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摘 要：中国电影产业制度转型是中国社会体制变革的一个侧面与缩影，电影融资机制是中国电影产业制度转型的核心与重点。上世纪90年代，条块分割、行业垄断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国电影陷入发展困境。2002年至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体制转型初期阶段，非公有制属性的市场主体合法性得到承认，“合拍”与“预购”成为重要的电影融资机制，资本市场融资手段在电影投拍环节不断应用。2008年后，融资机制聚焦针对电影特殊文化属性的金融工具开发，跨界资本不断进入电影产业投资布局，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入局催生新的文化金融衍生业态。2016年以来，产业规范强势整顿，融资机制的本土规范性与专业性发展提上日程。

关键词：电影产业;融资机制;体制转型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55（2019）06-0088-14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6.07

40年改革，中国电影从争论到毅然决然的变革转型，可谓脱胎换骨。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第二大票房来源国，票房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影视产业在国家文化产业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愈发突出。电影融资机制是现代电影产业生态的核心要素，也是电影体制由计划到市场转型的重心。

一、20世纪末：产业困境呼唤改革

改革前的中国电影体制具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特征，从生产、发行到放映、观影，都是按照计划指标由上而下贯彻执行。直至20世纪末，在市场体制门外已近10年的中国电影业，仍深陷机制转型的困局。1993年，原广电部出台《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是电影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标志性节点。然而，市场放开之初，中国电影体制由计划到市场的改革，从思想到实际运营都尤为艰辛，市场与行政命令的争吵扯皮使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不改革等死，搞改革找死”的两难困境。

中国电影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已是多方共识，当时面临的危机可概括为：

第一，上世纪90年代近十年体制改革的教训说明，条块分割、行业垄断的计划经济模式运作不灵。20世纪90年代，由于运作机制尚未冲破计划经济模式，尤其是垄断性利益格局的存在与条块分割的管理阻滞，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机制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市场实践，都未能从根本上将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确立为电影业的制度。基础制度缺位，制片、发行、放映等各利益主体冲突不断。制度转型期，国内电影产量与优质影片不足，以致于难以满足观众需求，直接导致了国产电影市场份额的低落与电影市场的萎缩。

第二，就内容生产而言，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娱乐功能之间仍存偏废，将电影视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固有僵化思维，导致国产电影脱离受众需求，没有市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对于电影属性、观演关系的认识，与体制变革相伴随，实际也经历着巨大的争论与变革。电影作为艺术形态的独立性，以及作为文化产品的商业属性逐渐被认可，相应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也在不断调整。然而，在市场秩序建设与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手段的干涉则不同程度地导致存在违背电影生产与创作规律的现象，存在题材本位和概念化倾向。相关政府机构还通过严格的电影审查与检查制度、电影许可证制度等将电影纳入了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塑造工程之中，忽视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情绪宣泄功能，弱化了电影在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主管部门针对电影创作的指令性行为与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艺术性、经济性之间的嫌隙，最明显的表现是主旋律影片在艺术品质上脱节于时代表达。

第三，国产电影直面市场竞争缺乏生存能力，对国产电影的行政保护面临信誉危机。电影主创团体面临市场压力，由艺术片转型商业片尚在艰难探索。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推行保护政策，如颁发了国产电影必须保证占有2/3的放映场次的规定等，但效果不佳。国产电影难以取得认可，同时电影体制改革各种利益纠结、扯皮不断，更严重的伤害了国产电影体制与主管部门的声誉。日趋显著的城乡差异，叠加产业转型，使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艰难行走于计划与市场双轨上的中国电影工业，其体制改革、经济效益与内容提升都乏善可陈。

第四，中国电影生产资金投入不足，亟需资本运作解围。据当时有关资料显示，各制片单位的平均销售收入实际只占票房收入的22%，超过七成的国产影片制片亏损，顺延影响电影的新一轮投入与再生产。1997—1998年度国产电影产量只有40余部，至2002年中国电影平均单片制作成本约为200万元，较1995年单片成本的半价还低，相较同期美国商业电影不到其成本的0.5%。原有体制内行政资金的有限投入，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虽然深陷转型困境，但通过90年代的电影大讨论，对于电影产业的认识得到不断更新，步履维艰的基层电影市场实践与颓败境况，加之整体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刻，都为世纪初的电影产业市场经济转型积蓄着能量。

