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铭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南宁 530022）

2016年9月，中国公司网易游戏制作的手机游戏《阴阳师》在中国市场全面公测，这是一款角色扮演类回合制手游，游戏以日本《源氏物语》中的平安时代为基础，讲述了在妖怪横行的世界里，阴阳师安倍晴明等人一面维护人间稳定，一面探寻自己过去记忆的故事。《阴阳师》上线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款现象级的口碑游戏，在国内销售排行榜中处于前列，日活跃用户超过1000万。而作为一款以日本文化为故事核心的游戏，其在日本也受到了许多玩家的欢迎，上线第二天就成为了日本苹果应用商店游戏分类免费榜排名第一的APP，此外游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发行也有不俗的成绩。

在数字时代，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并在文化艺术作品中直接得到体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他国的文化产品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美国电影《花木兰》、日本游戏《三国志》等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并风行世界；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也开始走进国际市场，合拍电影应接不暇，而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媒体艺术形式也在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传播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1 国际表达：他者视域下的二次编码

尽管中国的电子游戏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依旧存有差距，但近年来，《完美世界》、《仙剑奇缘》等一批优秀作品相继走出国门获得了各国玩家的青睐，总结这些游戏的特色，大多是“用国际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传统的仙侠故事或神话故事为叙事基础，在人物服饰、街市建筑、画面音乐等方面皆具备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但反观手机游戏《阴阳师》，其人物造型、故事背景、画面风格、背景音乐等均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特色，其游戏的故事蓝本出自于日本的同名小说《阴阳师》，游戏中的主角安倍晴明、八百比丘尼等则是在日本文化中流传了诸多神秘故事的历史人物，故事主线中的“百鬼夜行”等情节也是取材于日本的神怪故事，游戏中日本的传统文化元素浓厚却几乎找不到直接的中国文化表征，因此，《阴阳师》应当算作是一款由中国公司制作的讲述日本故事的中国游戏，是对“他者”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游戏原本是面向于日本市场，但在中日两国的玩家群体中均得到了接纳和好评，这在以往的中国文化产品中是并不常见的。

霍尔认为，符号本身并没有意思，意义是通过特定的表征系统由概念和符号构成的，意义的产生取决于解释的实践，而这样的解释又通过我们对事物积极使用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霍尔在其文章《编码/解码》中指出：“信息的传递并不等于被接受。”[1]符号的编码和解码需要一个共同的“意义结构”，而这样的“意义结构”受编码—解码双方经验和语境的制约。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之中，将原始信息转换为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即为一次编码，而二次编码则是将一次编码后的信息转变为可被其他国家或全球受众所接受的信息。基于两次编码从而达成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2]

从根本上来说，二次编码是一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结果，是运用异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一般而言，类似的二次编码是基于“自我”的文化内核并通过“他者”的文化符号进行表达，例如美国电影《花木兰》，尽管剧中人物来源于中国的古代民歌《木兰辞》，剧中也纷纷出现诸如长城、龙、火药等符号，但本质上所讲述的依旧是一个关于找寻自我、寻求价值认同的美国化故事。但作为由中国公司制作一款讲述日本文化的手机游戏，《阴阳师》在游戏的制作过程中，中国游戏设计者基于对“他者”的日本文化的理解，为了面向日本的受众群体，精心以“他者”的日本文化的角度对阴阳师的故事进行二次编码，既非将日本的元素生硬转换为中国的内容，也非是中国人想象中的日本元素的简单拼凑。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无必然的一致性，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都会对编码和解码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当编码——解码双方所处位置不对等时，就会出现意义的“扭曲”和“误解”。[3]由于市场侧重的原因，制作团队并没有刻意地在游戏中添加中国元素或对日本元素进行过多加工，因此也就没有能形成“自我”与“他者”文化的严重对立，避免了跨文化传播中常见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

