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诗涛

(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以政治写作著称的乔治·奥威尔无论是在其撰写的小说中，还是在纪实文学里，均对无产者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在作品中刻画了许多无产者形象，而且为了成为无产者的一员，他宁愿放弃体面优越的生活方式，深入英国北部矿工家庭体验贫困，甚至在巴黎街头忍受饥寒交迫的煎熬，在伦敦东区与流浪汉为伍。奥威尔执意摒弃中产阶级出身，持续关注无产者的命运。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这些都是我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经路径”[1]127。然而，学界对奥威尔对待无产者的立场提出了质疑。譬如，王小梅指出奥威尔对工人阶级的塑造是构建“他者”的一厢情愿之举[2]94；威廉斯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奥威尔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战斗，“只是带着当作家的强烈目的跑去巴黎和伦敦体验底层生活”[3]7。奥威尔对无产者书写所引发的争议缘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出身中产阶级的奥威尔在追逐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难以客观公正地认识无产阶级。他对无产者迷思的构建恰恰是他试图突破阶级差异的鸿沟但终告失败的写照。

一、奥威尔对无产者的悖论性刻画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健康每况愈下的奥威尔隐居朱拉岛(Jura)，倾尽心力撰写长篇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作者创作时肉体的痛楚和精神的绝望致使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黑暗压抑的反乌托邦文学经典。虽然无产者并非该小说关注的重点，但在书中奥威尔还是借主人公温斯顿之口，一再强调他所创造的极权乌托邦“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4]63。温斯顿认为只要无产者愿意，他们就能轻而易举推翻极权统治，“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4]63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但细读文本后，笔者不禁对书中无产者改变世界的力量和觉悟产生了质疑。

首先，小说中的无产者是一群没有面目的乌合之众。虽然他们占据了国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但在奥威尔笔下他们显得无足轻重。实际上，除了小酒店中的老头儿和晾衣服的妇女之外，小说中鲜有对无产者的细致描述。更多时候，他们以主人公日记中一个被主流忽略的群体示人，是名副其实的“沉默的大多数”。即便是对少数“出镜”的代表，作者也并未展示出其积极的一面：本应充当革命和历史见证人的老头儿，“记忆里只有一堆细枝末节的垃圾”[4]82-83；晾衣服的妇女因养儿育女和不停的劳碌，使得身材严重走形。字里行间，读者很难把无产者和未来的希望联系到一起。

其次，小说中的无产者缺乏改变自身乃至全人类命运的觉悟。在分析无产者的战斗力时，温斯顿提出了一个悖论：“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4]64的确，在大洋国的权力机制下，无产者虽然表面上拥有绝对的自由，但实则是一群没有思想的“牲口”。他们的行为不受国家监控，他们的道德情操不受约束，他们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赌博”[4]65这些琐事。国家通过愚民政策抹杀了无产者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终日浑浑噩噩，全然不知自己被奴役的命运，更别提揭竿而起了。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无产者的刻画充满矛盾。他将无产者的羸弱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却又将其推上了人类未来希望的神坛。被捕的前一刻，温斯顿再次情不自禁地表达了他对无产者“神秘的崇敬”：“这些人从来不知道怎样思想，但是他们的心里，肚子里，肌肉里却累积着有朝一日会推翻整个世界的力量……迟早这样的事会发生：力量会变成意识……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到来。”[4]198然而，这是小说中作者最后一次提及无产者。在温斯顿历尽摧残，放弃信仰的漫长过程中，无产者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脑海里。

在齐尔看来，奥威尔对无产者进行悖论性的刻画是因为他对未来丧失了希望，随即将目光转回一战前的“美好往昔”。他笔下的无产者与其说是未来的希望所在，不如将其看作是“往昔幻梦的唯一残余化身”[5]39，是他这一代英国人心目中“文化童真时代”[5]38(culture’s childhood)的象征。经历二战的洗礼之后，人类历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奥威尔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在他眼中，无产者的历史意识缺失恰恰使他们独立于诸如强权政治、集体主义、科技变革以及官僚集权这些当代世界顽疾之外，无产者间的同志情怀和社群意识使他们成为了一战前西方世界精神的维护者。

