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对于人的生命、人的德性的自觉与反省，对德性观念的开展不同才有了儒道两家的殊途。先秦的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突破口，是中国哲学的大爆发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涌动的时代，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从夏、商、周代以来，人们一直遵从发展着巫袭文化、祭祀文化、以及礼乐文化，这些都是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不断理解和把握。家国意识的出现、祖先概念的形成，使得礼乐制度逐渐成为了对此人们行为的外在规范。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百姓疾苦，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和生活，不知道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界限在何处。对于此，儒道两家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道”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成为儒道两家对于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诠释。“道”的核心就是秩序，这个秩序可以分为两种角度理解，一种是宇宙中的自然秩序，另一种就是人类自身发展要遵循的秩序。儒家对于“道”的掌握，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为了寻找到更好的秩序，为了能够落实到政治，对于“道”，儒家更着重于第二种含义；而道家对于“道”则更多地是从第一种含义入手，寻找和效法自然之美。

1 儒家之“道”

儒家提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对人的探究，其实就是对自然、对宇宙，对“道”的探究。“道”内化为“德”，就是儒家对于人的探究、道的深化。以道德的观念来论述道德，人的德性，注重的是“德”，儒家的“道”是为“德”服务的。一个人要道德完善就要包括政治、道德、思想、审美等几个方面的综合素质。儒家以“智”、“勇”、“仁”为德，其中“仁”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人要具有仁的内在的品质，把仁与人合起来，二者和谐统一才能够称得上是道。“仁”的思想核心就是要爱人，因此儒家的“道”一定要能够满足社会规则的要求，能够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儒家将对世界的探讨转而落实到人身上，注重的是人，“道德”是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人，这样下来，儒家就把对宇宙世界的讨论从纯粹的自然世界过渡到了有文化的世界。《大学》开篇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5]这第一句就提纲挈领地说明了儒家通过内外兼修最终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的最高理想，大学之道的最高境界是“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提供的方向和目标，“上达”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如此，现实的人，只要不断努力学习，都能够成为“大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人的自然本性中会产生欲与恶，所以对于本性行事的“道”需要控制教化，使它能够处在一个中庸的状态中，符合节度。人自然是要学习、创造，“下学而上达”，[1]获取更多的知识，不断努力成为“仁”，在学习中也能够掌握到“道”的精髓，是不断做加法的。在儒家的哲学里，主张“天道”，但更主张“人道”的努力，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制天命而用之。“道”只有通过人才能够体现出其价值，它是具体作用于人的，而不是形而上的空谈。只要你肯认识学习悟道，不断前进，终会有得“道”的一天。

“一阴一阳之谓道。”[3]道是宇宙的根源，“一阴一阳”指的是天地之间的运行法则，天地交替运行法则然万物生成。阴阳、男女、老少，宇宙世界是矛盾对立的，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始于矛盾的。对于矛盾的把握，儒家认为是可以化解和利用的，世间万物矛盾又能够各得其所自然生长就是在于对矛盾规律的把握，即“中庸之道”。“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中庸是极高的道德境界，是儒家的方法论原则，“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过犹不及反受其害，“中庸之为德也”就在于其不偏不倚，守住适中，能够恰到好处，既无过，又无不及。这是能够达到“道”的方法论原则，这也体现了儒家重视“和”的观念，坚持中庸能够达到万事万物的一个和谐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通过中庸使事物达到中和的理想状态，由此才能够“达道”。

2 道家之“道”