意义不是“编码”传递的，而是“解码”生产的。电子游戏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蕴含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阴阳师》的设计者们作为中国人，通过运用大量的日本文化符号来凸显游戏的异域文化内涵。张杰认为，跨文化的传播具有三层模式，包括视听符号层、故事符号层和价值符号层。[4]这样的分类体系为《阴阳师》的象征符号提供了解读模式：1、在视听层面，游戏界面使用了大量的浮世绘风格。浮世绘是在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风俗画，其特点是线条简洁，颜色鲜艳，将三维景物平面化，同时还使用了日式的剪纸元素。在音乐方面，为《阴阳师》配乐的是日本作曲大师梅林茂，其选择了独具日本特色的雅乐，也使得整部游戏极具日本古典的美学特色。日本雅乐主要采用神乐铃、尺八、筝、太鼓等乐器，吸纳了大量外来音乐，尤其是唐乐，再与日本本土音乐结合而成，极富历史感与文化底蕴，具有强烈的文化感染力；2、在故事层面，游戏剧情取材于日本小说《阴阳师》和日本的传统神怪故事，《阴阳师》的主角是安倍晴明，历史原型本就是活跃于平安时代中期的阴阳师，是日本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游戏中的“魑魅魍魉”、“百鬼夜行”，也取材于日本的民间传说。《阴阳师》游戏中的主要任务便是由玩家驱使式神消灭各色妖怪，以及通过“画符念咒”来获取式神并培育式神，这脱胎于传统的日本神道教文化；3、游戏在剧情设置上贴合了小说文本中的救赎、除魔、友情、责任等价值取向，尽管在游戏中受到游戏规则的制约表得现并不十分突出，但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容易获得全体玩家的共鸣。

2 和风汉魂：共享意义的建构

传播学中的“共享意义”，是指在构建文化意义的时，不同国家、地区或社会利益集团依托其不同的传播资源所形成的共有的媒介认同和意义共识。共享意义是跨文化身份成员之间的共同价值认同，它存在于个体之间自由表达的意义的交汇处。当传播被看做是一种共享意义的建构的时候，就要首先强调人类社会的价值认同问题。[5]在跨文化传播中，优秀的文化产品大多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共同价值表达，不同文化间存在共通的意义空间才有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阴阳师》虽然是个讲述日本故事的电子游戏，但是其文化内涵和游戏的核心规则对中国玩家来说并不陌生，基于不同文化符号意义系统差异的跨文化传播受着文化心理和价值意义结构上的制约。即便对于“他者”文化的意义结构再精通，人们在进行编码或解码时仍然不可避免的会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经验注入，对原有的文化意涵造成“扭曲”。而在《阴阳师》的意义符号的二次编码过程中，中国游戏设计者在游戏中遗存的中国文化色彩并没有对游戏的整体风格造成明显的突兀感，相反，作为一个基于日本文化故事的手机游戏却得到了中国玩家喜爱，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具有根本同源的文化传统，文化空间的耦合度高，对于文化误解的接受阈值大，且之间相互理解的难度较小。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根本同源的文化传统

阴阳师及其神道文化的游戏主题尽管具有日本特色，但究其根源是起源于中国远古的“方相士”和“傩”，其在唐代传播到日本，成为了日本驱鬼除魔的官方大师。[6]因此，“阴阳师”实际上是流转和共存于中日两国文化内核中的共通符号。而作为游戏核心的“百鬼夜行”中的式神们，也大多由中国古代神怪传说的色彩，例如其中的鬼使黑、鬼使白就根源于中国的黑白无常，络新妇对应着中国的蜘蛛精，三尾狐来源于《山海经》，而骨女则是《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因此，尽管《阴阳师》号称为和风游戏，但其在文化内核上并不缺少中国文化的元素，中日文化上的共通使得日本的鬼怪故事在中国并不存在传播障碍，这样的意义共享促成了这款游戏在中日的同时风靡。

