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珂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94)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第16章布尔加科夫的描述里，受刑前的耶舒阿在十字架上处于完全昏迷状态，除了喝水期间苏醒，其余时间无法用眼神看别人以及说话；其次，耶舒阿死前是喝过水，并且是想喝水的；最后，在他被刺死前，他的遗言只有短短一句“总督大人”，话未说完就死去了。而这一切，阿弗拉尼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就在不远处泰然自若地目睹了行刑的全过程[1]214-216。但到了第25章彼拉多问起行刑时的情况，阿弗拉尼却说耶舒阿总想窥视别人的眼睛，脸上总是挂着笑，这和耶舒阿行刑前的昏迷状态不符；他还讲到耶舒阿死前曾说过“不怪罪害他的人”、“怯懦是人最主要的缺陷”，但在行刑中并没有这些话，耶舒阿只说过两句话，一是他央求刽子手给另一个犯人喝点水，二是刽子手的矛尖刺入心脏时说了那句“总督大人”。最重要的是，彼拉多问行刑前是否给耶舒阿喝了水，阿弗拉尼回答说给了，“但他拒绝喝水”[1]363，这与16章《行刑》的描述完全相反。很明显，如果读者把16章的内容当成事实，那阿弗拉尼的说法就是一种矛盾的伪陈述。为什么彼拉多如此看重的下属却对彼拉多说了谎？作者这样安排的意图何在？学者理查德·波普(Richard W. F. Pope)认为，阿弗拉尼叙述上的矛盾反映了小说的总体特色，作者总是“在其文本中植入消解与暗示，这就破坏了读者最初所构建的那种意义”；叙述过程带来的是“对看似稳固的东西的一种不断消解”，这要求读者去重构文本意义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解释[2]16。当然，这个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解释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忽视了小说内在结构的丰富性与人物关系的多重对照，而在小说构建的历史、神话、现实三位一体的交融世界里，这个矛盾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1 矛盾叙事与阿弗拉尼的身份

阿弗拉尼是耶路撒冷历史世界中的人物。他出现在有关耶路撒冷的全部四个章节里。读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第2章，在希律王宫的一间漆黑的屋子里，他与彼拉多进行了简短的耳语交谈后便离开了，此时他的身份是未定的，只被称作“某人”。在第16章，我们第二次见到他，他被称作“戴风帽的人”，他跟随刑车、观看行刑、负责检查尸体，但依然没有露出真容。直到文本第25章，也就是耶路撒冷部分的第3个章节，在他和彼拉多谈话时，我们才获悉他的名字叫阿弗拉尼，是犹太总督直辖秘密卫队的队长，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秘密警察长。也正是在这场对话里，阿弗拉尼的叙述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随后在第26章，他奉彼拉多之命杀掉了犹大，在向总督汇报完情况后就从耶路撒冷世界里消失了。当然这场对话也是充满含混甚至矛盾的，但这已是两人达成默契后的结果，不能算作撒谎或者欺骗。

作为彼拉多口中从来不犯错误的人，阿弗拉尼为何只在耶舒阿受难问题上撒了谎？可以看到，阿弗拉尼撒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让本就无意杀耶舒阿的彼拉多更加后悔自己的决定，并意识到自己人格上的渺小，为他日后月光下皈依基督埋下了伏笔。例如，在彼拉多看来，耶舒阿拒绝喝水是藐视世俗律法的非常之举；被杀前对敌人的宽恕意味着自己也会被原谅；而“怯懦”、迫于外力无法听从内心声音就是人最大的缺陷，这句话正击中彼拉多的要害，令他发出“裂帛似的声音”[1]363。阿弗拉尼的谎言让彼拉多发生着变化，并直接促成他密令阿弗拉尼杀掉犹大来为自己赎罪。理查德·波普(Richard W. F. Pope)根据矛盾叙述的后果，提出了一种可能，即阿弗拉尼是一个秘密的基督徒，是耶舒阿的追随者，因为他的伪陈述不仅美化了耶舒阿，还唤醒了彼拉多内心隐秘的善，他还亲自杀掉了叛变的犹大。按照他的解释，阿弗拉尼就是一个身份未定的模棱两可的人物[2]10。这种解释略显牵强，因为阿弗拉尼的叙述矛盾可以在其政治身份中得到解答。

