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师付出—回报比与职业倦怠和积极心理健康的相关性调查

2019-12-31范会勇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6期

范会勇（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职业倦怠（job burnout）又称工作倦怠，是一组以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为主要特点的心理反应。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产生于幼儿教育的工作中。2005年到2016年之间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幼儿教师中普遍存在职业倦怠。李昌庆对22 篇采用马氏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我国幼儿教师普遍“患”有职业倦怠[1]。研究者采用本土化的幼儿教师职业倦怠量表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刘会娟、李玉侠的调查显示，99%的河北幼儿教师存在倦怠[2]。李方芹发现赤峰的幼儿教师有67%存在职业倦怠[3]。

付出—回报不平衡感（effort -reward imbalance,ERI）指的是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直接地衡量了个人与工作在付出与收获方面的失匹配程度。Siegrist 认为，当付出大、回报少时，可能导致职业倦怠[4]。郭孟调查了534 名宁波幼儿教师发现，幼儿教师的付出回报得分与职业倦怠的得分之间的相关为0.449[5]。

心理健康状况指的是幼儿教师在心理健康问卷上的得分高低。研究显示，幼儿教师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上的得分与职业倦怠有显著相关：MBI 的情绪衰竭与躯体化和偏执有显著相关，去个性化与敌对外的八个维度均有显著相关，相关最高的三项是精神病性、躯体化和人际敏感；低成就感与所有方面都有显著相关[6]。采用自编的幼儿教师职业倦怠量表，郭文斌发现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与其SCL-90 的得分均有显著相关，相关大小在0.21-0.50 之间[7]。

以往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研究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关系的论文仅有1 篇。第二，研究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的研究也仅有3 篇，而且都只研究了SCL-90 与职业倦怠的相关。SCL-90 测量的是心理健康的消极端，忽略了心理健康的积极端——积极心理健康。第三，没有研究同时考察付出—回报不平衡感、积极心理健康和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三者的关系，没有考察积极心理健康和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交互效应。因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推进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同时考察积极心理健康、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考察积极心理健康和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交互效应。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辽宁省锦州市、朝阳市、阜新市和葫芦岛市等地，共762 人。其中，19 岁以下24 人，20-30 岁410 人，31-40 岁211 人，41 岁以上115 人，缺失2 人。中专或高中282 人，专科324 人，本科94 人，其他58 人，缺失4 人。教龄5年以下的437 人，6-10年179 人，11-15年62 人，16年以上的68 人，缺失16 人。公办园的教师255 人，民办园496 人，缺失11 人。县城或市区459 人，乡镇132 人，农村164 人，缺失7人。收入在1000 元以下的96 人，1001-2000 元的498 人，2001-3000 元133 人，3001-4000 元26 人，9 人缺失。所教班级规模在10 人以下的88 人，11-20 人291 人，21-30 人的247 人，31-40 人的99 人，41 人以上的16 人，缺失21 人。

（二）研究工具

1.积极心理健康量表

积极心理健康量表修订自程科、黄希庭编制的健全人格取向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8]。该量表以健全人格理论为基础，主要测量积极心理健康，共25 个项目，分属6 个维度。该问卷采用李克特5 点量表计分，1=非常不符合，2=基本不符合，3=不确定，4=基本符合，5=非常符合。

本研究的修改主要表现在语词方面，如将原量表中的“我不想上学”改为“我不想上班”，将原量表中的“我不喜欢与同学在一起”改为“我不喜欢与同事在一起”。通过这些修改，量表更适合幼儿园老师。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量表仍然有6 个维度，即幸福体验、人际和谐、乐于工作、情绪调控、目标追求、勇于挑战。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幸福体验0.73、人际和谐0.69、乐于工作0.79、情绪调控0.54、目标追求0.66、勇于挑战0.61，总量表为0.89。除情绪调控外，其余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超过0.60，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

2.付出—回报不平衡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Siegrist 的付出—获得不平衡感量表[9]，并对其进行了修订。调查前，我们参考英文版进行了重新翻译，尽量使语言风格适合幼儿教师。修订后的问卷总共有23 个题目，采用5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在幼儿教师群体中出现了四个维度：回报（7 题）、工作负荷（6题）、过度承诺（5 题）和不公平待遇（4 题）。其中，工作负荷、过度承诺和不公平待遇是幼儿教师工作付出的具体体现，可以合成工作付出。付出回报比等于工作付出的分数除以回报的分数，付出回报比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越不平衡[10]。