二、2002年至2008年：商业电影产业体系与市场化融资机制初建

（一）体制转型与融资“瓶颈”

2002至2008年是中国电影产业体制转型与新机制创构的初期。新世纪以来，样态丰富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六大决议正式将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宏观战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以现代商业电影生产体系为蓝本，完成体制转型，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在世纪初电影产业体制改革之際，资金对于电影产业而言，像积弱的病患需要输血从而恢复正常机能一般至为重要。转型初期制度建设的核心在逐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确立不同所有制属性的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不同渠道资源的资金可以有序进入电影产业。根据所有制属性不同，在电影产业“投融资-制作-发行-放映”等不同环节准入条件有所差异（见表1）。在先后有别的市场主体准入条件下，多元的市场主体结构与非公有制属性的市场主体合法性得到承认。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及资本的进入为中国电影产业注入活力，电影投资大幅增加，从根本上扭转了世纪之交中国电影面临萎缩的困局。同时，以政策优惠与专项奖励为引导，借鉴国外文化市场转型经验，对民族产业采取保护性扶持政策，为重新起步的国内影视企业赢得更为充分的发展时间。

虽然制度准入在逐步放开，但社会资本与外来资本仍受到严格的管控，同时，仍然存在观众观影习惯需要培养、现代影院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国内电影市场空间狭小、市场规范性建设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使得社会资金、商业资金对电影产业投资更多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二）资金来源的多元主体格局

从2003年开始，中国电影产业融资情况出现改观，社会资本与国有企业合作拍摄占比重约30%，中外合拍影片占比重约20%。2004年多元投资局面基本形成，当年国产故事片212部中，国企30部，社会资金投拍50部，中外合拍37部，分别占比14.2%、23.6%、17.5%，其余为混合资本，占比44.7%;非公有制资本参与投拍比重超过80%;单片投资规模显著提升，例如《十面埋伏》创纪录获总投资2.9亿元，同时也有更多的影片获得500万元及以上量级的投资。

转型初期，电影产业的资金主要是产业内主体对于自身业务的投入，资金来源呈现多元主体格局：

第一，民营企业资金。2003年前后，民营企业资金投拍电影需要与国有单位合作，才具有成为产业主体的合法性，从而能够为电影产业注入资金。随着政策与市场的逐步开放与规则松绑，民营企业逐步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最为活跃的发展力量。

第二，国有企业投入。传统国有电影机构在市场机制转型的新语境下不断重新定位寻找出路，利用政策优势赢得体制转型的战略缓冲期。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在自身不断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制度建设，在市场逻辑下以产业运作的实力重新定位其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角色与功能。

第三，香港资金。告别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世纪初集体“北上”寻找出路。香港电影的人才优势、商业运作经验和资金储备，在不断与内地既有机制磨合发展过程中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面貌与制度基础，是转型期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撑性力量。2003年7月，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香港电影团队在内地市场的身份束缚松绑（见表2），受此激励，港产合拍片的数量与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单片投资基本都在600万元以上。大量的港产合拍片加入到了国产片阵容，才使得体制转型艰难期的国产电影能够在本土票房上与进口片一较高下。

第四，外资，“混合性”资本属性。海外资本可以投拍中外合拍片，也可以与中资成立合资公司，以“混合性”资金方式投资中国电影制作。中外“合资”投拍的方式，不仅为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带来了资金，同时也为中国影人创造了与国际先进合作的契机。2004年广电体系《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落实，通过吸引外商注资影院，绑定与外资电影公司的长期利益关系，中国大部分影院的现代化改造工程成效显著，影院观影逐步成为青年人群的现代休闲生活方式。

