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婧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阿瑟·米勒作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剧作。他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并称为20世纪美国戏剧三大家。米勒的戏剧拥有世界性的影响，他创作的话剧、电影剧本主要有：《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都是我儿子》《两个星期一的回忆》《桥头眺望》《格格不入》《堕落之后》《维希事件》《美国大钟》等，其中话剧代表作是《推销员之死》与《萨勒姆的女巫》。米勒不仅两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还在北京亲自执导了他的《推销员之死》。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他的作品深刻影响到了包括经典话剧《狗儿爷涅槃》在内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鉴于米勒在国际的影响力和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对米勒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国外对阿瑟·米勒的研究起步较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研究都集中在对他剧本中的悲剧性和社会性的解读上。而国内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伦理思想、悲剧观、道德冲突、美国梦、生存困境及女性形象等方面。本文以《推销员之死》和《萨勒姆的女巫》为例，从阶级入手，希望能更立体、更纵深地分析米勒。

一、阶级心理创伤与冲破阶级差异的欲望

冲破阶级的差异是米勒戏剧冲突的重要原动力，阶级错位和阶级跨域都会产生一定的欲望动机和矛盾冲突。从阶级身份入手，是米勒笔下戏剧人物的人性和社会历史性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威利作为推销员，工人阶级，他有一个做家庭主妇的妻子，两个一事无成的儿子，他们一家都属于社会的底层。年事已高的威利面临年龄以及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之中，他患有暂时失忆症和幻想症，开车出去推销的时候经常记忆断片，造成事故。越来越发达的交通和运输系统，使得推销员的作用日益下降，收益也大为缩减。一个干了三十六年的老员工，如今像新入行的年轻人一样，卖多少货，拿多少佣钱。他已经不再适合做推销员了。然而他还要生存下去，面对家庭和妻子，他必须挣扎着赚钱，赚更多的钱。威利永远对他的两个孩子抱有幻想，认为他的孩子一定会出人头地，非常有出息。

威利有着强烈的跨越阶级的愿望，成为令人尊敬的上层社会的人的愿望。米勒在自传中说道：“威利能代表这个时代各地处于不同体制下的我们。中国人可能不赞同他那些谎言、自欺欺人的夸夸其谈和对女人道德败坏的行为，但肯定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不单单因为他是个典型人物，而是因为代表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出类拔萃，获得成功，摆脱无名与无意义，去爱与被爱，也许最重要的，是变得有价值。”[1]这种愿望是整个美国那个历史阶段经济起飞对人性的冲击，对金钱与权力的狂热追求是一种社会性的特征。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推销员，不想被别人看不起，他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威利具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动力，可是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跨越阶级的难度比他想像中要大得多。阶级的跨越首先是经济上的，金钱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作为底层工人阶级的威利辛辛苦苦，每个星期只能赚到五十块钱。可他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在现实面前，他选择自我安慰，自我逃避。他的自尊和倔强使得他不能在一辈子的好朋友查利面前低头、示弱。自负与自尊之间的矛盾始终折磨着威利。他对冲破阶级的愿望越强烈，自尊心就受到越沉重的打击。

威利对阶级的不认同，对自己的不安分使得他内心出现了撕裂。这种撕裂的外在表现就是间歇性的精神失常。他开车的时候会走神，引起车祸，他经常会出现失忆现象，在许多朋友和上司眼里，他有些神经不健全。每次他内心脆弱，对现实失望无助的时候，哥哥本的灵魂就会出现在他的幻想中。发财、出人头地的梦想始终折磨着他。每当他想起本的时候，他和现实是脱离的，在场的所有人物与他的交流都落空了。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的商品化导致了人性的变异，“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2]推销员一生都在推销商品，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获取微薄的薪水。推销商品的逐利性让他觉得金钱的重要，而在推销的整个过程中，资本家获取的利润却远远大于他。而他耗尽一生却得不到金钱，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幻想是医治他内心创伤的一味苦药，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自我救赎，却让他与身边人之间的误会加深，让他被旁人当做病人般的存在，让他与现实社会的隔膜更加具体、深刻。