道家对于“道”的理解方式则与儒家不同，道家极力抨击儒家世俗的道德观，对“下德”、“俗德”等道德观念进行无情的鞭笞。蔡元培在其书中说：“老子所谓道，既非儒者之所道，因而其所谓德，亦非儒者之所德。”[6]道家认为道德境界最高的人，不需要有太强的道德意识，也不需要有太强的世俗的道德意识来约束自己，人与自然合一就是最高的道德境界。道家对于“道”的定义与儒家不同，几乎是模糊的。道家的“道”不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2]能够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道本身了，老子对于“道”的描述偏向形而上学，它无形无象、无始无终，但是却无处不在，“道”本身就是虚无、抽象、模糊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道是生成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世界起源于道，怎样用语言描述都无法说出它的意义。道与万物的关系可以比喻为母子关系，但道不是万物的主宰，万物遵循着道的规则，因为道是内化了万物在其中的，人只是万事万物其中之一而已，不能从人中找到宇宙的属性，而应该总结万事万物共有的属性，就是“道”，从道来为人立法。“德”则根源于作为宇宙本根的“道”，“道”与“德”对万物有决定性作用，但不是从外面干扰和强制，而是推动自然选择和发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卑。”[2]所以道家更加注重世界按照自身的状态运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2]天地对于万物的态度就像人们对到祭祀所需要的草编织的狗一样，不会投入过度的感情而厚此薄彼、区别对待，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天地所运行的法则不是“仁”，而是“道”，“道法自然”，世界和人最好的状态就是自然。最好的状态就是“无为”，人生而就是应该崇尚“无为”，道家主张断绝欲望之源，致虚极，守静笃，消除异化的自我、欲求，回归本性，复归于道。这样就能够是真实的自然，不需要去过多探究人，不需要去可以的学习，这样反而是对“道”的割裂，真正的知识是止于道的，是在直觉中不断回归到人的本性，掌握宇宙的“一”，以“道”观世界。所以道家倡导“无为而治”、“涤除玄鉴”，不属于的人的外物都去掉，内心澄明，道自然就会在你的内心中显现，而不是刻意的去在外部追求，是不断做减法、不断剔除的。

道家学说所提倡的道德，是从“道”派生出来的，世间万物皆出之于道。它是客观对主观个体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道”在个体内部的表现，这种表现出来就是“道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道德源于自然，所以道家不像儒家一样强调后天学习、教育，而是重视感悟、直觉、体验。道家认为“德”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身有“德”而不知。天下万物由道而生，自然地就会在自然生长过程中伴随着道德，其本身的行为就能够合乎于道，天地万物自然的生存状态就已经是符合“德”了，过分的去强调某种特性，按照僵化的标准去做，那只是下等的德，只会导致不和谐。只有不懂得道法的人，才会一味的去寻求外在的标准来让人符合。所以儒家所提倡的一切礼乐文化、克己复礼等行为对于道家来说都是越来越远离道的行为，不但不足以让人完善，更容易使人背离他的本性。

3 礼乐文化之差异

从孔子到孟子，其实遵循的都是如何去寻找好的秩序并且落实在政治上，“人道，政为大”要有更好的仁道，就需要寄托于政治，道德和政治是两个不相分离的领域。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并不是因为孔子本身封建，而是周礼本身所代表的是君臣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和制度，遵循周礼即正义，违背周礼即不正义，孔子为政，想恢复周初天下的政治秩序，恢复“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首先是要主张“正名”的，寄希望于通过礼乐制度的恢复能够保持君君臣臣的政治制度，礼乐问题实际上所代表的是政治问题。孔子给礼乐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礼乐精神在孔子这里的本质是“仁”，是心性之学。“礼”是文化，是人文，是一种群体行为所形成社会习俗和规范；“乐”则是自然，是天文，是表征人心本性的，二者的核心是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儒家更注重的是“礼”，注重的是怎样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群体。荀子说：“善群，民分使群，群居合一。”[4]由独立的个人到群体是需要文化的，需要“礼”的约束规范，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发展礼，按照“礼、法、人、群”的顺序演绎，由最好的群体组成最好的生活方式，个体是不能脱离群体而单独实现发展的，个人和国家才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个体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儒家提倡群体生活，所以必然会倡导其政治秩序与礼乐精神都会着重于如何组成良好群体和良好群体的生活方式，一个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需要有稳定不变且能够严格执行的等级秩序，这样才有利于君王更好的管理群体、管理国家，以礼乐文化为渗透能够更好的管控人心，这与道家提倡“无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于文化方面，儒家必然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继承主义，要提倡“重建礼乐传统”。