阿弗拉尼作为秘密警察长，处于耶路撒冷世界权力的高层，狡黠与左右逢源就是他政治上最大的特点。他不仅为彼拉多服务，同时也效忠于罗马的凯撒，他名义上是彼拉多的手下，但他的政绩、他的升迁都需要彼拉多向上汇报，并最终由凯撒来做决定[1]364。换言之，阿弗拉尼最终负责的对象是罗马皇帝而非彼拉多本人，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就能明白阿弗拉尼撒谎的内在动因。因为阿弗拉尼并不需要对总督完全忠心，他还效忠于帝国利益，不仅监视着像耶舒阿这样妖言惑众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凯撒制约彼拉多的工具，这种双重职责给了阿弗拉尼政治上左右逢源的空间。而彼拉多似乎也非常畏惧这位秘密警察，在和他正式谈话前，一定要先恭敬地请他喝酒，并特意询问他对耶路撒冷政务包括军事的看法；当他遇到阿弗拉尼不耐烦的抱怨，也并不过多计较。此外，彼拉多虽然仰仗阿弗拉尼的能力，但他似乎也有自己独有的情报来源，比如他比阿弗拉尼先得到了犹大将被杀掉的情报，并刻意向他隐瞒了情报的提供者，这证明彼拉多并非完全信任这位警察长，否则他不会阻止这位特务头子了解城里的其他眼线。可以说，阿弗拉尼就是帝国独裁权力的延伸，他是地方长官彼拉多忌惮乃至拉拢的存在。这样看来，他对彼拉多的谎言更像是一种敲打与试探。他以狡猾的方式揣测彼拉多的真实意图，因为在彼拉多和祭司该亚法的争吵中，彼拉多被描绘成凯撒意志的忤逆者，已经被告过多次御状[1]40，而他要求释放耶舒阿的举动，更加重了他的嫌疑。阿弗拉尼就是要通过矛盾叙述试探彼拉多是否忠心，同时为自己在耶路撒冷和罗马之间谋求最大的利益。

彼拉多显然知晓这一点，所以才含混地表述自己想杀死犹大的愿望，这同时也是确立阿弗拉尼立场的一种手段。如果阿弗拉尼不同意他的意见，要向凯撒告发他，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勒索他，他的含混表述就不足以作为确凿证据。而在此之前，彼拉多也尝试用利益引诱阿弗拉尼，例如，彼拉多口中其它方面的回报，事前给予的钱财以及事后的那枚宝石戒指；他还暗示有许多人都不满这位警察长，但这在自己看来都是无聊的诬陷。这些举动获得了阿弗拉尼的欢心，使他在杀死犹大的问题上暂时追随彼拉多。当然，杀死犹大毕竟与罗马当局的利益相悖，所以当阿弗拉尼回来报告这起谋杀案时，采取了另一种行动，那就是与彼拉多一起伪装。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不透露任何证据，以免日后出现的麻烦可能牵连到他。

所以，阿弗拉尼的矛盾叙事一定程度上源于政治身份所给予的特殊权力，即一种缺乏监管与约束的审查权。他审查一切损害帝国利益的行为，并对潜在的背叛行为进行预判，某种程度上，彼拉多也是这种权力的受审者，因为他面对耶舒阿之死的异样反应已经暗示他可能不忠。阿弗拉尼深谙这一点，但在权衡利弊后，他选择了顺从彼拉多，这样既不会让告密的信件影响前途，还能在凯撒面前得到彼拉多的赞美以及眼前的物质利益。这种政治上的左右逢源，便是布尔加科夫形容的其“狡黠”的一面[1]360。当然，如果把阿弗拉尼的矛盾叙述置于文本所构建的深刻而复杂的平行系统中加以阐释，就会发现这背后或许还有着魔鬼因素的影响。

