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新民 朱兴柱 王建华

“记得好像我刚到香港时，你们杂志采访过我一次。差不多30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个时候精力还旺盛，现在是老朽不堪了！”刚落座，周南就掐指而忆当年。

“只要一提及香港，许多人就想起了您。”笔者靠近老人说。“俱往矣！俱往矣！回过头来看，整个中英谈判、香港问题的解决一直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而且很多问题是他亲自参与的。”

“昨天是小平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说着，笔者手指了指周府客厅的墙上挂着的一幅邓小平接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照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陪同会见，傅莹担任英文翻译。“那时，会见才开始，小平同志谈到自己的年龄，他对布伦特兰夫人说：‘我老了，84岁了……那个女翻译有点紧张，翻成了‘48岁。我在旁边听见了，说：‘错了，错了。小平同志说，什么错了。我说，‘您说84岁，被翻成了48岁。小平同志听后，不但没有批评那翻译，反而开怀大笑，他幽默地说道：‘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大家哄堂大笑。”

“那个记者很会抓镜头，后来他得了新闻奖。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用的标题是《84岁变成了48岁》。”周南指着照片刚说完，笔者说：“这照片很生动，现场感强，似乎听到了透过照片的笑声。”

眼前的周南，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温文尔雅、诙谐风趣的他，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人、中葡《联合声明》草签人，担任过香港回归过渡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重任，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主要参与者、执行者。

写港澳回归史，周南是位绕不开的人物。谈起港澳回归，周南打开了话匣子，胸怀激荡，毕竟那是他一段永生铭记的经历。近100分钟的专访期间，他手势丰富，侃侃而谈。言语中透出这位“诗人外交家”对港澳的一片深情，当年谈判的细节娓娓道来。我们不时地被老人的童趣、睿智所感染，笑声连连。难怪当年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就像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

唇枪舌剑的亲历与见证

1982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一身蓝袍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走出大门后一直低头不语，结果在下一个阶梯时脚下踉跄，单膝双手触地。

这个镜头很快被一旁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眼位置报道了撒切尔夫人的跌倒。对于这位刚取得了马岛战争胜利的英国首相来说，无疑是此生最尴尬的时刻之一。

在撒切尔夫人跌倒之前，这位首次访华的“铁娘子”和邓小平有一次交锋激烈的会晤。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周南就在现场见证了这次会谈。他回忆说：“那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谈话，后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是那次谈话定下的。”

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打赢马岛战争的撒切尔夫人，想以主权换治权，继续由英国管治香港，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方案。周南回忆说：“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他们的会谈确实十分精彩。一開始，撒切尔夫人继续宣扬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有效的，英国是根据这个管治香港的。她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香港要保持现在的繁荣，必须由英国人统治，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香港的繁荣就没有了。她的第三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方面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会出现动乱，要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带有一些威胁性了。”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周南回忆：“小平同志对她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坚定明确地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小平同志这一表态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用一个不平等条约来代替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幻想。针对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统治这个观点，小平同志反驳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针对撒切尔夫人的第三个观点，小平同志反驳道：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撒切尔夫人一听，沉默良久。

邓小平的态度强硬起来。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周南直至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最后小平同志不客气地讲：我担心的是过渡时期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如果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小平同志用平和的语调讲出了很有分量的话，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听懂了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最后，小平同志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并表示，不迟于一二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出师不利，和被称为中国的“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一交锋马上就败下阵来。撒切尔夫人很无奈，在离开人民大会堂时有些精神恍惚，在迈下东大门的台阶时摔了一跤，幸而被中方安卫人员及时扶起。周南说，这个镜头被中国的摄像师拍了下来，为了给她留面子，没有在新闻上播出，但在西方和香港的有关纪录片中经常放映。

采访期间，陪同坐在一旁的中联办香港驻京办事处原主任秦新民接过话说：“当时，我在现场。因为一出来，太阳很高，那一片水泥地反光也很厉害。咱们这个台阶都一样的，没有颜色区别，看上去白茫茫的一片，正常人也可能会，她那个脑子当时还在想着谈判的事，突然在台阶上摔倒了。她一跪下，我们那个战友一下就搀住她，要不她就得趴下去了。我当年在中央警卫师（公安部八局），外国元首来，我们都去做保卫工作。”