道家对于礼乐文化是持相反意见的，道家的核心是自然。“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在老子看来，外在的文化束缚反而会让人们无法追求最终的本质，达到真正的“道”，因此道家对于礼是持否定态度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设置了礼乐去破坏和干预人所拥有的朴素的自然属性，使人在这种社会所造成的压力面前，不得不违心的做出一些违背自然本性的事情，这就是对人自然本性的践踏。庄子提倡将礼乐分开，文化和自然是绝对对立的，文化是人为的对事物经验型的描述，所有的善恶、美丑、是非都是人自己区分的，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这种人为的都是“伪”，违背了自然最初的“道”反而背离了“道”。

4 儒道两家差异之原因

道家更加提倡个体价值，儒家是将人本性中最适合群体行为规范的“仁”当作了本质，是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使群体更便于管理而作的，并不是真正的本质。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关系问题。“道、德、仁、义、礼、法”，这些是一层一层的递减的，越来越低下，仁义礼法是远离于“道”。对于人来说，更应该趋于自然，保持个体，道家提倡把“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人的个体性，认为人应任其自然的生存，把人放回到自然去，让人在自然中实现独立的自我人格，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所以道家提倡“小国寡民”。

儒家将“道”下降于人的现实性层面上，落脚于“仁”当中，把人的道德完善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以人格至善去达到社会至善。所以倡导“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内圣”是生命的本性，是“体”，圣即仁；“外王”是生命的表现，是“用”，王即功，既要有内在的道德觉悟，又要有外向的入世追求。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儒家道德中体现的非常重要，注重整体意识，追求的是社会的完善，致力于维护其国家和整体的利益。所以要求个体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强调的是人的群体价值。所以，儒家对于人的教化偏向规则、重视“礼”的道德规范作用，如“三纲”、“五常”等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对个体道德意识起到了引导、制约的作用。儒家以推行“仁政”为旨归，致力于改善政治、稳定社会的用心，深刻认识到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的目标始终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所追求的不仅是个人道德自我完善，更着意于以德“化成天下”，打造一个以“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大德大美的理想社会。

道家关心的是人的道德的充实状态，人的内在应有所追求，而人的外在的形则应予以淡化。因而道家倡导致虚守静，不役于物，拒绝世俗一切名利的诱惑，内无妄念，外无妄动：“道法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主张的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失望恰恰使得道家更加提倡个人的身心追求和境界提高，让人们能够超越现实社会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道家提倡人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身为官者要懂得尊重百姓，无为施政，不打扰人民正常生活，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为政不扰民，是道家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政德要求。道家致力于建立清静无扰的社会生活环境，建立一个无为的社会，一个宁静的、淳朴的社会，追求的是人、社会、自然关系的朴素与和谐。道家对于社会的最好理想就是“小国寡民”，个体能够达到最大的自由，君王不干预过多百姓民生。道家无为的政治思想在诸侯纷争，战火不断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的。但是其思想的运用比起儒家来说是较为困难的，道家的自然体验，“涤除玄鉴”比较抽象和形而上，需要运用者有很高的悟性、灵性。道家不要人，只要天、道，一直以审视的眼光来说明人的创造性活动的限度，这样的要求只适用于那种亲近自然的人，而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回归自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道家提倡把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在以维护社会群体紧密听从的国家当中自然很难受到君王的重用，对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际关系来说也显得较为消极了。

儒道两家在对于“道”的理解和发展上面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本文从二者对于“道”本身的理解、“道”与“德”的关系、礼乐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几个方面简略的进行了比较和探析，可以看出其背后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政治立场才是导致而这对于“道”理解方面不同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