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新乡 453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中国文化”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是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当今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传承自孔子对华夏文化的文化自信，探析孔子对华夏文化的文化自信不仅能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侧面的补充研究，更对如何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历史溯源与现实指导。

1 孔子对“华夏文化”的界定

“世界上其他古代原生文化因各种原因大都相继夭折,而中国文化则是罕见的古今绵延的文化类型。”[3]正是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孔子才能在百家之中一枝独秀，开创儒学经典，乃至于儒学在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内始终占领制高点，从宏观上讲，“华夏”是古代中国的别称，是现代中国在历史或文化意义上仍然沿用的一个称谓，例如，全世界的中国人包括华人、华侨在内都认为自己有着区别于外国人的民族身份，所有中国人都称为“华夏民族”或“华夏族”。从微观上细细考究，“华夏”其实是中国古代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大概拥有八百年国祚的周王朝的别称，也就是说“华夏”在国家含义上最早指的是周王朝。“华夏”有了具体意义，那么“华夏文化”也将随着“华夏”的定义界定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具体含义。“华夏文化”确实是随着“华夏”的定义而将自身的信息更加具体，时间的纵向维度表明“华夏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化相比较而言，是世界上流传最久，底蕴最深厚的文化之一，以炎黄二帝为始，商周文化奠基，诸子百家争鸣并蓄，汉唐传承的一整个厚重、深远和细腻的中国文化。但从朝代更迭的空间维度上去考察，显而易见，“华夏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当是有着不同的历史含义的。比如，黄帝时期的中国历史，因时间发展较为短暂，所以当时华夏文化虽然已经开始萌芽，但并未有着很深厚的积淀，仅仅是一些生产力发展程度底下、中国文明开始转化为中国文化所磨砺出的零星点点，且保留至今的即成式，有史实可考的实物与文字资料稀少，显然这并不能代表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华夏文化”，而是“华夏文化”的阶段性称谓，孔子个人也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诗经》《尚书》的内容，《尚书》又称《上书》，主要记载从炎黄到西周时期的政治大事，《诗经》是一部民间流传收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时期的诗歌集，且孔子多次教导学生要“法先王”，认为先王是孔子本人及学生的效仿典范，效仿上古圣帝和文王武王（西周），从而修身治国平天下，并且提及《尚书》中的内容和“法先王”的思想要多于《诗经》的内容。因此，我们断定，孔子所接受和传承的这种“华夏文化”是截止到孔子每一次接受文化知识之前的，所有古代中国文化在阶段历史上发展的成果，且根据《论语》中孔子对先前古代中国文化史实的提及与引用中可以认为：孔子的“华夏文化”，是以炎黄时期文化为始，更多地偏重于商周文化为溯源和基础。这也正是孔子一生为复兴周礼这个目标而奔波周游列国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2 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认知肯定

孔子流传下来的原著作品稀少，只有以《论语》为最经典的代表，是由其弟子们记录孔子言行，流传于后代弟子的一系列孔子语录。在《论语》一书中，大多都是以第三人称记录，将孔子当时的所有言行很具体地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研究孔子对“华夏文化”的文化自信非常可信的，来源于孔子本人的第一手资料。《论语》一书中孔子对弟子的言行教导有很多，运用一些古籍或典型事例进行教育也是孔子教育的一大特色。孔子的主要思想为仁、礼，而在《论语》的学而篇、述而篇、泰伯篇、子罕篇、子路篇、宪问篇、卫灵公篇、季氏篇、阳货篇、微子篇、子张篇、尧曰篇中不断且多篇连续引用《诗》《书》《韶》《易》当中的语句或者史实，借引用的语言教育艺术来对弟子进行教育与启发。例如，在首篇“学而”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举出了先王的典型事例，认为先王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好，是因为“礼”的应用，将各种事情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在“尧曰”篇中，孔子提到：“不学礼，无以立”认为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在于学习礼；为政篇中提到《书》中说到孝的重要性，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是孝的真正含义，将孝延续到政治上那么就可以算“为政”，也就是“仁”在政治层面上的个人表现；在卫灵公篇中颜渊问孔子如何管治国邦，孔子就借用夏朝、商朝、周朝的制度与历法，配合《韶》曲和《武》曲这样的事例来回答颜渊；在季氏篇与阳货篇中教导学生做人做事方法时，提出要学习《诗》和《礼》，另外在其他篇目当中孔子用华夏文化做举例教导的事迹不胜枚举。通过以上孔子在《论语》中用前人的华夏文化典籍来做例证，指引学生如何求学做人的例子来看，首先孔子本人一定对华夏文化了解地十分透彻，在深入了解华夏文化的基础之上孔子也一定对华夏文化的认知上持肯定态度，众所周知，孔子特别重视教育，主张要通过文化与知识来教化万民，是中国教育第一人。如果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认知没有始终保持着肯定的立场，也就不会将华夏文化作为例证来教导自己的学生，后世自然也就不会将孔子在教育中提及的华夏文化流传下来。因此，孔子首先对华夏文化持有坚定的认可理念，进一步才会将华夏文化在自己与学生身上传承下去。

