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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研究

2019-12-24邓洋阳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24期
关键词:面板数据模型溢出效应

邓洋阳

内容摘要:“十三五”期间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迅速,本文基于2007-2017年数据对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7-2017年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较小;不同地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南方地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明显高于北方地区,东部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经济带。随后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商贸流通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但是对东部地区带动作用更强,对中西部地区带动作用较弱。

关键词:商贸流通产业   集聚效应   溢出效应   面板数据模型

引言及文献综述

商贸流通主要是指从事商品流通或者是专门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广义的商贸流通产业包括交通物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以及信息和金融等多个行业;狭义的商贸流通产业包括物流、批发、零售以及餐饮这四个行业。广义和狭义的商贸流通产业都主要包含物流、批发、零售和餐饮行业,这些行业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因此商贸流通产业也被认为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产业。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十三五”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运用到商贸流通产业中,加快了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商贸流通产业的运行效率(宋宁等,2017)。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各地区商贸流通产业逐渐呈现出集聚态势,而集聚程度加深会产生正外部性,对周围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本文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有关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测度。赵璐等(2014)使用标准差椭圆和标准距离方法对我国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特征进行分析。曾浩等(2016)使用变异系数、首位度以及ESDA空间相关分析对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空间演化进行分析。其二,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司曾棹(2011)基于灰色关联模型探究了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杜洁思(2016)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公路线里程以及邮局数是主要显著变量。其三,商贸流通产业空间溢出效应。王恒玉(2016)借鉴菲德模型测度了我国各地区商贸流通产业的物流溢出效应、商流溢出效应、资金流效应以及信息流效应。朱道才(2016)使用空间误差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國商贸流通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俞超等(2017)使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我国省际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效应并借鉴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区域商贸流通业的空间溢出效应。

学者们的研究侧重于测算商贸流通产业集聚度,并没有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进行深入研究,而且缺失有关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的全面分析。本文重点研究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的缺失,对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产业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效应

(一)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意义

商贸流通产业集聚往往能够获得更低成本、更高生产效率、更强竞争性、更具创新优势,从而提升区域商贸流通产业竞争力。本文认为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主要有以下四点意义:第一,带来商贸流通产业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劳动力和投资,从而降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提升生产效率;第二,推动商贸企业全面增长。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会吸引外部优质商贸企业,在集聚区内形成激烈的竞争氛围,能够使商贸企业增长更快、更广;第三,促进区域内商贸企业创新。科技、人才的集聚为商贸企业创新提供了动力,而激烈的竞争环境会形成压力,促使商贸企业重视创新(郑玉,2017);第四,提高集聚区域的商贸流通产业竞争力。集聚区内的企业既存在合作关系也存在竞争关系,在合作与竞争状态下能够提升集聚区内商贸企业竞争力,从而提升集聚区域的商贸流通产业竞争力。

(二)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测度

产业集聚程度主要测度方法有CR集中度、区位熵指数、HHI指数、EG指数等,其中,区位熵指数能够较好衡量某一区域的某个指标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可以更精确反映某一产业在区域的专业化水平并体现某一区域在该领域的价值和作用(王敬斋,2017)。因此本文使用区位熵指数方法测度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数据缺失)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其基本运算方法如下所示:

其中,Eij表示商贸流通产业区位熵指数,该指数越大表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越高,qi为某省市的商贸流通产业增加值,Qi为某省市的GDP增加值,n为观测省市数量。由于缺乏公开的商贸流通产业增加值数据,本文按照商贸流通产业狭义的定义,将物流、批发、零售以及餐饮业增加值的总和视为商贸流通产业增加值,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按照上面方程的运算方法,利用Excel对我国30个省市区商贸流通产业区位熵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2007-2017年来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较小,2007年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为0.806,而2017年集聚化水平上升到0.972,仅上升0.166,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分地区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是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三大地区,其中广东的集聚水平最高,2017年达到了1.511,远超中西部省市。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较小。

(三)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格局分析

为了更为直观观察到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格局,本文将我国30个省市区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分为几个区域:从南北来看,我国南方地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明显高于北方地区,北部地区只有北京和黑龙江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其余省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南部地区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云南的集聚水平较高,其余省市也基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南北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北部地区是我国能源主要集聚地,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较低,而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比重较高,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詹浩勇等,2016)。从东中西部经济带来看,我国东部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而中西部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经济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商贸流通产业规模和效率较低。

商贸流通产业空间溢出效应

(一)指標选取与数据来源

张扬等(2016)认为集聚水平提高会对地区经济、城市化水平、就业以及居民收入等方面产生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就是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外部性,而这种正外部性会产生溢出效应。商贸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在宏观层面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提升会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产业影响,在微观层面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能够增加地区就业率,提升居民收入(王惠等,2015)。所以,本文将商贸流通产业空间溢出效应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大类别,宏观层面使用地区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微观层面使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控制变量分别是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数据均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二)面板模型设定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的溢出效应,本文分别以人均GDP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模型(1)、(2)。

其中,sm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city为城市化水平,open为进出口贸易额,mar为市场化水平,peo为人力资本,i表示省市数量,t表示时间,为2007-2017年的时间跨度,β为相关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三)商贸流通产业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从全样本回归和分样本回归探究商贸流通产业的溢出效应,分样本回归为东中西部经济带回归。经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本文所有模型均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全国回归结果还是分东中西部经济带的回归结果,lnsm与lnpgdp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比东中西部回归系数可知,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东部经济带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效果更好,中西部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相对较低,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稍弱。控制变量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具有正向作用,西部经济带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lnsm与lnpsr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能够通过带动地区就业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东部经济带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全国层面和中西部的回归系数,说明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更高的地区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强。控制变量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对东部和中部经济带的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结论与展望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2007-2017年来我国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较小;不同地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南方地区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明显高于北方地区,东部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经济带;30个省市区中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是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三大地区,其中广东的集聚水平最高,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的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究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并且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东部经济带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带动效果更好,中西部经济带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相对较低,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稍弱。

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商贸流通产业空间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仍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限于公开数据的时间跨度,本文的研究区间仅限于2007-2017年,如果能够扩大时间跨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的准确度;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30个省市区,省级面板难以反映地市间商贸流通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针对地级市层面的研究一定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刘燕.商贸流通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促进作用——基于PVAR模型的动态关系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2)

2.宋宁,温赛.商贸流通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18(17)

3.郑玉.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空间过滤模型的区域对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12)

4.王敬斋.供应链视角下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6)

5.詹浩勇,冯金丽.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4)

6.张扬,解柠羽.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研究——基于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J].工业技术经济,2016,35(2)

7.王惠,苗壮,王树乔.空间溢出、产业集聚效应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J].中国科技论坛,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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