阶级的压迫导致心灵的压迫，导致心灵的创伤。威利对自己、对孩子双重幻想失败。但两种幻想都有一个归属——对自己、对自己下一代的不满意，自己没有成功，自己的下一代一样是一塌糊涂，这双重的幻想是他内心痛苦的外化和叠加。阶级的压迫不仅仅体现在威利这一代人身上，而且十分残酷地延续到他两个儿子身上。阶级的压迫导致了两代人的心理创伤。具体表现在家庭教育的畸形，家庭教育的畸形又导致了两个孩子走上了父辈失败的道路。因此，阶级的困境产生了伦理的困境：两个孩子不认同父亲，对父亲怀有敌意。这是如魔咒一般的，阶级身份在两代人之间的固化。

二、阶级困境与伦理困境的爆发

威利冲破阶级的愿望被压抑了许久，像岩浆一样，一有机会就要爆发。儿子比夫突然想起大商人奥利弗曾经许诺要帮助他，比夫记起当年做过他的推销员，他们有特殊的交情。因为这个特殊的交情，也许可以找他借一万五千块钱，或者更多。这个“好消息”立刻在家里炸开了锅，仿佛找到了救命的稻草，找到希望的灯塔，全家人都因此欢欣鼓舞、欢呼雀跃。威利也鼓起勇气找到了老板霍华德，向他提出不跑码头，回到城里工作的请求。冲破阶级牢笼的机会出现了，而且是两代人同时有希望，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事。

可是社会是无情的。靠着幻想的美好愿望像肥皂泡一样被无情地刺破。威利的要求遭到老板霍华德无情地拒绝，儿子比夫向大老板借钱也彻底失败。威利的老板霍华德和大商人奥利弗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冷酷、自私，没有同情心，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在利益面前，没有感情，昔日的交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都不能换来他们的认可。他们只是雇佣的关系，是创造利润的工人。一旦他们失去了价值，就会像橘子皮一样毫不留情地被扔掉。霍华德和奥利弗这两个人物，一个明写，一个暗写。奥利弗并没有出场，但是通过比夫充满期待地、战战兢兢地等了他七个小时，可见他对比夫的漠视。比夫恶习难改，在离开的时候偷了他的钢笔，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偷”是一个充满隐喻色彩的行为。比夫没有办法通过正当渠道获得财富，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只能通过非法的，自我安慰的“偷”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父亲威利的幻想症和儿子的偷窃癖达成了统一。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是失败者，一个依靠幻想，一个依靠偷窃小东西来满足自己、欺骗自己，最后葬送自己。小儿子哈皮靠偷情来实现自我满足，他不断地搞女人，尤其是自己上级的女人，通过睡自己上级的女人来证明自己，羞辱上级，与上级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平衡。

由阶级困境导致的家庭伦理困境爆发了，父子冲突、母子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整个家乱成一锅粥。家庭冲突最核心的是父子的冲突，尤其是威利与大儿子比夫的冲突。妻子林达为了捍卫丈夫的尊严，不惜与儿子发生冲突，她不允许儿子比夫对父亲不敬，如果无法避免父子冲突，她宁可让儿子离开。威利与比夫的冲突来自于诸多方面。儿子对父亲彻底绝望来自于一次偶然撞见父亲招妓，并且把要送给母亲的丝袜给了妓女。这对年轻的比夫而言是极大的打击。亲眼目睹父亲对母亲的背叛，父亲的高大形象在自己的心中瞬间崩塌。父亲的奋斗，父亲的期待，父亲的爱，父亲的一切教诲都失去了威信。比夫因此不参加数学补考，与大学也失之交臂。情绪激动的他去偷了东西，被关了三个月，比夫未来的不幸与此有着巨大的关系。在冲突中，威利发现自己的儿子还爱着他，这是他最为欣慰的事实。

儿子比夫和哈皮的悲剧来自于哪里？答案是多方面的，威利的教育本身有问题，他对两个儿子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孩子本身并不优秀，学习不够好，工作也不如意。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是能够为他争光的。这样过高的期待压垮了他的孩子。以至于孩子一走上工作的岗位，都无法接受自己被压榨，被驱遣，被奴役的命运。他们选择不断地更换工作，他们不踏实，不切实际，遇到困难选择逃避，而这更让他们像漂泊的浮萍一样，无法在社会立足。这个社会也没有给予穷二代足够翻身的机会和可能。推销员的儿子要逃离自己的阶层遇到了巨大的社会阻力和困难。霍华德的父亲把产业传给霍华德，富裕阶层实现了代际的顺利接管，他们一直都是社会的顶层，父亲如此，儿子如此，孙子也是如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去打洞。《推销员之死》思考了阶级固化的严峻社会问题。