周南说：“很悬的，她是往前扑，搞不好都要骨折。据英国大使柯利达回忆录记载，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撒切尔夫人对他发牢骚：‘唉呀，邓小平这个人very cruel！用了英文‘cruel，直译就是‘残忍或‘冷酷无情，客气一点就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虽然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面为随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定了调子，但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南回顾时说，我们主张只有在英方承认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英方则回避主权问题，要求只就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开始章文晋副外长跟英方谈，谈不下来，接着是姚广副外长，也谈不拢。从1982年9月一直到1983年7月，整整10个月的时间争论不休。小平同志规定的两年的谈判期限已经过去了近一半，英方开始感到焦急，后来撒切尔夫人主动给我国领导人写信，建议恢复两国之间的磋商。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 h e”。英方认为加“t he”不能接受，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他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法，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一番之后，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

周南说，很快双方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双方经过讨论，就“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这项议程的中、英文译法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第二阶段第一轮谈判。

当时，姚广为中方代表团团长，谈判地点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会谈地点与时間本来是保密的，但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还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敬业的记者们发现了。”

第二阶段会谈的前七轮谈判期间，周南在台后，主要参与谈判策略研究以及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每次会谈结束，他们都会开个小会，总结和研究下次会议的开谈。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这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台前，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开始第八轮谈判——谈判地点改在钓鱼台2号楼。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问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周南说：“各轮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比如，我们提出的文件中写明，未来特区经中央授权得行使‘高度自治，英方则企图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甚至要求特区与中央‘绝缘；我们写明特区是个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也要求删去。总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计要把特区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香港在回归后继续由他们操控。这些都被我们打掉了。”

其间，邓小平指出：不相信普选就会选出爱国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即使搞普选，也要循序渐进。周南说，正是根据他的这些指示，《基本法》作出了“行政主导”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逐步引入民主机制的明确规定。

周南说：某些外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把香港变成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并进而使之成为在“民主”的幌子下颠覆大陆的基地的妄想。只要出现适当的气候，这些力量就会起劲地动作起来。近年来一些外部势力超常规地高调插手香港事务，不断对香港内部的政制体制等问题指手划脚，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有的外国政客，竟然不远万里来到香港，宣讲和“教导”香港人如何“争取民主”，在公开场合大肆攻击中国政府，攻击《基本法》，还鼓动港人直接推选出自己的所谓“领袖”。他们似乎忘记了，香港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特区，并不是什么外国在中国领土上搞的“公共租界”。而他们的行径与香港某些所谓“民主斗士”的街头政客们的活动配合得如此默契，倒是个不能不发人深思的问题。

周南说：邓小平讲的“一国两制”，是强调了“在一个国家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没有“一国”的前提，也就没有“两制”可言。既要尊重“两制”，更要尊重“一国”的大前提。因此不能只讲“两制”，不讲“一国”，更不能把香港搞成个事实上的“两国两制”。“小平讲‘港人治港，强调的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来应由香港的爱国者为主体组成，特别强调了‘主体两字。他还说，‘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港人，普选就一定能够选出这样的人吗？‘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走。他的这些讲话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显然那些从一开始就反对香港回归祖国，并且从根本上反对《基本法》的人，恐怕很难被视为是真正的‘爱国者吧。小平讲‘高度自治，强调的是‘在《基本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强调中央必须保持它应该保持的权力。”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病逝。周南此时已经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当晚他本已睡下，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急电，工作人员含泪连夜布置灵堂。一连几天，众多香港市民赶来吊唁，一见灵堂，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在门口就下跪叩头，还有的知道邓公喜欢吸烟，便买了好烟，放在灵堂之上。

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踏上回归后的香港土地。两次南巡，他都到了深圳的口岸，凝望近在咫尺的香港。1992年，周南从香港赶到深圳，当面转达港人希望邀请邓公访港的愿望。邓小平欣然允诺，并说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32天之后，飘扬了150多年的米字旗缓缓降下，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在东方之珠冉冉升起。在漫天礼花中，游轮“不列颠尼亚”号载着查尔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离去。周南感言，当看到英国的米字旗缓缓地降下来，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他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中华民族受屈辱的历史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能够参与并见证这样伟大的历史进程，真是三生有幸。