在本研究中，回报、工作负荷、过度承诺和不公平待遇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0.71、0.61 和0.61；工作付出则为0.76，均大于0.6，达到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

3.职业倦怠问卷

职业倦怠问卷—教育版（MBI-ES）共有22题，包括情绪衰竭、低成就感和去个性化三个维度[11]。为了减少相同计分方法带来的偏差，MBIES 在本研究中采用0-4 计分，即0=从未发生；1=1年几次；2=一月几次；3=一周几次，4=每天发生。情绪衰竭、低成就感和去个性化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77、0.69 和0.66，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三）研究过程与数据分析

问卷的调查主要由学生志愿者完成。作者首先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包括如何说指导语，如何回收等事项。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均在SPSS 22.0 中完成。

二、研究结果

（一）积极心理健康、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和职业倦怠的基本情况

积极心理健康各个维度的均值都在3 分以上，各个维度均值为3.97 分，显示受调查的幼儿教师群体在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请参见表1）。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中的回报的平均得分为3.68 分，高于3 分；付出的平均分低于3 分；付出回报比的均值为0.82，小于1，说明幼儿教师总体上感觉付出小回报多（请参见表1）。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付出回报比小于1 的占79.3%；等于1 的占1%；大于1 的占19.7%。

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的平均得分是1.39分，介于1 和2 之间；低个人成就感和去个性化均小于1（请参见表1）。进一步统计显示，情绪衰竭得分在3-4 之间的有4.2%；低个人成就感在3-4 之间的有2.1%；去个性化在3-4 之间的有1.4%，意味着这些受调查者会以一周几次的频率体验到情绪衰竭、低个人成就感和去个性化。得分在2-3 之间的频率分布情况是，情绪衰竭20.9%，低个人成就感11.4%，去个性化6.3%，意味着这些人会以一月几次的频率体验到相关行为。

表1 积极心理健康、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和职业倦怠的描述性统计

（二）积极心理健康、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和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从表2可知，付出回报比与积极心理健康各个维度均出现显著负相关，相关值在-0.19到-0.50 之间，与积极心理健康均分的相关为-0.43。回报、付出与积极健康均分的得分显著相关，相关值分别为0.53、-0.22。付出回报比与职业倦怠有显著正相关，相关值在0.15 到0.49 之间，与职业倦怠的均分之间的相关为0.46。付出只与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有显著相关，相关值为0.41。回报则与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有显著相关，相关值在-0.22 到-0.41 之间。积极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之间的相关值在-0.22 到-0.54之间，积极心理健康均分与职业倦怠均分的相关值为-0.64。

表2 分层回归的分析结果摘要

（三）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积极心理健康的交互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及积极心理健康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交互作用。分析前，先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成Z 分数，然后将付出回报比的Z 分数与积极心理健康各个维度及总均分的Z 分数分别相乘，构成各自交互作用项的分数。

1.对情绪衰竭的回归

在以情绪衰竭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中（见表2），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教龄能正向预测情绪衰竭。第二步将积极心理健康各维度及付出回报比加入方程，结果表明，只有幸福体验、乐于工作能负向预测情绪衰竭，付出—回报比能正向预测情绪衰竭。第三步将付出—回报比与积极心理健康各维度的交互项加入方程，结果表明，只有付出—回报比与幸福体验及乐于工作的交互项达到了显著水平，前者能负向预测情绪衰竭，后者能正向预测情绪衰竭。

2.对低个人成就感的回归

在以低个人成就感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中（见表2），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收入能负向预测低个人成就感。第二步将积极心理健康各维度及付出—回报比加入方程，结果表明，只有人际和谐和目标追求能负向预测低个人成就感，付出—回报比能正向预测低个人成就感。第三步将付出—回报比与积极心理健康各维度的交互项加入方程，结果表明，只有付出—回报比与乐于工作及目标追求的交互项达到了显著水平，前者能正向预测低个人成就感，后者能负向预测低个人成就感。