第五，政府专业奖项、基金。国家对电影产业的资金支持主要体现在税收减免、专项基金等方面。政府的“钱”该用到哪、怎么用，始终是电影主管部门自身观念转变与调整角色定位的核心。市场机制下，政府资金更多着眼于市场培育、边远地区影视作品放送、年青电影人才培养储备、电影产品类型多样化、电影产业公共服务性平台创建、电影文化公益生态构建等诸多环节。

第六，行业外企业投资。行业外资本注入主要是传统实体经济向文化产业领域发展布局，此类资金规模大，但对于电影产业生产规律知之甚少，其盲目性与随意性对电影产业自律性、专业性与稳定性造成较大冲击。

（三）金融工具打通了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

机制转型有效地调动了中国电影产业与市场的发展潜力，开启了此后十余年高速增长的引擎。快速扩张使融资需求更为紧迫，银行借贷、私募与上市融资等金融手段的运用成为一时风潮，逐步打通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关联。

1.银行借贷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空间爆发性成长与电影公司不断成熟，国内几家领衔发展的民营电影公司开始通过版权质押的方式获得银行授信与贷款。2007年、2008年，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保利博纳等电影公司分别获得北京银行数十亿元贷款，其中含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授信担保，也有无专业担保公司担保仅以版权质押获得项目贷款。

2.私募与上市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各家影视公司开始为上市积极准备，推进融资计划。其中，一级市场私募资本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见表3）。中国影视产业的主要PE有：IDG新媒体基金、“铁池”私募电影基金、软银、红杉资本等，此外，海外的文娱产业与投行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崛起及其市场机遇。

3.以平台推进融资机制的常态化

国内外各专业基金依托电影节、电影投资会等形式，搭建电影投融资专业平台，推进中国电影融资机制的常态化（见表4）。

（四）融资机制逐渐形成

电影产业的融资运作需要“专业基金+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共同合作，资本入局使得电影产业的成功模式从“讲好故事+电影产业操作”衍变为成“讲好故事+电影产业操作+资本运作”。就2005-2008年前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而言，融资机制发展特征主要有：

第一，就总体融资方式看，2007年前行业内多元主体混合所有制“合拍”共同投资是中国电影的主要融资方式;2007年后金融机构借贷融资、私募及上市融资日益成為风潮，融资平台以其专业性受到追捧。因为电影投拍资本来源不同，中国市场对不同身份资源的制约，产业实践中为了最大限度整合优势资源，多种属性的资金往往组合使用，以多元主体混合的所有制形式进行电影投拍（见表5）。不同国别和区域市场在投拍影片的同时，也带来不同区域市场对于内容需要的调整意见，并以区域市场发行“预购”回填拍摄资金。合拍片极大地扩展了电影融资来源，有助于规避风险，促成多方特色优势互补、扩大发行市场。

第二，从混合所有制各主体角度看，香港团队把握利好政策，发挥专业性优势，获得与内地市场的双赢。好莱坞电影公司多采取观望态度，投资重点更倾向于院线与影院建设。少数民营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资本手段，尝试发展海外电影市场。

第三，从商业电影融资操作手段看，全产业链环节独立融资在实践中全面推广。从影片预售开始到衍生产品，电影产业的全产业链如预售、广告植入、衍生品授权等各环节针对不同特征进行相对独立融资运作（见表6），全方位深掘电影产业可延伸利用的资源开发模式。

第四，从单片融资规模看，2000万-8000万元中等规模水平的影片数量不断增加，更受资本青睐。投资在亿元人民币规模水平上下的影片，尽管市场开发的可能性高，但由于融资难度和风险的加大，对于尚待发展的中国电影企业而言仍显力不从心。

第五，从企业融资规模看，电影公司资金运作规模尚小、能力待成长。2008年，参与全年406部国产影片的制作机构达到300家，头部电影企业对市场的主控力仍待发展。中国电影公司在具体实践中众多环节仍然是作坊式方式，工业化水平尚在起步阶段。从影片制作到公司品牌，从独立环节到产业链整合、跨媒介经营，中国电影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品质化水平都有待发展。