2.2 成熟共通的游戏规则

《阴阳师》是一种半即时回合制的卡牌游戏，其游戏模式在传统的回合制上加入了时间条和团队共用的经验值“鬼火”。这种游戏模式虽有创新，但背后依托地依旧是在中日两国玩家中早已成熟的角色扮演型卡牌类游戏，其无论是在游戏产业发达的日本还是作为游戏新兴市场的中国都能找到类似产品。卡牌类游戏规则简单，胜负主要取决于玩家手里卡牌的强度，对用户的操作要求少，新玩家非常容易上手。成熟共通的游戏规则构成了两国玩家对于游戏操作的意义共享，使他们能够没有阻碍的接近和使用《阴阳师》游戏。这种游戏接近的低门槛也促成了其在两国玩家群体中的风靡。

3 共生与陌生：跨文化传播的持续

“文化”可以理解为“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各民族文化虽然存在差别，但是由于人类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同时实践方式存在着共同性，这就决定了文化既是异质的也是同质的，是同质与异质的相互统一。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提出的论断:“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容不同文明的世界。”多元文化之间协调吸收、平等对话，在事实上碰撞出了一些双方都能认同的价值域，或生成出新的当下意义，促成各文化主体间的共荣、共存。传播中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共同分享着经验，由此形成了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而这样的共享，提高了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7]在跨文化的交往中，一方面要坚持主体间的差异和多元，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地与不同文化交往和对话，认可其他文化的主体性并赋予在新的传播语境下新的共享意义，使得主体间的文化交往得以持续，不同文化处于共同理解的共生中，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基础。

共同的意义空间是传播的基础，而文化间的差异促成了传播的动力。在跨文化传播中，保持适度的文化的陌生感将有助于跨文化传播的实现。“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艺术作品中的“陌生化”是将事物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中移除，通过应用创造性手段重新构建对事物的感觉，不断给人以新鲜感的创作方式。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间的差异越明显，传播的跨文化程度就越高，尽管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但跨文化的接触将会更加频繁，跨文化关系也将随之建立。正如单波所言，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共生文化间的陌生感就像是一面镜子，文化的认同激活了文化的相异，使其在同化和调适的动态平衡中形成了跨文化的互动。

异国文化的吸引力对于大众而言始终存在。在《阴阳师》游戏中的跨文化传播中，对于中国玩家而言，游戏内容充满着日本文化的异域气息，这样的差异带给玩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样的，作为一款中国制作的游戏，覆盖着这样的标签也会对长期沉浸于本国游戏产业的日本玩家带来吸引力。《阴阳师》游戏选择专业配音演员为游戏人物进行日语配音，对于日本玩家而言，日语的配音有助于增加游戏虚拟现实的沉浸体验，找到了与这款中国制作的游戏的共同文化空间；而对于中国玩家而言，不同的语言增加了对于游戏的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又是在已经浓厚的共同意义空间下极易克服的，这样的“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拉开了作品与接受对象的距离，形成了一种布莱希特所言的文化的“离间效果”，然而这样的离间并非为了制造隔阂，而是为了在更高的共同意义空间层次上消除这样的隔阂，形成身处不同文化空间的中日玩家的共鸣。

4 结语

文艺作品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是要努力在不同文化间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平衡点，通过这个立足点超越自身文化的界限，使得当两种文化元素相遇时能够相互激活出对方的审美欲望和文化认同感。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说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权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除了要积极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用国际声音讲述中国事，借助现代话语走向国际，也应该加强文化产业建设，提高文化创造力、拓展传播空间，像游戏《阴阳师》这样，尝试用国际声音讲述天下事，增强文化软实力，形成“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的两马并驾姿态。

在电子游戏产业中，《阴阳师》能够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中国古文化与日本民俗中找到共鸣，兼具异域与民族的两种特性，在文化共生与陌生的平衡中获得了中日两国玩家的认同。同时，作为一款电子游戏，《阴阳师》也为玩家呈现了成熟、精致且具新意的游戏机制，文化内涵融入于剧情与视听符号之中，不仅对游戏新手具备吸引力，也使游戏走出了中华文化圈受到了欧美玩家的关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游戏产业一样，与比肩欧美与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阴阳师》风行的现象反思其深层次机制，或许能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