称漓江出版社从此拥有《牛虻》的出版权。在版权的压力下，中青社最终退出了《牛虻》出版的行列。中青社退出了，但市场上仍有译林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牛虻》译本在公开出版。1996年，漓江出版社就海天出版社在没有购买版权的情况下出版《牛虻》一事提起诉讼，经过长期的法庭审理，最终判定漓江出版社胜诉。2010年，伏尼契去世50周年之际，蔡慧翻译的《牛虻》再次与读者见面。经过一系列版权风波后，尽管今天在市场上仍然存在多种版本的《牛虻》，但是漓江出版社的版本始终是市场上流传最广的版本。

二、《牛虻》成为红色经典的原因

（一）苏联的肯定及影响

“十七年”时期，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这对《牛虻》在中国作为红色经典的建构起到十分关键的影响[3]。这部诞生于十月革命之前的小说，到十月革命爆发时就已经出版了7.5万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宣传造势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牛虻》在苏联的流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故事内容看，《牛虻》虽然是描述意大利革命的故事，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故事所呈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追求民族解放的信念给人民带来了极大鼓舞——这是该作品能在俄国反复印刷出版的主要原因；其次，从创作背景来看，《牛虻》的作者虽然出生于爱尔兰，但是精通俄语，翻译过多部俄语文学著作，对于俄国的革命情况有一定了解，书中的革命情节或多或少都有俄国革命的影子，这是促进《牛虻》在俄国迅速传播的有利条件；最后，从传播上看，《牛虻》的作者在俄国文学界有广泛的人际交往，伏尼契对该书在俄文翻译过程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可见，《牛虻》的俄文版本汇集了原作者和翻译者的智慧，更加符合俄国当时的传播语境，增强了该书在市场上的吸引力。

（二）符合革命文学审美

“十七年”时期，《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海鸥》等具有典型人物形象及革命精神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牛虻》完全符合革命文学审美的特征：一是历史性，在某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紧紧拴在一起；二是斗争性，故事中充满激烈的革命意识，正反面人物的矛盾也十分鲜明；三是传奇性，主人公拥有英勇无畏的气概，在困难面前绝不屈服，愈挫愈勇。《牛虻》在中国的传播，既吻合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学形态的现实情境，又为中国革命文学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典范本。

（三）对教会统治的批判

在《牛虻》中，作家真实地揭露了极端宗教的伪善行为，并将宗教统治视为阻碍革命进程的“毒瘤”。这一特点是其能在我国“十七年”时期作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牛虻》作为文学经典的建构

（一）作为经典革命文学

在“十七年”时期，这部具有英雄主义激情的著作带给了青年们无限鼓舞。亚瑟经历了十多年革命抗战，他与苏联红色人物和中国抗战英雄一样，都是力争解放的革命战士。对于革命事业，他勇敢、无畏、坚强、大胆，呈现出了超强的毅力，即使自己在生理上受到巨大痛苦，情感上也饱受折磨，但是内心中的革命火焰仍然燃烧着。他曾经说过，“我宁愿为意大利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愿再让国家承受困苦和贫穷。为了实现理想，牛虻（亚瑟）视死如归，敌人将子弹打到了他的膝盖上，他仍然略带挑衅地说道：“枪法真是糟透了，小伙子”。如此勇敢、正直的英雄作风，正是其十几年革命所练就铮铮铁骨的印证。当然，促成牛虻（亚瑟）拥有英雄主义激情的原因，还在于其对宗教统治的痛恨，伪善的神父出卖了亚瑟，而亚瑟在革命之前还天真地将其视为偶像，正是欺骗和出卖让他看到了教会的真实面目，从此踏上了义无反顾的革命之路[4]。《牛虻》倡导民主解放、民族解放的思想，使其带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标签，其作为一部具有革命文学特点的经典著作已深入人心。

（二）作为经典爱情诗篇

如果仅把《牛虻》看作一部革命文学，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在小说中，主人公的爱情始终是重要的线索：在亚瑟时代，亚瑟与琼玛青梅竹马，二人本该按照既定路线步入婚姻殿堂，但是因亚瑟与蒙泰里尼的特殊关系，最终导致自己最爱的女人没有相信他，“一记耳光”结束了两人的爱情。其实，无论是一开始的亚瑟，还是之后的“牛虻”，都是深爱着琼玛的。琼玛就是亚瑟心中的圣洁女神，无论何时都在心中流淌着真挚的爱意。一记耳光之后，琼玛虽然悔恨，但是她认为亚瑟“已死”，这段青春期的爱情已经过去。当成为波拉夫人后，这位曾经深爱亚瑟的女人，见到变身为“牛虻”的男人，竟然有些厌恶，直到发现这个人就是亚瑟，才开始表现出一种怜悯。两者之间的爱情既有真挚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亦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起伏及爱情波澜。而面对绮达，这个主动示爱的女人，牛虻（亚瑟）竟然表现出了超常的克制与拘束，他能够感受到绮达对自己的爱意，心中也涌动着爱的力量，但是世俗与现实，让他拒绝承认这份爱意。当最终认识到牛虻的态度之后，绮达选择了到吉普赛流浪，这个勇敢洒脱的吉普赛女人，既能够主动示爱，又能够坦然离开，传达出极强的自我主宰精神。纯洁真挚的琼玛、热情开朗的绮达，不同的时期，主人公面对两种不同个性特征的女人，产生了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在主人公的爱情缠绵中，新时代的青年男女们感同身受，亦将其视为经典爱情诗篇，激发出了不同的思考与评论。

（三）作为经典伦理读本

主人公亚瑟与蒙泰里尼之间既有亲情的联系，又有信仰的差异，尤其是亚瑟参加革命之后，两者冲突变得极为尖锐，父子之间的伦理故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因而《牛虻》也是一部经典的伦理读本。在亚瑟时代，主人公将蒙泰里尼视为偶像，虽然他并不知道蒙泰里尼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是当一位温柔慈爱的长辈出现在缺少母爱的亚瑟身边时，他有了极高的安全感。对于蒙泰里尼而言，他知道这个男孩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蒙泰里尼必须在亲情与宗教之间进行抉择，最终他选择了宗教，因为他明白已经难以让亚瑟服从自己的“信仰”。当亚瑟知道蒙泰里尼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当亚瑟发觉宗教统治伪善谎言后，亚瑟对蒙泰里尼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在亚瑟参加革命后，撰写了大量攻击基督教会的文章，甚至还想直接抨击蒙泰里尼。然而，当真正看到这个曾经悉心关爱过他的长辈的时候，牛虻（亚瑟）犹豫了，他难以通过残酷手段面对这个人，更何况还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于是他一方面作为革命党人撰写批判蒙泰里尼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匿名发表维护蒙泰里尼的文章……这种矛盾，正是亲情与信仰之间的纠葛。在刺杀行动中，面对直接刺杀蒙泰里尼的计划，牛虻（亚瑟）放下了枪，这是一次公开的袒护，然而，蒙泰里尼还是没有选择亲情。最终，亚瑟失去了生命，这是他对蒙泰里尼的最后一次牺牲，也是他为了对抗宗教和寻找父爱所作的最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