二、奥威尔的无产者生活实践

奥威尔不仅在《一九八四》中对无产者进行了艺术化的塑造，他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andOutinParisandLondon)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RoadtoWiganPier)这两部早期纪实文学作品中也对无产者进行了集中描绘。1927年，奥威尔辞去英国驻缅甸的警察职务，返回英国开启写作生涯。同年年底，为了撰写展现伦敦赤贫人口生活群像的杂文《收容所》①，奥威尔走遍伦敦及周边地区的济贫院和收容所，对流浪汉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田野调查。次年春天，他为了文学创作旅居巴黎。但和同期“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在巴黎尽享“流动的盛宴”②不同，奥威尔因生活窘迫沦落到在餐馆当洗碗工谋生。返回英国后，他将在巴黎和伦敦的经历融合在一起，于1933年出版了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值得一提的是，因作者担心家人看到自己的流浪经历而蒙羞，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应运而生。

英文“无产者”一词(proletariat)源于古拉丁语，原词意为“生育子女者”，最早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对家产不足一千五百铜币或除了人丁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的称谓[6]13。他们除了生儿育女以维系帝国的人丁之外一无是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类位于社会最底层的赤贫者并不属于他所定义的无产阶级，而是旧社会最下层中的消极腐化部分。他给这群人冠以“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的称谓以示区分[6]22。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奥威尔聚焦的恰恰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他用真实的笔触还原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酒店小工以及辗转于各个收容所的流浪汉的生活状况。和《一九八四》中面目模糊的无产者群体不同，该书中的无产者以形象鲜活的个体示人：曾当过妓女，上了年纪却仍像二十岁少女一样带着金色假发的酒店女清洁工；满口共产主义、仁义道德但实则品性恶劣的餐馆帮工；在寄宿旅馆中为了一先令的口粮与房客激烈争吵的七旬老者；流落街头却爱好天文，坚持思想自由的马路画家……奥威尔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与其坦诚交流，试图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尽管最终他“觉得自己只了解到贫穷那浅显的一面”[7]211。不过，与赤贫者为伴的经历为奥威尔打开了深入了解无产者的大门，正如他在《巴黎伦敦落魄记》的篇尾所写的那样：“一切才刚刚开始。”[7]212

1936年初，奥威尔受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之托，赴英格兰北部矿区调研。在为期两个月的走访过程中，为了能够真正深入矿工群体体验他们的生活，奥威尔坚持和他们同吃同住。他穿着旧衣，执意在严寒中步行赶路；他不介意寄宿在失业矿工家中，甚至愿意租住在一间令人作呕的牛肚铺楼上；他一个月内三次下矿井考察，本就虚弱的身体因过度劳累而濒临崩溃。在健康稍显好转后，他便马不停蹄地拜访工人家庭、工厂，并参加各种公共会议。同年年底，奥威尔结合这段经历，写就《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与《巴黎伦敦落魄记》不同，这次奥威尔关注的英格兰煤矿工人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一份子。他将作品一分为二，在第一部分中详尽地描述了矿工困顿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第二部分中系统阐释了英格兰阶级对立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书中，奥威尔不再以讲故事的口吻叙述自己的经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严密调查的案例和数据以及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他分别从工作的高强度和高危险性、微薄的收入、普遍存在的误解和歧视、住房紧缺、生活物资短缺以及高失业率等多重角度入手，为读者全方位展现了矿工们饱受剥削欺凌的状态。阅读奥威尔对矿工的描绘时，读者难觅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曾不时闪现的戏谑之语，而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对矿工的同情。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的第一章末尾，作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位在冰天雪地里哀怨地跪在破屋后院捅下水管的姑娘的身影。这一被诸多学者反复点评的形象是奥威尔在此书中对无产者刻画的缩影。他试图用文字为读者打开一扇能瞥见无产者苦难的窗户。与此同时，面对这种苦难，作者却显得无能为力。正如亨特所言，奥威尔在书中注定只能坐在一列飞驰的火车上扬长而去，“隔着无法避免的距离”审视着“他所不能治愈的痛苦”[8]。