周南说：“现在依然有一些国际势力想在香港捣乱。当然，香港内部的健康力量是香港的主体。但不容讳言，香港社会在向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某些负面的消极的因素。考虑到香港遭受一个半世纪的外国殖民统治，存在这些因素不足为奇。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小平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香港《基本法》中关于保留中央对特区行使管治权的有关内容和第23条反颠覆条款，就是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来针对少数人搞所谓‘港独的闹剧，及时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力来主动释法，对维护香港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在香港陆续出现所谓‘占中和‘港独闹剧，更突显了早日以适当方式实现《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必要性。”

澳门问题谈判“渐入佳境”中的波折

由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澳门的回归显然轻松了很多。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有了与香港问题谈判经验的周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谈判。周南说，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曾有过早于香港、与香港同时、晚于香港3种考虑，但最晚也须在20世纪之内收回。在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不久，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他在回答澳门客人提问时首次表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正式会谈期间，穿插了两国副外长的相互访问，以及在每轮会谈之后中方邀请葡方代表团去外地访问，在访问中进一步交换意见，这在当时被外电称为“旅行外交”。周南说：“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当时，每谈一轮，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比如一次看承德，一次看泰山，一次看長江三峡。利用这种会外的比较轻松的旅游的方式，再私下交换一些意见，就更加容易沟通了，可以解决一些有困难的问题。”

1986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在同一时间内向新闻界公布了双方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从谈判开始到达成协议共历时10个月。

这年6月30日，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开场白是双方代表团团长聊天。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说：“不久以前，我们到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坐上一只叫做‘贡多拉的小木船，那时潮水已经退下来，就在小船上听着那桨声，使我想起了一位中国诗人孟浩然的两句诗‘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我希望阁下和各位朋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次都有机会到我们国家参观一些地方，看看中国的景色。”第二天出版的《澳门日报》记录了这段“轻松的谈话”，并从引用的诗句中猜测会谈在风平浪静中进行，中葡谈判将会比中英谈判更顺利一些。

第一轮会谈截至7月1日，一直在北京舉行。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二、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之后，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就中葡对会谈总议程（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行使主权后的安排、过渡时期的安排）达成协议。首轮会谈结束，发表了只有短短140字的新闻公报：“……会谈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首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决定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

第二轮会谈于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中，中国代表团提交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并做出相关说明。周南这次引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倒吃甘蔗的典故，说：“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很喜欢吃甘蔗，而且吃法与众不同，是从尾部到头部，倒着吃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这叫做‘渐入佳境。”结果，有报刊从中猜测，看来谈判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否则怎么说“渐入佳境”呢？二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公报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继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至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必然会向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向发展。

10月21日至22日，重要而关键的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前，周南以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示这次会谈将取得重要的进展。事实上，通过这一轮会谈，双方代表团已在各个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会谈结束时宣布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开始会议文件的审议工作。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当时周南在外交部的职位是外交部副部长，而葡萄牙却由外交部部长亲自迎接，这是不符合正常外交礼仪的。这也引起了周南的警惕。

“当天下午举行理论会谈，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天晚上深夜有个招待会，第二天中午又是总理家宴招待。在谈话中谈到澳门问题，我们讲，现在谈得很顺利，很快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协议了，对方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天下午是总统苏亚雷斯接见，不要任何人陪见，葡萄牙方面就他一个，中国方面就我一个。他说，澳门的回归不能在本世纪（20世纪）内，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到21世纪的适当时候（再回归）。”

这一听，周南很吃惊，这个事情邓小平过去已经讲过了，要在本世纪（20世纪）内解决。于是，他立即表示不悦，回答苏亚雷斯说：“听到阁下这样的讲法我很惊讶，因为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在私下磋商中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苏亚雷斯仍辩解：“如果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这么说了，那么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是我们政府的决定。”周南反问：“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国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在重要会谈中讲的话不能代表本国政府。如果按照阁下这样的说法，那么今后我应该跟谁去谈判呢？”