威利最后选择了死，以车祸自杀获取两万块的保险金。这两万块钱可以买下一座农场，可以做一笔大生意，可以让儿子成功跨越到上层阶级。家庭伦理的困境最终让威利选择自我牺牲，用自己的死让孩子实现自己生前没有达成的愿望。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到死亡本能的涅槃作用“死亡本能根据涅槃原则而起作用，它将趋向于得到一种毫无张力、毫无欲望的持久满足。这种本能去向意味着，随着死亡本能接近这样一种状态，它的破坏性表现也将降到最低限度。”[3]威利用涅槃般的死亡成全了自己的孩子，他在临死前还幻想着他的儿子能够因为这一笔钱东山再起。米勒在自传中探讨了威利的死，“毕竟这出戏牵涉到他的儿子、妻子和威利自己，他们想要弄明白是什么杀死了他……那仍是一种被社会、威利经历和曾经相信的业务生涯捶打成的奇怪心理。这个剧本反映出，我一直感觉到的是，人类和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单独个体而不是两个。”[1]米勒认为，威利死于一种被社会、经历和曾经相信的业务生涯捶打成的奇怪心理。

米勒借着好朋友查利的嘴，说出了推销员一辈子的无奈，以及他行为的合理性：“可不敢怪罪这个人……对推销员来说，生活没有结结实实的根基。他不管拧螺丝，他不能告诉你法律是什么样，他也不管开药方。他得一个人出去闯荡，靠的是脸上的笑容和把皮屑擦得倍儿亮。可是只要人们对他没有笑脸了——那就灾难临头了……推销员就得靠做梦活着，孩子。干这一行就得这样。”[4]推销员要靠幻想活着，推销员的生活只有在幻想中才觉得自己有尊严，有希望，才能够活下去。他幻想着儿子因为这两万块钱成为一个他期待的，成功的人。可是儿子麻木于现状，却丧失了斗志，看不到希望。威利的死并不会改变儿子阶级的本质，这笔钱被挥霍一空之后，他的孩子依然空空如也，依然挣扎在底层，依然无法实现阶层的跨越。推销员之死是肉体的死亡，是心灵的死亡，也是阶级跨越可能性的死亡。

三、伦理困境与历史深度的开掘

在米勒另一部代表作《萨勒姆的女巫》中，女仆阿碧格也属于社会的底层。她爱上了男主人普洛克托，并与其偷情。被女主人伊丽莎白发现后，阿碧格被逐出了普洛克托家。阿碧格带着一群姑娘在森林里玩弄巫术，喝鸡血。其动机也是为了诅咒把她逐出的女主人伊丽莎白。由玩弄巫术导致一个姑娘昏迷不醒，到引起牧师、法官的不断深入地关注、调查，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被卷入，一桩扑朔迷离又充满血腥的案件开始发生。

威利和阿碧格都存在底层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导致了不同的心灵扭曲。威利是物质上的，他养活不了一个家；阿碧格是情感上的，她与普洛克托不正当的情感受到了压抑。威利用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痹自己，阿碧格却实实在在地想去复仇，一步一步走入灵魂黑暗的深渊。

《推销员之死》的阶级冲突并不太强烈，只是威利被解雇，比夫暴富的想法被扑灭而已。这种波澜不惊中又揭示出深刻的社会的不合理和不平等。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由阿碧格引起的女巫案件不断发酵、扩大。首先造成了家庭巨大的冲突。因为婚外情，丈夫普罗克托与妻子伊丽莎白的婚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夫妻之间再也回不到感情和美的原初状态，阶级的困境产生了婚姻的困境。女巫案件继续发展，又造成了神权阶级与平民的冲突，官僚法权阶级对平民的冲突，造成了极为血腥的社会仇视、揭发，一大批的人因此走向断头台。从一个家庭问题，情感问题上升到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上升到了神权阶级、官僚阶级对所谓“女巫”的合力绞杀。

