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苹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8年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实证研究服务分项消费升级的路径规律。基于全样本OLS估计发现，样本城市服务消费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为0.418，其中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的分项消费倾向（0.241）最为明显，其次是医疗保健服务（0.148），交通通信服务最低（0.029）;基于服务分项消费的价格与收入弹性研究发现，边际消费倾向最显著的文化娱乐和教育的支出和收入弹性最大，医疗保健服务的价格和收入弹性最小。基于分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边际服务消费倾向分别为0.558和0.379;在服务分项消费体现上，“一线城市”在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的消费倾向显著高于“新一线城市”，在医疗保健服务的分项消费倾向表现略高，在交通通信服务的分项消费倾向表现略低。

关键词：服务分项消费升级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一线城市

引言

消费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升级规律看，消费结构的升级都遵循了“衣食-住行-康乐”的轨迹，而服务消费成为社会消费结构中最高级也是最主要的环节。根据贝尔在《后工业社会》中关于社会经济转型与消费升级的论述，消费偏好随国民收入的提高从普通耐用品的一般生活支出向休闲娱乐品的服务消费支出方向升级;钱纳里等提出了消费升级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正向匹配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中国人均GDP在2017年达到8826美元，已经完全超过了国际上消费升级所必需的经济基本结构条件。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估算了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趋势，预判2020年中等收入人群总数将超过3亿人，这种服务型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成为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经济基础，反过来服务消费结构升级也将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然而，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比重尚未达到40%，中国整体的服务消费比重仍然偏低。中国一线城市的消费趋势和升级路径是中国全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前沿，因此科学研究一线城市的服务消费升级路径规律并揭示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消费机制完善、增强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推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三次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时期，通过何种途径促进服务消费升级以及服务消费升级的体现特征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重点。张磊和刘长庚（2017）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对内蒙古地区的服务业消费升级趋势进行了研究，认为服务消费升级应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且表现为分享经济、体验经济和平台经济的特征。张颖熙和夏杰长（2017）对比分析了服务消费升级的国际经验，在中国选择上认为服务消费升级依赖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调整。杨天宇和陈明玉（2018）研究了消费升级对中高端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消费升级促进了服务业的转型，尤其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刘涛和袁祥飞（2019）通过研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消费升级路径对中国服务消费阶段进行了定位，认为中国的服务消费已经成为与商品消费并重的社会阶段，研究最后提出了从强化服务消费分类指导、深化服务消费监管等政策选择。可以发现，现有关于服务消费升级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围绕升级机理和对策展开，鲜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针对服务消费升级规律和结构趋势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构建ELES 模型对中国4个“一线城市”和16个“新一线”城市2006-2018年的服务分项消费支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通过数理依据揭示中国服务消费升级的路径规律。

服务消费的研究范畴

依据现行国家统计局关于社会零售额的统计办法，社会零售额包含的餐饮类服务消费只占全部服务消费中的很少比例，而城鄉居民消费包括了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两大部分，分别为交通通信、衣着、食品、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居住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由于社会零售额的统计是市场交易中的实物商品和餐饮服务的金额，因此在研究居民消费中普遍采用的社会零售额指标不再适用于服务消费的研究。基于本文实证研究需要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现状，厘清消费服务的研究口径并进行统计追踪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借鉴张磊等（2017）、杨天宇等（2018）和刘涛等（2019）众多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依据，将服务消费的研究范畴从社会零售额口径向居民消费统计口径延伸，根据服务消费中居民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非商品服务支出内涵，并参考国家统计局关于居民消费的统计口径，划分本文研究服务消费的具体内容包括：家庭服务、交通通信服务、衣着加工服务、餐饮服务、居住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其他服务，共计八个类别。目前，国家统计局尚未形成关于服务消费的经济数据，而本文提出的上述八个类别服务消费领域中有居住服务、家庭服务和衣着加工服务等也尚未有官方统计数据，而餐饮服务作为社零口径与商品消费进行了合并，因此无法真实反映餐饮服务消费。综上所述，本文将服务消费的统计口径定义为居民消费中的交通通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文化娱乐和教育支出等三大部分。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见图1），上述三大部分构成的服务消费主体已经占居民消费的32%，服务消费对GDP的贡献度也高达61.6%，服务消费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ELE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一）ELES模型构建