2 矛盾叙事下魔鬼本质的隐现

解释阿弗拉尼叙事上的奇怪行为，笔者还是要回到他和魔鬼势力的联系上。相较于沃兰德直接显现的莫斯科世界，耶路撒冷世界少有超现实主义色彩，但布尔加科夫的描写让人感觉这个世界里有一种神秘的存在，比如彼拉多眼前时常出现的幻象以及他对犹大必然被杀的强烈预感。虽然这种预感可能只是彼拉多在委婉表述他想杀死犹大的愿望，但也有可能是有人把这个想法灌输到了他的脑海中。谁能做到这一点？如果看在莫斯科的章节里，是谁预测了未来的死亡以及死亡时的细节，答案就是沃兰德。他正确预测了柏辽兹和餐厅管理员索克夫的死亡。而在彼拉多的幻象里，读者也能找到魔鬼存在的痕迹，比如第26章，疲倦的彼拉多恍惚感觉空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场景会让读者联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梦境里见到的魔鬼[3]，这种互文性极大加强了耶路撒冷世界里魔鬼的存在。更何况沃兰德亲口承认过：“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一直在场，在凉台我就站在本丢·彼拉多身旁，他在花园里同大祭司该亚法谈话时我也在场，我还登上了那个石筑坛台。只是我没有公开露面，是所谓的微服私访……”[1]48因此，沃兰德一直潜伏在耶路撒冷的世界，甚至就藏在彼拉多的身后，这很像同样潜伏在彼拉多身边的阿弗拉尼，他们都极其神秘。而阿弗拉尼和沃兰德之间也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曾身着黑色长袍或者斗篷；都喜欢在日落时分或者夜晚行动，且行踪诡秘；都杀掉了背叛基督的柏辽兹和犹大，当然，他们并不直接杀人，都由专门的刽子手为他们做实际的杀戮；而在杀戮过后，他们又都利用当事人的死亡制造了风波：柏辽兹死后空置的房产引发了莫斯科住房问题的丑闻，犹大的那袋银币则被丢弃在该亚法府中引起风波。

与莫斯科世界的进一步比较会发现，阿弗拉尼不仅和沃兰德本人，而且与沃兰德的魔鬼随从们相似。例如，正是卡罗维夫和阿扎泽勒在莫斯科安排和实施谋杀，如柏辽兹、孟加拉斯基、麦格尔男爵、大师以及玛格丽特；而在耶路撒冷，这一角色由阿弗拉尼完成，他亲自安排和监督对犹大的谋杀，也监督了狄斯马斯、赫斯塔斯和耶舒阿的死亡。卡罗维夫在莫斯科世界里撒谎歪曲事实，这与阿弗拉尼对彼拉多的撒谎异曲同工。此外，阿弗拉尼也通过一个身体特征与沃兰德和他的魔鬼随从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他奇怪的眼睛：沃兰德左眼是绿色，右眼是黑色的，卡罗维夫有一双小眼睛，阿扎泽勒则是有一只斜眼，阿弗拉尼也有一双小眼睛，眼皮浮肿，非常奇怪。沃兰德和他的随从在莫斯科的任务完成后变成了威严的骑士，而阿弗拉尼也在杀死犹大后变成了身着斗篷、腰佩短剑的罗马骑士。这些相似性证明阿弗拉尼和莫斯科世界的魔鬼们确实具有某种联系。在莫斯科，这些魔鬼试图让人相信上帝、基督以及信仰的存在，对人进行戏弄或者精神上的折磨，比如对诗人伊万；而在耶路撒冷，阿弗拉尼也是这么做的：他通过矛盾叙事这种语言上的游戏，给彼拉多暗示了一条通过皈依宗教获得安宁的道路，但这种暗示也给彼拉多造成了精神上的烦扰，让他陷入自责与头痛。

因此，在把阿弗拉尼的行为同莫斯科的魔鬼平行比对后，不难发现阿弗拉尼虽然缺乏超自然的力量，但他确实与魔鬼有某种联系。而他本人就具有魔鬼的习性，比如昼伏夜出且畏惧阳光[1]142。这些潜在的联系与特征都指向了阿弗拉尼作为耶路撒冷世界中魔鬼的可能。和莫斯科的魔鬼相似，他主观上想在这个世界作恶，但客观上制造了信仰之善。阿弗拉尼的矛盾叙述就如同魔鬼对人的试炼，但是，这试炼并不依靠超自然力，而是根植于凯撒赋予秘密警察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他敢于以说谎来试探彼拉多。同时，这种试炼并非出自他的良知，而是源自魔鬼惩罚与折磨人的需要，他奉命杀死犹大也不过是想获取更大的利益，制造更大的风波。阿弗拉尼更像传统认知上的恶魔，他是一个否定善与权威的叛逆者，既不完全忠于彼拉多，也在利益面前出卖了凯撒。联系阿弗拉尼的政治身份，完全有理由把这看作是布尔加科夫对秘密警察这个特殊群体的隐喻和影射，他是在通过矛盾叙述暗示秘密警察可能对国家的背叛与不忠：当这个群体被给予过多权力，就会变得不受控制，成为像阿弗拉尼一样叛逆的恶魔，而当笔者把阿弗拉尼和恶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暗含着他所代表的警察权力的不可控。所以，在小说中，真正邪恶的力量并不是沃兰德和他的随从，阿弗拉尼所代表的秘密警察组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恶魔。这种类比直接指向了文本中莫斯科世界的现实。