3 孔子对“华夏文化”的不懈传承

孔子是中国教育的第一人，主张“圣贤施教, 各因其材, 小以小成, 大以大成, 无弃人也”[4]。他的一生不仅有周游列国，更有在周游列国期间以及之后的广收门徒，向这些认可孔子思想也想学习孔子思想的学生们传授他的毕生所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孔子自身所拥有“华夏文化”知识、认可“华夏文化”之后，对“华夏文化”的延续方式是依靠教育学生的手段。通过《论语》一书中的描述记载可以发现，《论语》一书中几乎讲的都是孔子如何教育学生以及学生向孔子提问的语言记录来表达孔子对“华夏文化”的传承教育。孔子在述而篇中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大概意思是孔子说他自己的知识并非与生俱来的，具有这么多知识的原因在于喜爱古代的文化，不断勤奋敏捷地去学习求得的而已。在当时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大动乱时代，孔子的知识量应该是当世之渊博，鲜有人能与其相比，可孔子并不以自己拥有很多知识而自居不凡，却很谦虚地说自己所学，不过都是喜爱古人的文化，向古人多加学习才得来的，同时又在泰伯篇中赞美古代舜和禹“巍巍乎，舜禹只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一方面赞美古代圣人舜和禹的伟大，另一方面让学生真实地看到与感受到孔子自己拥有这么多的文化知识，其实都是来自于古人的智慧，借此来教导学生如果想学做一个圣人、有知识的人，那么就一定要在教师这里将优秀的“华夏文化”学好并不断继承下去，这样才可以做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5]。孔子是当时最著名的教育者，孔子教出的学生也收到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人士的广泛认可，可知孔子个人的社会声誉和评价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孔子所教出的学生当中，学生以有这样一位教师而感到自豪，自然而然地就会把能成为孔子那样的一名优秀教育者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为政篇中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认为可以“为师”，而想要“为师”的很重要一条路径就是“温故知新”，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者，在对待知识方面应当做到“温故知新”，即温习旧的知识，也就是孔子所认可的“华夏文化”知识，同时在感悟“华夏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得出新的收获与见解，新从就旧中来，这样做才能够成为一名教育者，同时孔子在这样借教导指引学生实现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同时也实现了“华夏文化”的传承。总的来说，孔子本人在非常认可“华夏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不断传承“华夏文化”，引导自己的学生也应当继续延续“华夏文化”，正是孔子如此不懈地努力着，“华夏文化”才在孔子及其弟子的传承中薪火相传，以至于在今天历久弥新。

4 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自我立信

文化自信不仅是人民自身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与积极实践，更重要的是保持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孔子在对“华夏文化”肯定认知的基础之上又积极地传承了“华夏文化”，在孔子的内心也始终对“华夏文化”承载着骄傲的自信心，认为自己就是“华夏文化”的化身立于天地间。首先在未接受“华夏文化”知识的熏陶之前，孔子就认为自己是个比常人都要强出一点的人，公治长篇中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之人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大家钦佩和学习的人，但孔子认为自己因为好学于“华夏文化”，所以孔子比忠信之人更加应当受到尊重与效仿。这是孔子在在对“华夏文化”自信之前首先进行了一下自我人格上的自信，为之后在吸收完“华夏文化”建立更高层次的自信做了奠基。述而篇中孔子说：“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商朝时期著名的贤人，身居高官，孔子在接收“华夏文化”之后进行了自我反省，并研究出一套“述而不作”的教育和学习方式，认为坚持这种遵循殷商古制的学习方式才是正确的，又将自己与道家圣祖老彭相比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实践就是古制的传承，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古制“华夏文化”的信服。同时在述而篇之后孔子又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从曹国到了宋国，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同弟子们学习礼，这个时候宋国司马桓魋欲将孔子置于死地，于是将孔子讲学地点的那棵大树拔去，孔子见情势不妙就走了，当时孔子逃走时神色、步态并未显示出慌张的感觉，其中一个弟子就说：“我们可以加快速度走啊”，孔子并没有听从弟子的建议反而回应：“上天把这些品德赋予了我，他宋司马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从这里不难看出，孔子除了对自我有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无畏和乐知天命的洒脱之外，更深含着一种对“华夏文化”的自信，因为上天将“德”也就是“华夏文化”赋予了孔子自己，所以孔子有着足够的自信，不必害怕坏人来加害。在子罕篇中孔子更是直接明了地表现出了他的文化自信，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匡地，被当地的人拘押了起来，孔子在拘押期间说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此时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性命攸关，随时有可能丧命于匡地，但孔子却表现得十分豁达，认为自从周文王死了以后，所有的华夏文化和古代遗产都继承在了他的身上，自己犹如沙漏的瓶颈一样处于中间的关键位置，前人华夏文化的传承都需要靠孔子来完成，如果在此时孔子死了，那么华夏文化也就会随着孔子的死亡而不复存在，如果孔子此时不死，那么华夏文化却有可能继续传承，所以匡人再不利于孔子却并不能将孔子怎么样。孔子认为自己不仅能够传承华夏文化，更将自己比作华夏文化的化身，华夏文化只有通过孔子才能传承，而正是因为华夏文化给与了孔子知识的力量，让孔子自我立信，才使孔子不畏艰难、勇于面对，最后化险为夷。

5 结语

孔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为华夏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出不可磨灭的力量。孔子对华夏文化的文化认可、传承与自信也为当代中国实现文化自信树立标杆和实践上的理论指导，从根源上对文化进行肯定性认知，实践上发扬无畏艰难的不懈传承精神，再加上不断自我立信式地充实内心与思想，才是文化自信实现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