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常禄

[摘 要] 中国的经济改革追根到底是一场产权改革。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把对人民的激励搞对了。这符合产权的逻辑，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配置给相应的责任人，使得产权落实到责任人。农地改革中集体保留所有权，农民获得了承包经营权。国有企业改革中各项权利也配置到相应的组织和个人。地方官员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努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些条件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关键词] 经济改革;产权的逻辑;产权界定

[中图分类号] F4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12-0007-02

一、引言

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四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已经世界排名第二。而其它经历转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很少有取得中国这样经济发展成绩的。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中國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对产权的改革，这就需要从产权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解释。产权是因物的存在而产生的，与这些物的利用相联系的人们之间被认可的行为关系。所谓行为关系是指产权的界定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不遵守者将负担由此产生的成本。因此，把产权理解为一种行为权利或行为关系，其实质是将产权理解为由于物的存在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罗必良，2005）我们所说的产权其实应该是一束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入权、处置权等。如此来看，产权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人类的一切权利（也包括权力，比如官员的权力）。产权制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具有一些重要的功能：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稳定的预期;减少外部性使其内部化;产权还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这会影响到经济人的行为;产权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把不同的资源和权利配置到相应的人手中;产权还能够影响人们的收入，具有收入分配的功能。一项产权如果处于不完全界定的状态，或者即使已经有明确的界定，但是产权的主体不能够有效地实施其产权，或者对产权的保护不当，很容易遭到别人的染指。这会降低产权资源的效率。所以产权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产权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符合产权的逻辑。产权的逻辑就是产权不断地界定和清晰化的过程，最终把产权分解到相应的个人手中，也就是产权到人（卫祥云，2014）。产权的类型包括公有产权、共有产权、集体产权以及私人产权。公有产权和集体产权的所有权无法直接分给个人所有，只能先分解到职责明确的组织，然后指定组织内特定的负责人管理该项所有权。所有权之外的一些权能（如使用权、收入权、经营权、管理权、承包权等）可以分配到个人，使得相应的个人成为责任者。这些责任者可能是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承包农地的农民等。下面将从农地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官员发展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改革过程中的产权逻辑。

二、农村改革的产权逻辑

中国的农村改革肇始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包干到户，随后全国范围内开始轰轰烈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的农业绩效取得极大的提高。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原来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这对于应对当时的各种困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集体耕作方式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难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在于把原来铁板一块的农地集体产权束分解成不同的产权权能，如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入权、承包权等等。这些权利根据相应的规则分别配置给不同的组织或者个人所有。农地的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在交够各种规定的税赋之后农民享有自己分到的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入权，甚至可以转租给其他人经营。这样农民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拥有对于生产更加重要的使用经营权，可以自己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对土地的投资，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收入权，即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会再出现大集体中那种混日子、磨洋工、吃大锅饭的情况。中国的农村改革正是在这种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把对生产积极性非常重要的使用权、经营权、收入权、承包权等赋予农民，这些权利到了农民个人手中就会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早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红利正在慢慢变小，随着近些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原来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生产力要求，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改革。一些地区开始对农地进行确权，让农民对农地拥有更加完整的产权，有利于他们进行更加长远的规划，方便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发挥农业产业化经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就是沿着集体拥有完全的农地产权，到分解出一小部分权利到农民个人手中，再到赋予农民更多的产权，这其实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产权逻辑。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逻辑

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政府计划部门一级一级下达生产指令，其生产原材料、产品、企业内部人事安排都由相应的政府主管部门支配。企业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自主支配权。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改革历程。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以“放权让利”为基本内容的改革，由试行利润留成到推行经济责任制。第二阶段（1985-1991年），依照“两权分离”的原则，逐步推行了以“承包制”为主的各种新的管理体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成为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方向。第三阶段（1992-1995年），以“理顺产权关系”为核心，加快股份制试点改革。第四阶段（1996年至今），实施以“三改一加强”为中心的国有经济总体改革方案，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

改革前，政府主管部门几乎掌握了国有企业所有的产权，没有给予国有企业自身灵活经营的权力，也不能获得收入权，主管的上级计划部门统收统支。即使企业努力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也不能获得对超额产品和收入的绝对支配权，基本上都被主管部门拿走。改革后，为了激励企业努力生产，实行放权让利等措施，让国有企业对超额完成的任务拥有一定支配权和收入权。随后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负责人的积极性，开始实施承包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这样企业负责人将获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如果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如果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就需要自己支付相应的成本。这无疑会对负责人产生极大的激励，努力组织生产，提高经济效率。

股份制的建立更是改变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赋予董事会监督权以及职业经理人经营自主权。股份制的实施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更多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甚至企业获得了完全经营自主权。当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企业破产了，一些被民营企业兼并，还有一些被管理者收购。虽然这大大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但是却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质量，更是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以及混合所有制，这些措施都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更加细致的产权界定，把产权束中的一些权能配置给相应的合适人员，从而可以产生更高的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是把政府完全控制的企业产权，逐步分解出来一些权利配置给企业内部的相应责任人，鼓励他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企业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由政府控制，特别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出资人的监督等职责，2003年成立了职责更加明确的国资委。随着改革的深入最終还是把更多的产权分配到企业内部相应的个人手中，让他们能够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准确灵活的决策。这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逻辑。

四、官员发展经济的产权逻辑

根据周黎安（2007）的研究，我国之所以经济高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官员对于发展辖区经济拥有极大的热情，甚至有时是不择手段。

改革开放后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和提拔特别强调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具体来说就是地方的GDP或者经济增长率等一些显而易见的经济指标。辖区经济指标越高，上级考核部门就认为辖区的负责人的能力越强，就越容易提拔这样的官员。而辖区负责人为了在仕途这个独木桥上更进一步提升，只能根据上面考核部门制定的经济发展指标，动用一切手段努力发展本地经济。当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官员都热衷于发展本地经济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高速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当然，单方面的经济指标考核也带来了其他的严重问题，比如只顾发展经济，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辖区之间激烈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改变单一的经济指标考核标准。

上级部门对官员辖区经济指标的考核，并且赋予地方官员更多的权力，使得官员努力发展地方经济，这样地方官员本身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必然为地方官员发展本地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由此可见，这就是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产权逻辑。

五、结语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是产权改革的成功，产权改革的成功在于把对人们的激励搞对了。这说明产权改革的过程严格遵守了产权的逻辑。产权的逻辑就是要求把产权中的各项权能落实到人或者职责更加明确的组织，也就是要把每项权能明确地界定到相应的责任人，该责任人能够获得认真对待该产权的收益，也会付出不认真对待该产权的成本。简而言之，产权的逻辑就是权利下放，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产权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收入权、处置权等。农地改革过程中集体仍然保留了土地所有权，但是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相应的收入权利。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的所有权仍然归国家所有，企业负责人有经营权，员工有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的权力。地方政府官员获得管理辖区的权力，同时根据辖区经济绩效的好坏获得相应的奖惩。每一项权能的获得者能够获得认真对待该权利的收益，这就会激励他们真正地负起责任，从而能够提高该项产权的效率。这些加总起来就会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这也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产权逻辑。当然，根据巴泽尔（2017）的研究并不是每一项权利都能够清晰界定，是否能够界定清晰应该由其成本和收益决定。只有获得该项权利的收益大于界定和执行成本时才应该界定其产权。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3]卫祥云.产权的逻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责任编辑：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