三、无产者迷思的构建

虽然奥威尔费尽苦心与无产者交流，但他最初接触无产者的动机值得商榷。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第九章中阐述了自己对无产者产生兴趣的原因。在缅甸担任警察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身为一个“邪恶专制的零件”令其深感愧疚：“我不仅仅想从帝国主义逃离，更想从每一种人对人的统治中逃离。我想把自己放低，到受压迫者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压迫者。”[1]157英国工人适时地进入了奥威尔的视野，“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类比”，他们是“不公正的象征性的牺牲者，他们在英格兰的地位如同缅甸人在缅甸的地位”[1]158。由此可见，奥威尔关注无产者的初衷并非缘于他对这一特殊群体命运的同情。当时，英国工人这一近在咫尺的受压迫群体恰巧提供了疏导他心中负罪感的便捷渠道。而对工人阶级生活一无所知的他首先想到的却是极端的例子：流浪者这一社会“底层中的底层”。奥威尔武断地认为“一旦我走近他们，为他们所接纳，我就算触底了，就可以洗脱一部分罪疚感”[1]159，尽管后来他坦言这种想法毫无道理。

奥威尔亲近无产者的目的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非议者们倾向于将他视为一位只身前往贫民区寻求实现文学抱负素材的青年作家。然而，如比窦所言，这些人忽略了奥威尔心怀的阶级愧疚，因而将问题简单化[9]189。不过，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写手，奥威尔在创作时难免会顾及读者群体的感受。前文提到的奥威尔的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均由维克托·格兰茨牵头出版。格兰茨是1930年代红极一时的“左翼读书俱乐部”的创始人和主持者。该俱乐部的宗旨之一是揭露英国社会的矛盾，抨击资本主义，同时宣扬社会主义。它拥有众多会员，在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圈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奥威尔作品的受众并非工人阶级，而是以知识分子居多。为了迎合读者的品味，作者在尽力保持叙述真实性的前提下，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艺术加工。作者希望《巴黎伦敦落魄记》“像游记一样让读者感到有趣”[7]211，于是在文中加入不少发生在底层人身上的奇闻轶事，而这些细节难逃博人眼球之嫌。为了唤起知识分子对无产者的同情，他不惜撒小谎以彰显大真相。皮尔斯在文章中点出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第一部分中多处对事实的夸张甚至臆造③，同时指出作者在塑造两位标志性的女性时(捅下水管的姑娘和住篷车、面容枯槁的女人)将主观感受强行植入人物形象之中，使她们成为了无产者悲惨命运的化身[10]。这样一来，也难怪学者质疑“奥威尔并非工人阶级的同志，而是一名身处异域的煽情的知识分子偷窥者”[5]31了。

和同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宣扬社会主义的作家不同，奥威尔拒绝纸上谈兵，身体力行主动接触无产者，这一点的确值得肯定。但是，他在作品中展现的更多是无产者生活的艰辛与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笔下的无产者对自身困境或毫不在乎，或无力挣脱。如王小梅所言，奥威尔对工人阶级的刻画是有偏见的，他的描述“虽然充满同情，但也过分渲染了工人阶级的忍耐”[2]94。英国工人阶级实则远比奥威尔书中所描绘的更具战斗精神，他们为改善本阶级的命运坚持斗争。陈晓律指出英国煤矿工人一直是罢工运动的中坚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动精神，才使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发展到了如此猛烈的程度[11]。奥威尔走访威根时，大罢工的浪潮暂且退却，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了蛰伏期，但工人们反抗的火种绝未熄灭，罢工运动还将持续困扰往后数届英国政府。巧合的是，英国煤矿工人于1984年发起了又一轮声势更为浩大的罢工。虽然此次罢工仍以失败告终，但它震撼了国际政坛，并对英国的工业关系带来强烈的冲击。