Klein和 Rubin在考察居民消费边际倾向中提出了直接效用函数，之后被广大学者广泛应用于国民收入与消费领域的研究中。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正是基于该直接效用函数拓展而来，在实证分析中可以纳入居民消费中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等因素来研究消费结构的变动。假设居民消费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i表示商品类别，ri表示市场对i的需求量，qi 表示市场对i的消费量，bi表示消费的边际预算份额。R Stone在上述效用函数的基础上，拓展出LES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具体如下：

其中，V表示市场消费中对所有类别商品的需求支出总额，pi表示市场对i的消费价格;ri和bi为LES模型的预估参数，分别表示市场对i的需求量和边际预算份额。Linch拓展了上述LES模型框架下并提出通过消费边际倾向来替代边际预算份额的ELES模型，具体如下：

假设，，则Vi=ki+biI，其中I为居民收入水平。对ELES函数进行商品i的求导，可得：，将求导结果代入ELES模型，可得：，即得到ELES模型的最终表达形式：Vi=ki+biI+εi。其中，ki和bi为模型的待估计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在ki和bi估计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出pi和ri。

（二）指标说明

1.变量选择。根据前文服务消费研究范畴的相关分析，服务消费的分项指标分别为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教育，因此核心变量选择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服务消费支出的各分项支出中，交通通信服务消费分为交通服务支出和通信服务支出两部分，交通服务支出指标以CPI分项中交通工具使用的维修价格指数和客运周转量增速指数表示;通信服务支出以人均通信服务消费的增速表示。医疗保健服务支出的指标选择依据国民消费总支出中的医疗支出占比，以人均医疗服务费的增速表示，具体实证中以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的同比值和CPI中医疗服务分项之和来估算。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分为教育服务、娱乐消费两大部分，其中教育服务消费以CPI中教育服务价格指数增速表示，娱乐服务消费中最重要的构成是电影消费和旅游消费，电影服务消费以电影票房收入增速表示，旅游服务消费以人均旅游次数增速表示。

2.地区和时间样本选择。本文研究的是一线城市服务消费升级，借鉴陈宇飞（2018）和刘子兰（2019）等在研究城市分类中的划分方法，依据城市发展规模划分出本文研究中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城市;“新一线”城市包括重庆、南京、杭州、青岛、成都、长沙、郑州、天津、济南、沈阳、福州、武汉、西安、宁波、厦门和大连16个城市。时间样本的选择是2006-2018年，其中大连和长沙两个“新一线”城市2014年的服务消费口径与其他城市存在差异，因此在实证中予以剔除。在数据来源方面，以CPI分项中交通工具使用的维修价格指数和客运周转量增速指数、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的同比值和CPI中医疗服务分项、CPI教育服务价格指数、电影票房收入增速、人均旅游次数增速等几项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国泰君安数据库;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历年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混合面板 ELES 模型估计