三、2009年至2015年：BAT入局与资本外溢

（一）宏观发展特征：支柱产业地位抬升与狂飙式成长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对中国电影产业而言意味着挑战与新的机遇。2009年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国家第一次从战略高度对振兴文化产业做出的整体规划，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宏观政策导向和支持。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出台，积极推进金融机构更大力度的支持电影产业，创造性开拓融资方式和金融配套服务。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极大地提升了电影产业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投资电影产业，在资金、税收、金融、保障用地等方面提供支持。

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发布使得电影行业的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融资渠道不断扩宽。电影市场的高速增长也支撑了产业信心，2010年国内电影票房超过百亿，至2015年以年均超30%的增长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影市场。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外跨界资本不断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投资试水，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强势崛起，在文化产业深度布局，中国电影产业赢来资金充溢的发展新境遇。

（二）融资方式与渠道

1.银行贷款、跨界资金与金融平台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下，银行贷款逐渐成为电影投资的主力（见表7）。在日益频繁的融资实践过程中，金融机构针对文化产品担保与抵押特点不断开发适用于中国本土的金融工具。国际电影制片常用的“完片担保”机制受到国内关注与学习，该机制帮助电影制片企业直接与互联网金融或银行等线上线下债权人对接，通过高度的专业性操作确保担保方对电影制作的上下游均有很强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中国市场上针对影视投资项目的专业权威评估机构、金融机构认可的担保公司开始出现，较为完善的担保机制与影视企业的信用体系逐步建立，管理和财务制度规范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行业外资本关注并进入电影行业（见表8）。早期大多是地产类资本跨界尝试性投资，随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影视产业作为新兴领域投入資本进行战略性布局，专业性投资机构也开始发展出针对影视行业的投资部类。

政府支持性文化产业融资平台与影视基金规模也逐步增大、专业化水平日益提升。2012年上海电影节召开前夕，上海电影产业的新政中也推出了多项金融创新政策，既包括帮助中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融资，又包括帮助电影拍摄项目获得金融投融资，逐渐建立国内的“完片担保”模式。

2.上市融资与股权交易

上市或者通过股权交易方式募集资金，已逐渐成为中国电影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资本市场对产业的优化与竞择机制逐渐发挥效力，电影的产业集中度因之提高。中国影视公司受制于既有体制与政策等约制，这一阶段资本运作仍主要在制作与发行环节，不同体制、媒介、行业、区域的大规模业态整合与结构重组仍然较少。

3.BAT入局：扩充资金与思维变革

以BAT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全面崛起，大举布局影视产业，成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乐视影业、阿里影业、爱奇艺影业、优酷土豆合一影业、腾讯电影等相继成立，中国电影产业快步进入互联网大文娱时代。互联网公司给电影产业带来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产业链思维与巨大融通整合可能，催生多样化的衍生经济。对于手握内容的互联网公司来说，打通电影制作环节，从产业链上游开始“盘活”全产业链，从而实现以版权内容为核心、多元化经营的“泛娱乐”产业生态。

“互联网+”为电影投融资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与想象空间，尝试电影各产业环节融资并实现网际分红，使电影投资及利润分享模式运用网络渠道重新建构。具有互联网特色的“众筹”模式为电影融资注入新思维，2013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利用互联网众筹融资近160万元，同是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同样网络众筹募资超过137万。众筹资金规模有限，“对于独立电影或小成本电影有所帮助，对于大型传媒企业、影视公司来说，众筹主要是为了做宣传营销和市场调研。”参见：卢扬.揭秘电影众筹背后：创新模式难被广泛复制[EB/01].[2013-10-21.] http：//news.entgroup.cn/movie/2118240.shtml.