3.对去个性化的回归

在以去个性化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中（见表2），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积极心理健康各维度及付出—回报比加入方程，结果表明，只有幸福体验、人际和谐和乐于工作能负向预测去个性化。第三步将付出—回报比与积极心理健康各维度的交互项加入方程，结果表明，只有付出—回报比与幸福体验、人际和谐、情绪调控及目标追求的交互项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付出—回报比与目标追求的交互项能正向预测去个性化，其余三个交互项能负向预测去个性化。

三、结果讨论

（一）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付出—回报比和积极心理健康的基本情况

本调查的结果显示，幼儿教师仅在情绪衰竭维度上的得分超过1，而在低成就感和去个性化上的得分均小于1，说明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主要表现在情绪衰竭上。但进一步统计显示，有49%的幼儿教师患有职业倦怠，其中1.4%-4.2%的幼儿教师患有严重的职业倦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付出—回报比的均值为0.82，标准差为0.27；比蒋苾菁等报道的普通在职人员的得分（平均分0.75，标准分0.43）稍高。这意味着幼儿教师的付出比一般职员多。

而且，幼儿教师在积极心理健康各个维度的得分均接近4 分。与大学生在该量表上的平均分相比[12]，幼儿教师的得分稍高。而且，平均分均大于3 分，显示幼儿教师拥有较高的积极心理健康水平。

（二）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付出—回报比和积极心理健康的相关

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付出—回报比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值在0.15 到0.49 之间，与职业倦怠均分的相关值为0.46。这与郭孟等报告的宁波幼儿教师的付出—回报与职业倦怠相关值为0.499 非常接近，与蒋苾菁等报道的普通职员的结果（相关系数在0.02 到0.49 之间）也非常接近。付出—回报不平衡感能解释职业倦怠约20%的变异。这部分也重复了前人的研究。具体来看，付出只与情绪衰竭有显著相关（r = 0.41,p＜0.01），而回报则与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相关，说明孤立地考虑付出或回报，并不能正确地反映付出—回报不平衡感的不平衡程度。

幼儿教师在积极心理健康上的得分与其在职业倦怠上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相关大小在-0.22 到-0.51 之间。陈小异（2009）的调查显示，SCL-90 各个维度与职业倦怠各个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相关大小在0.09 到0.26 之间。由于SCL-90 是从消极方面来测量心理健康水平，而积极心理健康量表是从积极方面来测量心理健康水平，二者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正好相反。从关注心理健康的“消极端”到关注其“积极端”，这部分是对以往研究的拓展。

付出—回报比与积极心理健康各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大小在-0.19 到-0.43之间。这在文献中是首次报道。这预示着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可能受到积极心理健康水平的调节。需要注意的是，付出与积极心理健康的相关值是-0.22，而回报的相关值则是0.53，这不能理解为付出得分高的人，积极心理健康得分低；而回报得分高的人，积极心理健康得分高。符合逻辑的理解是，积极心理健康得分高的幼儿教师倾向于认为自己付出少、回报高。

（三）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积极心理健康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发现，首先，付出—回报比与幸福体验及乐于工作的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情绪衰竭（见表2），即对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情绪衰竭关系起调节作用的是幸福体验和乐于工作。其次，付出—回报比与乐于工作及目标追求的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低个人成就感（见表2），即对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低个人成就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的是乐于工作及目标追求。再次，付出—回报比与幸福体验、人际和谐、情绪调控及目标追求的交互项能显著预测去个性化（见表2），即对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低个人成就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的是幸福体验、人际和谐、情绪调控及目标追求。

按照方法学研究者的建议，如果积极心理健康与付出—回报不平衡感的交互作用显著，那么意味着积极心理健康对付出—回报不平衡与职业倦怠关系起调节作用，因为积极心理健康在逻辑上要先于付出—回报不平衡出现[13]。本研究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积极心理健康调节付出—回报不平衡感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机制是不同的，职业倦怠的维度不同，调节机制也不同。

这个结果有两层意义：第一，这个结果提示我们，导致职业倦怠的原因很多，而且各种原因不是孤立地起作用，不同原因之间可能有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往对这种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很少，这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二，在设计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干预方案时，要考虑这种因素的复杂性，职业倦怠的维度不同，干预方法自然应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