讲到这里，苏亚雷斯又僵住了。周南说：“你们再认真考虑下，我就告辞了。”下了楼以后，本来众多各国记者都在等着采访周南，周南表示：“今天比较疲劳，不开记者招待会了。”

日后，周南回忆说：“我们不能屈服于压力，所以除了明确表态之外，我得给对方也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表达我们的不快。第二天本来安排参观几个景点，我说自己疲劳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参观项目取消，我要在旅馆休息。当夜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

这让周南颇为震动的变故，其实也是出于葡萄牙政府的牟利之心。原来，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中，有些人错误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部分外资会从香港迁到澳门，如果晚十几年再将澳门交还给中国的话，葡萄牙方面可能会由于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巨大利润。

摸清这一情况后，周南决定立刻给葡萄牙方面施加压力，取消了第二天的游览行程。此举引起了媒体和外界的纷纷猜测，不敢冒险破坏协议的葡方不得不再次邀请周南进行会谈。

在葡萄牙短暂停留之后，周南立刻返回北京。周南以及中国外交部随后的强硬态度，使得葡萄牙国务会议终于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给中国。

关于回归日期的确定，开始葡方坚持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交还澳门。周南说：“按照你们的习惯，每年12月25日圣诞节，随后就是新年了。过年都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把交接仪式放在这个时候合适吗？政权交接还是与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错开来为好。我看，可不可以提前一下？这样，让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假期。”

对此，周南回忆说：“当时，对方说：我做不了主，得报告政府。过了两三天，他答复说：我们同意让一让，让到12月20日。”于是，中葡双方共同确定交接日期为1999年12月20日。周南的机智和坚持，让澳门的回归整整提前了11天。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各项重大实质性问题都已陆续解决，剩下的只是最后审定协议文本的工作。会谈开始时，周南指着窗外钓鱼台才抽芽的新柳和正开放的桃花说：“去年我访问葡萄牙的时候还是初冬季节，现在已经是大地回春了。我家门口的两棵桃树，一棵已经开花，另一棵也含苞待放了。”说着，他顺口吟诵起“桃花又是一年春”的诗句。随后记者发出的新闻报道中说，那“已经开花”的桃树是暗喻香港谈判，“含苞待放”的桃树则是暗指澳门谈判也将绽出花朵。

这轮会谈历时最长，先后进行了6次会议和5次非正式磋商。最后，双方审议了协议的文本草案，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3月26日在北京草签。至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以取得圆满的结果而结束。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联合声明》庄严向世界各国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当天，周南赋诗《澳门回归寄兴》以祝贺：“故国旌旗入澳门，八方笳鼓兢纷纷。乃翁心事今何在，笑指东南一片云。”

周南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是20世纪末我国的盛事、喜事，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体现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祖国统一这一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历史表明：香港、澳门的主权，没有实力，收不回来；只有实力，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也不容易和平收回。同时，还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濠江碧海扬欢浪，盛世莲花谱华章。时间是不凡的书写者！澳门回归20年来，在《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门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政制稳步发展，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民生福利明显改善。周南认为，澳门《基本法》的成功实施充分表明，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只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只有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使澳门走向新的美好未来。在新征程上，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實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就能进一步实施好澳门《基本法》，治理好、发展好澳门特别行政区，推动“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更大的成功。

少为人知的是，周南在1948年初夏进入中央外事学校，开始与外事结缘，1950年因为赴朝做战俘工作而开始外交生涯。他一直“超期服役”到70岁，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由于老伴前些年病故，周南的身体不如多年前，曾常年坚持的游泳也没有继续，但他思路依旧敏捷，言谈幽默如常，还学会了用微信看朋友圈的消息。

卸下公职后的周南，“息影林泉下，时还读我书”，每天手不释卷，几乎到了“夜不读书难自眠”的状态。他就像是香港、澳门的一位知己至友，始终牵挂着港澳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他每天仍快速翻看多份香港澳门的报刊，了解港澳发展的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