四、奥威尔的阶级局限性

在奥威尔与无产者交流的过程中，阶级差异犹如一面透明的玻璃始终阻隔在两者之间，使平等沟通难以真正实现。在文学作品中，奥威尔反复提及自己“上层中产阶级偏下”的出身。正如格拉夫所言，这种模糊不清的定位使奥威尔在心理上十分脆弱，因为他在沦为上层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暴发户鄙夷的对象的同时，还得忍受来自工人阶级的敌视[12]。然而，由于原生家庭自小灌输的阶级观念以及之后所接受的公学教育，奥威尔这位游离于两个阶级边缘的人在情感上却对中产阶级高度认同。他坚称自己所有的观念本质上都属于中产阶级，消除阶级差异则意味着消除这一难以割舍的部分。他清醒地意识到“想从阶级里跳出来，我不仅要压抑内心的势利，还有其他大部分喜好和偏见。我不得不彻底改变自己，到最后甚至很难被认做还是同一个人”[1]171。

奥威尔的阶级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文化优越感的产物。如他所言，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他对书籍、食物、服装的特有喜好，甚至他说话的口音和语调、身体移动的姿态都是“处在社会等级中点上一个舒适的窝里某种特别教养的结果”[1]171。尽管奥威尔向往无产者的生活，但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向往不免带有一抹“叶公好龙”的色彩。在“温情脉脉地描绘工人间的同志情谊、团结意识和与生俱来的坚韧”[5]31的同时，奥威尔并未对无产阶级文化报以同等的热情。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他曾直言大多数无产者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更像一群失语者，他们的诉求被上层阶级“代言”，他们却不以为然。而少数走向前台的工人阶级精英或难逃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命运，或沦为和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家共同缔造“无产者神话”的帮衬。直至写作生涯晚期，奥威尔对无产阶级文化依旧缺乏信心。在1947年发表的《英国人》一文中，他就指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愈发敌视上层阶级，但在文化上却变得愈发友好。”[13]可见多年之后，在奥威尔眼中，英国的无产者在文化上仍处于弱势。

在弥合阶级隔阂的问题上，奥威尔的态度经历了从悲观到乐观的转变。起初，他承认与工人相处时“总有阴魂不散的阶级差异刺人发痒，像公主床下的豌豆”[1]165。对于上层阶级营造的阶级平等融合的假象④，奥威尔嗤之以鼻，指出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只会加剧阶级歧视。在他眼中，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聚首“并不总是久久失散的兄弟式拥抱，而更可能是一场冲突，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只能在战场上兵戈相见”[1]176。在法西斯主义抬头，欧洲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是放缓(阶级融合的)进程，不要强迫推行”[1]178-179。二战结束之后，奥威尔变得更加乐观。此时的他断定英国的阶级差异相较战前模糊了许多，并将此归因于工业技术的提升，住房条件的改善，生活用品、文学以及娱乐作品的大规模生产。他甚至预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将融为一体，人与人的真正差异将最终消失。

然而，英国的阶级矛盾并未像奥威尔祈望的那样趋于缓和，工人运动在暂时偃旗息鼓之后再次迎来了蓬勃发展。工人们以工会为依托，为维护自身利益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奥威尔准确地发现英国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掩盖了他们在物质条件上的类同，但他就此号召不同阶级搁置差异、携手奋进的做法略显幼稚。比窦指出，奥威尔之所以缺乏更具建设性的积极举措，原因在于他误认为无产者的贫困归根结底属于道德问题,而通过阶级革命未必能解决此问题。[9]192奥威尔在处理阶级矛盾时偏重感性的方式饱受部分学者的诟病。威廉斯就曾批判道：“奥威尔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口音、服饰、品味和饮食方面的差异，或者看谁的口袋里更有钱，这就掩盖了二者的阶级属性，即阶级是一种强有力的并持续存在的经济关系，他们本质上的区别是，一方占有财富和资本，而一方只能出卖劳力和技术。”[3]7必须承认的是，奥威尔绝非政治理论家，他仅能从自身阶级的角度出发憧憬民主社会主义，用诚恳的笔触为英国的未来指路，纵使它不过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经济高度发达、阶级矛盾模糊的资本主义制度”[2]94。

