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德启蒙运动思想的核心在于人们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对理性运用的思想的核心在于公开，即面向公众，而非任意运用。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了保证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依然保持稳定，其自由要分为两种状态——消极状态和积极状态。当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要保持消极状态——服从自己职务的职责;当推动整个人类共同体完善和进步时，要保持积极状态——勇于发表作为一个纯粹学者的看法。

关键词：康德;启蒙运动;公开运用理性

《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是康德于1784年在其60岁时完成的，是他经历了大半生之后写的体现其政治构想的成熟的政治哲学著作。文中提到的启蒙运动是面向整个人类的启蒙，他希望的是尽可能多的人而非极少数智者的理性运用，这样的启蒙运动在笔者看来是人类精神史上最雄心壮志的事业之一，其想法之宏大令人惊叹又敬佩。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这篇文章中，康德简单论述了何为“启蒙运动”，及如何做到“启蒙”以进入“启蒙了的时代”的社会。他的回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而每个人在坚守属于自身职位的职责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便是实现“启蒙”的方法。

笔者十分赞同康德提出的“启蒙运动”的说法。笔者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相比，最宝贵的莫过于我们拥有思考的能力，而最重要的便是把这种最宝贵的能力发挥出来。如何才能真正发挥思考能力呢？正如康德所说，“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即“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人的理智被捂盖住了，人因而处于蒙昧状态”。[2]人都有贪图享乐的本性，而思考往往会导致人们经历在追寻问题结果的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以及得出的思考结果与外界矛盾时的孤立与恐惧。大多数人为了避免经历这种痛苦和坚持自我时的恐惧，主动放弃了自主思考这项能力，而甘于被少数勇于思考的人引导。进入“启蒙了的时代”的大前提便是所有人都要重拾自我思考的能力，一开始不一定都要做到理性思考，但一定要踏出自主思考这一步，勇于思考。

如何做才能进入“启蒙了的时代”呢？康德不提倡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他认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1]当人们的思想方式没有实现真正的改革之前，任何政治上的革命都无济于事，革命者只是代替了旧的统治者成为新的统治者。这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而已，并非社会制度变革，社会并没有什么进步。发生于和康德同一时期的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便证明了康德的想法。

康德所谋求的是一种温和的变革，他所希望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够长期地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即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哪怕这些命令是不合理的，而统治者则相应地给予被统治者以思想的公开自由，即“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3]的自由，不加禁止，这样的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微妙的稳定状态。这样一来，统治阶级的统治就长期不被推翻，社会也由于被统治者能够“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而不断稳定地向前发展。虽然这样的进步是缓慢的，但终有一日，所有人都能重拾理性的思考，这样的变革才是根本的、彻底的，人们才真正进入了“启蒙了的时代”。

康德的启蒙运动思想的核心在于人们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其对理性运用的思想的核心在于公开，即面向公众，而非任意运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文中他以一个军官和一个牧师为例，以他们的工作职责为基础，具体说明了何为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何为私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他提倡的运用理性的自由，是作为一个纯粹学者可以面对公众判断的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而不是囿于一定的职位束缚的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了保证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依然保持稳定，其自由要分为两种状态——消极状态和积极状态。当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要保持消极状态——服从自己职务的职责;当推进整个人类共同体完善和进步时，要保持积极状态——勇于发表作为一个纯粹学者的看法。康德的启蒙运动思想看似可行并十分美好，但笔者认为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他设想的“启蒙了的时代”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第一，康德设想的人人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前提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社会，每个人都运用自己的理性评判问题，得是公正的（至少是符合自己内心的公正），不能有阴谋诡计存在的，否则“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了的时代”无法达成。试想当一群人对某个问题“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只要有一个人无法抵御为自己谋利益的私心，以“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为幌子，实则是出于私心地发表言论而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后，难免其他人不会眼红而效仿。因此“启蒙了的时代”的社会对人们的道德品质要求极高，需要人人都做到自己内心的公正，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第二，康德生活在普鲁士君主专制体制下，只能寄希望于君主的开明专制。想要社会不断持续地进步，就需要代代君王都开明，都做到允许人民“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1]这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寄予厚望的腓特烈大帝能做到这一点，但不能保证腓特烈大帝之后的继任者都能做到。腓特烈大帝的继任者连“有限的自由”也不给人们了，印证了这种寄托于君主专制想法的失败。

第三，保护者若能永久地通过引导公众不思考来垄断自己的巨大利益，为什么要给公众以公开的自由，以致随时可能威胁自己的统治，并最终彻底、根本地推翻自己呢？因此笔者认为，康德所想的通过温和而漫长的思想革命来促使社会持续进步的想法并不现实，因为保护者为了继续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会拼命阻止公众的启蒙，最后被统治者会通过一场彻底的流血革命推翻保护者，不可能做到平稳交接。

第四，康德把一切都交给人类的理性，然而并没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人的理性。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同的，对同一件事情，即使都出于各自的理性，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就无法保证人们公开地运用自己的自由全部是理性的，如果不是全部理性的自由，那么必然会存在非理性的自由干扰理性的自由，从而使理性的自由也变得不理性。

康德有关启蒙运动的想法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其中提出的运用自己的理性以及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相处方式是每个时代都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和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多启发和指引。其鼓励世人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争取这种自由的思想，超越了时代和社会意识形态限制，是每个人作为人所应该具备的，值得我们反复学习与思考。

参考文献：

[1] 康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 陈乐民.康德论启蒙——读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J].社会科学论坛，2000（07）.

[3] 马涛.“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理性的私下运用”辨析——读康德《答復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J].名作欣赏，2015（02）.

作者简介：毛一宇（1997—），男，陕西汉中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