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梦洋，房道鑫，姚 阳

（吉首大学 体 育科学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界常德，南毗怀化，西邻川、黔，北连鄂西。面积平方公里。是土家族与苗族的聚居之地。境内辖七县一市，即吉首市和凤凰、花垣、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沪溪七县。而就在这贫瘠湘西州土地上孕育着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访谈及实地观察对湘西自治州的保靖县吕洞山苗族聚居区进行苗鼓舞历史渊源与现代传承研究。

1.湘西吕洞山苗族聚居苗鼓历史渊源

鼓—作为华夏精神故乡中一种独一无二的祭器，最早源于原始祭拜和古代战祸。其湘西苗族与苗鼓早已密不可分，有历史可见苗族的历史是由苗鼓来书写，而苗鼓也由苗族传承与发扬［1］。在湘西州吕洞山苗族聚居区人们不但有击鼓起舞的风俗，而且有伐鼓欢庆和擂鼓迎战的习惯，其我国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鼓舞就是以苗鼓作为伴奏乐器和道具并随着鼓点的节奏起舞的。

1.1 鼓舞

湘西苗族舞中最为耀眼的的当属鼓舞。苗族鼓舞，苗语称“雀龙”，又叫“跳鼓”是湘西苗族人民最有特点的艺术表演形式，在吕洞山苗族聚居区鼓舞就像印在身体中一样，从未离开过，每逢祭祀、集会或庆典时，苗族人民都会擂起大鼓，击鼓起舞。所谓鼓舞，就是把击鼓与跳舞相融合，击鼓的同时表现出种种美妙的舞蹈步履［2］。其风格有女子的含蓄、活泼和妩媚等，也有男子的刚健、奔放、憨厚等，动作形象生动。且具有浓厚的生活性，映现在其步履多来源于吕洞山人们的生活和自然，如耕田农务、农夫插秧、收获打谷、梳理洗面、织棉、刺绣、织麻纺纱、机灵鬼上树、猫儿洗脸等，还具有丰富性、地域性和综合性［3］。苗族鼓舞的种类按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差异，主要成分有花鼓、团结鼓舞、单人鼓舞、双人鼓舞等，无论哪种成分都须一人或数人敲边鼓，其节奏须同表演者的鼓点相统一。

1.2 服饰

苗鼓舞能突出重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因为鼓与舞的结合，还有其鼓舞时的服饰鼓舞也为苗鼓舞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进行苗鼓舞时姑娘和小伙子们都会穿上具有苗族特色的服饰，其服饰用蜡染花、鸟、虫、蝶、人物、景物、凡何图形等；在用扎染根据之前设计好的花形，将织物按必定的要领矗起或扎结，然后放入染缸从而染色，经漂洗后拆去线结。凡是未扎线的部分均受染，扎结的部分则未被染色，因此呈现出不同的花纹。扎染在湘西凤凰一带较为流行；最后用刺绣在衣襟、领缘、衣袖、裙边等都喜爱饰以花边，围裙、胸兜、头巾、披肩等处则饰以图案，其鞋子穿专门的舞蹈鞋，表面和鞋垫通常也会绣上各类花的图案［4］。

2.湘西吕洞山苗族聚居区苗鼓舞现代传承

随着时代的变迁苗族鼓舞除了生成、传承、保存、创新，还面临着政治、时代、制度、市场、文化等复杂语境的挑战。而湘西吕洞山苗族聚居区的人们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文化遗产与语境的传承与时代完美的融合。

笔者通过对湘西吕洞山苗族聚居区实地考察发现，每个人每次的鼓舞都是不一样的，从中可以体现苗鼓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每位舞者的个人生命史的显现，泛起每位舞者的生活、社会、文化语境等。因此苗鼓舞的现代传承应该关注每代传承者生命中的实践、文化事项和知识结构，从每位传承者的个人风格、经历、境遇等方面分析现代传承。

2.1 吕洞山苗族聚居区苗鼓舞的传承者通过实践和已有的技术来突破“非遗—苗鼓舞”的结构网。在吕洞山苗族聚居区的人们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苗鼓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吕洞山苗族聚居区的人们一方面通过学习上一辈的苗鼓舞表演，从而接纳和传承着其所沉淀下的社会精华；另一方面，吕洞山苗族聚居区的人们通过一次次的表演，让苗鼓舞获取了新的生命，授予着苗鼓舞属于他们这一代独有的新的内容和魅力，突破了苗鼓舞从前旧时代稳定的结构张力。说明传承人的本性、技能、天禀、世传、兴趣、境遇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是无时无刻又具有独特的个人印记。

2.2 旧时代苗鼓舞的知识结构对于现代传承着的个人能动性具有规范性。在我国的民间艺术有着标准化是美的前提，其表现了民间艺术必须拥有一种结构的稳定性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只有在某种情况下发生出某种被要求稳定的规则和行为艺术才会被称为美，因此作为苗鼓舞的传承者们，其能动性要求必须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气场所吻合［5］。正如杨欣在教新生代打鼓时不停地重复，“（手）应该这样”、“（脚）应该那样”……，这一系列的“应该”就是传承者对于结构的本能体会。

综上所述，湘西吕洞山苗族聚居区的人们将即个人体验置身于规定动作中表达，又将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时代与各自身处的时代和地方场域的经验相融合，这是他们通过日积月累的表演和实践探究出来的，即将复杂的苗族鼓舞“非遗”传承变成“简单的复数”形式。在与当地传承者的交流过程中，笔者才真正领悟到传承必“先传在其破”，也就是说，传承者们表演者属于“他们”的舞，并根据自我个性，创造性地发挥这一舞，使传承者们在生活世界中成为举世无双的舞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