3 矛盾叙事下对现实的观照与反讽

文本所构建的莫斯科实际就是一个由秘密警察主导的独裁世界，秘密警察在其中统摄一切，他们善于伪装，有着魔鬼一样邪恶的本质，并且无处不在，如同幽灵。他们可能是人群里穿便服的普通人，或者扮作一个水暖工，私下监视莫斯科的民众。但民众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对这些警察往往无法提防，而他们中最优秀的也往往最不像警察。这些警察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以各种理由对公民实施逮捕与审问，比如私藏外币，牵涉魔鬼犯下的案件，甚至还会因衣衫不整而被拘捕，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玛格丽特听到阿扎泽勒说有事要找她，她就立刻把这理解为她将要被这个人逮捕[1]267。因为在秘密警察肆虐的社会，公民没有自由与人权可言。在莫斯科的世界，与这种警察制度相关的是无尽的告密、拘捕、监禁乃至流放，这直接造成民众谈警色变，比如听到警笛声就知道有坏事来临；听到警察传唤，即使有地位的人也被吓得语无伦次。可以说，秘密警察让莫斯科社会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局面，这也是警察国家独裁统治下民众的日常。

因此，布尔加科夫在扉页引用浮士德的警句不仅指向沃兰德，某种程度上讲，它可能还指向现实中警察国家不受控制的权力。布尔加科夫以阿弗拉尼为象征，提醒人们在1930年代的莫斯科依旧存在这种权力。这种权力就像魔鬼，一方面它不断作恶，另一方面又在以各种诱惑，比如给予住房、餐饮、娱乐、交通上的诸种特权吸引人们臣服于这种邪恶。对被给予者而言，这是一种施舍之善，但它却破坏了人在善恶之间选择的自由，诱使人们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并通过诉诸制度的权威来为这种行为张目，这是它的邪恶本性所在。所以在作者看来，那些自鸣得意、生活在这种邪恶意志之下的人是注定要被毁灭的，比如柏辽兹与企图向警察告密的麦格尔男爵；而那些默许这种邪恶，妥协并屈服于它的诱惑的人也要受到惩罚，比如里姆斯基、利霍捷耶夫、博索伊，他们在惩罚过后都被给予了另一次机会；只有那些拒绝同这种权力合作并争取正义真理的人才会得到最终的救赎，比如大师、玛格丽特以及转变后的伊万。

布尔加科夫也对警察的独裁权力进行了隐秘的反讽，例如借人物之口把50号住宅前几任住户的失踪归结为鬼神的兴妖作怪，还特意以“凶宅”作为标题，实际上是在暗讽秘密警察藐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如同鬼怪，制造着不安与恐怖，这和对阿弗拉尼的反讽如出一辙。和彼拉多不同，阿弗拉尼有对权力的欲望，他认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它对个人良知的超越，政治利益是他优先考量的方向。因此，他的矛盾叙事归根结底是由独裁政治的性质决定的，独裁政治下权力的高度集中更容易激发个体对权力的贪欲，更容易使其忽视道德准则而成为权力欲望控制下的恶魔，何况阿弗拉尼处在一个秘密警察占据政治主动权的世界。他名义上虽隶属于彼拉多，实际却拥有比彼拉多更多的自由权力以及政治空间，彼拉多的权力不仅受到祭司该亚法的限制，还因内心涌现的良知无法得到完全施展，阿弗拉尼则没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可以靠这种政治优势为自己谋求权力。因此，他的矛盾叙述就是这种政治现实的延伸。另外，莫斯科故事里对政治权力缺少顶层部分的描绘，而耶路撒冷章节则对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加以刻画，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莫斯科世界的一个注脚[4]，是对这个世界权力斗争的一种影射和补充，这可能也是作者设计阿弗拉尼矛盾叙事的用意所在。

4 结语

综上所述，阿弗拉尼的矛盾叙事既出自秘密警察长这一身份所赋予他的话语优势，也源于他内心隐藏的魔鬼之恶——即一种对权力与利益的贪欲，这种贪欲让他和他所代表的秘密警察群体沦为不受理性控制的恶魔。而布尔加科夫则意图通过平行世界间的联系，以这种魔鬼隐喻为我们揭示莫斯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秘密警察权力的漫溢与失控，从而表达他对独裁政治下权力贬损个体自由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