《推销员之死》与《萨勒姆的女巫》都隐藏了一个偷情的故事，推销员威利和妓女的不正当关系不小心被儿子撞到，不谙世事的儿子内心崩溃了，从此放弃学业，还染上了偷东西的坏习惯，父子关系也开始剑拔弩张。《萨勒姆的女巫》中，家庭伦理冲突与社会的关联更加紧密，更加深入，更加残酷。普洛克托和女仆阿碧格的私情也是戏剧冲突的重要源头。阿碧格为了报复赶她出来的普洛克托的妻子，把她诬告成女巫。米勒十分擅长于把家庭内部的伦理困境社会化，从家庭内部的冲突扩大到社会问题的揭露。

在《萨姆勒的女巫》中，米勒写出了两个极有权力阶级特点的人物。一个是贝弗利乡镇比较正直的牧师赫尔。一个是副总督丹佛斯。牧师赫尔负责调查女巫案件，他正直、耐心、富有同情心又恪尽职守。他不辞劳苦地到各个家庭去调查、走访，尽量不冤枉任何一个不该被捕、被处死的人。他的介入，却又让悲剧一层层蔓延，他试图揭穿阿碧格的阴谋，她作为谋害者的本质，但是没有成功；他同情普洛克托，希望他撒谎，希望他能够活下去。他想以神的名义拯救人，却是以神的名义杀人。另一个是副总督丹佛斯，他是法权阶级的代表，他可以命令处死任何一个被定罪的人。他的眼里只有法律和正义，他认为自己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与魔鬼搏斗。哪怕杀掉一万个人，哪怕在他面前血流成河，只要是为了心中的正义，他认为都是正确的，值得的。普洛克托最终没有妥协，他像吕蓓卡等坚决不说谎的人一样，决定走向绞刑架，捍卫自己灵魂的尊严。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死亡》中认为“非正常的死亡、事故死亡、偶然死亡，对以前的群体而言是无意义的（这种死亡在过去是令人分畏惧的，受到诅咒的，就像我们对自杀的态度一样），为什么它对我们而言却又有如此多的意义呢？”[5]在普洛克托这里，他的非正常死亡，他的牺牲升华出一种崇高感，令人尊敬。

在《推销员之死》中，米勒从主要戏剧人物的阶级身份与阶级认同中寻找矛盾，在冲破阶级界限的愿望中展开戏剧冲突。这种戏剧冲突与家庭内幕的冲突相结合，让家庭成员不同的愿望产生矛盾。摆脱贫困的需求，呵护家庭和谐的诉求，婚外情触发的父子矛盾而引发的家庭冲突。如果说家庭矛盾是戏中表层的冲突，米勒把家庭的冲突扩大到社会，让家人在社会残酷的现实面前遍体鳞伤。米勒的戏剧没有停留在家庭内幕矛盾的小格局中，他把人放在社会中，放在历史复杂的纠葛中，在揭示个人在家庭的问题的同时，也揭露了社会的残酷，历史的复杂性。在《萨勒姆的女巫》中，女仆阿碧格为了报复作为情敌的女主人而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悲剧，阿碧格的反抗是阶级与人性的双重反抗，普洛克托对阿碧格的爱与恨、驱逐与揭发都融入到了女巫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看似家庭内部的问题，其实在揭露社会深层次的伤疤，人性的每一次彷徨和回归都关涉到一批人的生死存亡。米勒借以揭示女巫的荒唐，美国宗教和司法制度的腐败，体现了对底层人民生命的漠视，对他们尊严的无情践踏。同时，也写出了一部分人的伟大与崇高。“一出戏剧要改变世界，它必须能恰好触动那些对一切照单全收的人的心；伟大戏剧要么提出伟大的问题，要么除了技巧什么也不是。一出不想改变世界的戏剧，更像一名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想要证明已知一切都是正确的，我无法想象那值得我花时间观看。”[1]改变世界是米勒戏剧创作的出发点，他的戏有再造社会的初衷。因此米勒的戏剧与同时代的美国剧作家比起来，显得更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