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阁 刘家宁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41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①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历史是永恒的，是不能隔断的，任何历史转折都离不开历史的铺垫与积累，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

美国入侵越南，在中国的边境安全和人类和平正义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作出了抗美援越的重大决策，中国人们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给予越南人民无私的支持与援助。中国之所以实行抗美援越的对外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南部边疆出现紧张局面，被迫应对美国在中国“南大门”战争挑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面临着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增兵朝鲜半岛，美军飞机在中国边境侦察空袭，并派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毛泽东指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不利的。”②担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心参战的原因之一，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重要原因。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好战行为极为忧虑。美国对印度支那武装干涉的升级，对中国的安全已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国干涉越南“直接对着越南民主共和国，间接对着中国。”③

朝鲜战争后，美国在南朝鲜，建立导弹基地；在台湾，实验导弹；在西藏，和国民党的情报人员煽动叛乱；在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在日本，挑拨中国同日本政府的关系，导致了中日贸易中断，中国周边出现紧张局势。④1961年4月，毛泽东在同非洲朋友的谈话中指出，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前线，如在老挝和南越的斗争就很尖锐。⑤1962年5月，刘少奇访问越南，并对越南领导人说：“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⑥

1962年，肯尼迪政府开始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8月4日，美国发动大规模空中袭击，击沉、击伤北越25艘鱼雷快艇。8月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心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一步侵略”，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动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北部湾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即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参谋长，建议越南方面要“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⑦东京湾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已作好了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的心理准备，并且着手作物质上的准备。毛泽东提出备战的主张，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大三线”的问题。⑧10月间，毛泽东称，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毛泽东的决定很快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并迅速贯彻下去。

1965年3月2日，美军开始对北越实施代号“雷鸣行动”的持续的大规模轰炸。紧接着，约翰逊政府又决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进入越南，侵越战争变成了一场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美军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也在增加，美军空军加强了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活动，包括加强中越边境地区的侦察飞行，美军战机也不断侵入中国领空，甚至在中国海南岛地区上空攻击解放军的巡逻警戒飞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使中国加强援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外援可以量力而行，在越南其援助的程度与美国干预升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二、中国积极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与中苏关系的恶化直接相关

中苏关系走出“蜜月期”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它既包括中苏两国国内情况不同，也包括两国国际战略利益不一致，还包括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认识。60年代，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争论愈演愈烈，并演变成一场公开的论战。对于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人的判断是严峻的，并由此认为国际形势是“大战可能推迟，小战必不可免。”⑨

中苏关系随即恶化。1962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以阮文孝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批评苏联对美国执行妥协政策，强调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最近召开的莫斯科裁军大会，他指出：苏联对美国“把调子放低，求妥协，不提民族独立运动。”在谈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所开展的斗争时，周恩来说：你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甚至是艰苦的。但是斗争的影响在一天天扩大，甚至影响到吴庭艳反动军队的下层，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你们是有朋友的，有前途的。我们这里开了群众大会支持你们，你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情绪。”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支持南越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委员会，募捐一些药品、救济物资等。”周恩来在谈话结束时强调：“你们在东南亚的地位很重要。”⑩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地说：“有些党靠压力过日子，还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由于赫鲁晓夫过去为了搞苏美缓和，拒不支持越南搞武装斗争，因此，随着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越南劳动党一改过去在中苏之间调和的态度，明显赞同中国党的革命观点。1963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达到高潮，5月10日，当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时，胡志明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胡主席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国人民好久就盼望着刘少奇主席前来我国访问。今天能够迎接主席同志和其他同志，我们感到万分高兴。真是：‘心心早相印，今日喜相逢’。”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进一步促使中国领导人转向强硬的对外政策。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越发强烈。他们深信，推动、领导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已落到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国身上。因此，全力支持印度支那国家的反美武装斗争对中国是责无旁贷的。

三、与60年代的中国对外政策有关，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依托

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铁板一块。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对亚非拉运动的漠视，追求与西方的“和平共处”，其“革命性”不断衰退，已经滑向“修正主义”。毛泽东分析了国际政治力量布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的理论。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重申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论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

1963年，毛泽东又有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新提法，他将两个中间地带概括为：“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认为两个“中间地带”实际是两种“中间地带”：一种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一种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抗美斗争是代表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的一面旗帜，而“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分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分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毛泽东看重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新兴民族力量，看重中间地带，目的是要提醒人们在反美帝的同时，也要与苏联修正主义做斗争，抗衡美苏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和遏制，更要在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夹缝中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消除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出来所造成的孤立感。所以，中国必须重新外交定位，寻求第三世界这个新的战略依托。

四、还与60年代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相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最大变化是提出“反帝、反修”的政策。所谓“反帝”，最主要是反对美国；所谓“反修”，则是反对苏联。一方面，美国发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在恶化，苏联大肆反华。1959年中印边境由于印方的挑衅爆发冲突，苏联公开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两党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后来又扩大到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严重困难，“大跃进”运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国领导层内出现全面检讨对外政策的声音。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中，实际上为对外政策定了基调。他在书面报告中提出，中共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1962年3月31日，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还为中联部起草了两份内部文件：“一份是《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另一份是6月29日的《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

用王稼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信，明确提出：在越南问题上避免爆发朝鲜战争式的冲突；在对苏斗争问题上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一直斗下去；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要考虑从政治、外交方面打开僵局；对外援助，他提出了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重要方针，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困难时期，不要乱开支票，要留有余地，某些方面甚至要适度收缩。很明显，这时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这些认识表明中央领导层能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处理问题，非常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针对王稼祥在外交领域推行的“三和一少”路线，毛泽东斥责他是外交路线上的“修正主义分子”，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且提出“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坚持以不妥协的态度反对“帝、修、反”。他认为王稼祥犯了右的错误，不适合再继续领导中联部的工作。王稼祥提出的问题已经对毛泽东的一些政策理念构成挑战。1962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原定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开了十多天后，在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主要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指出，国内有人像苏共一样，否认阶级的存在，而这是更须警惕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继续开展对所谓“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一切中庸和温和务实的观点都会遭到批判，中美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再所难免。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与越南并肩作战，作为邻国的两国既存在传统的友谊，双方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又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缓冲地点不遭到美国的破坏。援越抗美还是中国扩大自己影响并提高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世界上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可借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令中国对越援助的政治动机增加新的因素，拉住越南不仅是中美之间的较量，更是中苏之间的竞争。

注释:

①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8页。

②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39页。

③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3页。

④吕桂霞.“特种战争”与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J].史学月刊，2007(4).

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

⑥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M](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4页.

⑦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J].党的文献，1995(3).

⑧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第249页。

⑨《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⑩1962年9月30日周总理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