五、结语

奥威尔的挚友作家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曾回忆道：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奥威尔居住在一所位于伊兹灵顿(Islington)的公寓里。寓所毗邻工人聚居区，附近皆是德军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在这个“重要的工人聚居区边缘的下层中产阶级前哨站”里，奥威尔似乎终于找到了他苦苦追寻的心灵慰藉：他离英国工人们更近了一些[14]。这座公寓特殊的地理位置恰是奥威尔与无产者之间微妙关系的缩影。诚然，作为贯穿写作生涯的一个关键主题，无产者对于奥威尔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终其一生，奥威尔在探寻自己与无产者关系的道路上不断明确着自己的身份定位。与此同时，他从无产者身上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与素材，而他对无产者认知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作品当中。在生涯初期，奥威尔对无产者抱有强烈的好奇与同情。他试图通过与无产者的亲密接触深入了解这一群体，并建立互信。彼时，无产者是他洗刷心中负罪感的渠道，用文字将无产者的苦难公之于众是这位年轻作家的使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生涯晚期，无产者变为了奥威尔缅怀往昔的寄托。此时，虽然他仍宣称未来的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但这更像是一种希望幻灭后的自我安慰。

奥威尔对无产者前后态度转变的原因植根于他固有的阶级认知之中。虽然奥威尔竭力为无产者发声，但他终究无法摆脱自己的中产阶级出身。幼年时的家教以及早年在伊顿的求学经历均使奥威尔在文化层面对中上层阶级抱有难以割舍的情感。这种骨子里的阶级优越感导致他在与无产者互动的过程中无法再进一步。他不能充分认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却把缓和阶级对立、促进阶级融合视为解决英国社会矛盾的良方。奥威尔美好的愿望并未实现，相反，他却同时成为了中产阶级和无产者共同的“他者”。当他与伍德考克一同步入寓所附近的酒馆小酌时，他竟然不认识在座的任何一位工人熟客。朴素的衣衫没能掩饰奥威尔格格不入的“老伊顿人”身份，他只能提笔将对无产者的复杂情感构筑进迷思之中。

注释

① 奥威尔在《收容所》(The Spike)一文中以第一人称口述了自己流浪时在收容所里的所见所闻。该文于1931年4月发表于The Adelphi杂志，文中的许多内容也用在了《巴黎伦敦落魄记》的后半部分。

② 《流动的盛宴》(A Movable Feast)是海明威撰写的一部关于他旅居巴黎岁月的回忆录。书中，作者记录了自己与包括菲兹杰拉德在内的一众“迷惘的一代”作家们在巴黎的生活经历，并提及巴黎诸多的酒吧和咖啡馆。

③ 在论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第一部分中存在歪曲事实的错误时，皮尔斯提供了多个例证：譬如，奥威尔在书中罗列约克郡矿工工资支票时，不仅工资数据有出入，而且支票的日期也与现实情况不符；又如，在描述失业者“抢煤”的场景时，奥威尔有意夸大了场面的规模，这与他在日记中记录的真实情形不符。

④ 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第十章中，奥威尔提及约克公爵开办一年一度的夏令营，让公学男孩同贫民窟男孩“平等”地融合。奥威尔形容这一举措就像“快乐之家”的动物那样，笼子里同时关着猎食者和猎物，而主人的眼睛正盯着这群架着武器保持休战状态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