运用混合面板的OLS估计方法对一线城市服务消费的ELES模型进行拟合，将结果代入效用函数后可以计算出服务消费的分项基本支出。具体结果见表1所示。

根据一线城市服务消费的ELES模型分析，一线城市服务消费在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为0.418，表明样本中一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有41.8%将用于服务消费支出。其中，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的消费倾向最为明显，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将有24.1%用于文化娱乐和教育方面，该分项消费服务支出占全部服务消费支出的57.65%;其次是医疗保健服务消费，边际倾向系数为0.148;交通通信服务消费的边际倾向最低，仅为0.029。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一线城市的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侧重的倾向十分明显，尤其体现在可支配收入提高后用于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方面和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分析其原因，首先教育服务消费的支出中尽管义务教育降低了教育支出成本，但在社会激烈竞争中的大部分家庭都存在对子女的校外培训教育支出，根据Wind调查显示，近十年我国的教育培训产业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规模增速，教育服务价格指数也远高于同期的CPI指数。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体现在电影消费和旅游消费上十分明显，我国电影消费的票房收入自2012年170.7亿元快速增长至2017年的559.11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6.78%;旅游消费中最具代表性的“五一”和春节出游人次在2012-2017年间的符合增长率为12.1%。在医疗保健服务消费上，2012-2017年我国医疗服务支出和保健服务支出的年均符合增长率分别为16.7%和13.1%，再加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医疗保健服务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偏高。交通通信服务消费边际倾向较低，交通方面是因为一线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城市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并且在近年来城市人均工资不断增长的环境下，城市公交和地铁等出行费用上涨不明显，导致居民交通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较低;通信方面是因为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类似微信电话等免费通信工具的使用降低了通信支出，同时国家对电信行业出台的降费提速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ELES模型测算的一线城市服务消费对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敏感度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样本城市在服务消费分项支出中的价格弹性差异明显。其中，消费边际倾向强烈的文化娱乐和教育支出弹性最大，为-0.8311，同样，该分项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也最高，为0.7603;医疗保健服务消费支出的价格弹性最小，为-0.3819，收入弹性也较低，为0.4904;交通通信服务消费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5917，收入弹性为0.6032。基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结果，样本一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消费的价格变动十分明显，当收入增加或该项服务消费价格增加时，用于文化娱乐和教育方面的服务消费支出变动十分剧烈;而医疗保健服务消费支出对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反应最低，反映了该项支出不管是人均收入降低或是消费费用增加，其消费水平不会发生明显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样本城市居民对医疗保健层面的重视远高于其他服务消费层面。

（二）分样本参数估计及统计检验

前文对我国一线城市根据发展規模进行了“一线”和“新一线”划分，在此对“一线”和“新一线”两个样本进行服务消费的ELES模型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根据分样本参数估计结果，“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服务消费边际倾向分别为0.558和0.379，反映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服务消费水平远远高于“新一线城市”。本文认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天津、重庆等“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而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在全国的消费支出成本近似，仅教育和医疗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在服务消费支出边际倾向上的巨大差异。从服务分项消费倾向看，“一线城市”的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消费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其原因是该项服务消费属于享受型消费，在“一线城市”的消费领域更广且具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因此“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的差异较明显。在医疗保健服务的消费倾向上，“一线城市”略高于“新一线城市”的消费倾向，一方面说明不管“一线”还是“新一线”，在医疗保健服务层面的支出已经得到各地区居民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一直存在的大城市“看病贵”问题在国家深化医疗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交通通信服务消费上，“一线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略低于“新一线城市”，反映了“一线城市”除了经济规模庞大以外在城市发展水平上也不断提升，“一线城市”居民的交通通信服务消费在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发达城市建设水平条件下的支出比例更低。

结论

消费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重要动能，服务消费升级是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和高级形式。本文基于2006-2018年4个“一线城市”和16个“新一线”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厘清服务消费研究范畴的基础上构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实证研究服务消费升级的路径规律。基于混合面板的全样本OLS估计发现，一线城市服务消费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为0.418，其中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的消费倾向（0.241）最为明显，其次是医疗保健服务（0.148），交通通信服务最低（0.029）;基于服务消费的价格与收入弹性研究发现，消费边际倾向最显著的文化娱乐和教育支出和收入弹性最大，医疗保健服务消费的价格和收入弹性最小。基于分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服务消费边际倾向分别为0.558和0.379，其中“一线城市”在文化娱乐和教育服务的消费倾向显著高于“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在医疗保健服务的消费倾向略高于“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在交通通信服务的消费倾向略低于“新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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