以电影作品为产品标的，互联网文娱金融产品也在不断试水新模式。阿里巴巴“娱乐宝”电影融资，借助互联网手段实现与大众接轨，互联网将电影投资变成了营销手段，增加了影片的观众互动。

网络电影融资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体系，以及建构相关法律规范等，都是仍待深思与实践的课题①。

（三）后融资“瓶颈”时代：资本充溢的潜在风险

随着电影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展，束缚电影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得以突破，中国电影产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然而，在资本充溢的后融资“瓶颈”时代，电影产业又极易被资本裹挟沦为资本的奴役，互联网融资模式创新涌现而规范滞后，全球市场充满变数，以及从业者专业素养及道德风险等均预示着电影产业的新挑战与风险。

第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伤害电影的文化艺术性，产业存在虚高炒作。由于大量逐利性资本的涌入，为了追求眼前的利润，作品制作周期缩短、内容创意粗糙、整体质量下降，业内人心浮躁。上市与投拍电影跟风现象严重，盲目的跟风导致电影市场低质量作品肆虐，真正高质量的作品却因投资周期长、风险变数大等原因难以生存，行业内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资本充溢，产业并购中增值率普遍估值偏高，基本都在20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800%，实际企业资产和发展潜力远低于被收购的价格，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

第二，适于本土属性的文化金融工具仍待开发。融资模式与金融工具开发不足，无抵押的风险投资尚在摸索，银行融资依旧存在资信困难，建立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和完善信贷担保体系已是当务之急。尤其对于中小微文化企业而言，缺失针对性价值评估体系与担保渠道，使其几乎无法获得有效社会融资支持。

第三，制度壁垒仍然需要不断被打破。电影产业在我国属于较严格的管制行业，不同媒介、行业、区域与国别的影视娱乐产业聚合尚难实现。进口影片发行还是政策性垄断领域，目前国家只给予中影和华夏两家进口影片发行经营权，经营性资本很难进入，除非从事这两家公司的代理业务。

第四，互联网思维需要尊重电影艺术创作的人文属性。互联网企业大举进入电影生产消费领域，“大数据”与“用户需求”等指标对电影的艺术和人文价值造成冲击，很多具有社会责任感、文化价值的影片生存空间被挤压，资本逻辑冲击着电影的文化艺术属性，导致电影产业的“扭曲”与“异化”。

第五，道德及不可控因素风险在累积。电影产业以创意内容取胜，严重受制于不确定性因素，加之资本逐利虚高滋生影视市场乱象横生：上市影视公司高估值收购艺人经纪公司，明星资本化;机构和艺人投机入股影视公司，利用IPO上市套现;数据平台票房造假，影视企业财务数据造假，炒高股价，在资本市场套现等。

四、2016年后：产业发展放缓

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12亿元，同比增长3.73%，与十余年年均超过30%的增速相比，可谓断崖式陡转直下。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559.11亿元，年增速13.45%。中国电影产业从高速发展逐渐转向中低速发展，产业开始沉淀、调整。

2017年3月1日起，《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开始实施，该法案早在2003年就启动起草，经过长达12年的酝酿，为中国电影产业有序发展奠定法律保障。从监管环境看，2016年以来监管层开始出手整顿传媒影视行业，强化了对文化资本市场的管控，证监会和监管部门收紧了影视产业上市审核标准，上市公司监管日趋严格，例如高估值收购明星空壳公司行为被叫停、强制完善重要股东退出机制、信息披露不合规受到警示或问询、业绩不达标将撤回IPO等。2018年，预售退票事件、阴阳合同事件等受到全国瞩目，行业急速遇冷。

从资本市场来看，2016年受到断崖式票房增速下降以及整体股票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影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惨淡，影视股甚至成为A股下跌的重灾区，以万达院线、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三家头部企业为例，当年市值蒸发共计1270亿元。2017年A股傳媒板块整体跌幅超过20%。除新股外，文投控股、光线传媒等公司市值小幅增长，其余大部分电影公司股价连续两年下跌，影视产业市值蒸发932亿元，11家公司跌幅超过30%。2018年更为严峻，不少影视公司业绩恶化，资本大幅撤出。文娱传媒类二级市场资金净流出累计超过250亿元。主要源于增发募资大幅减少，2018年底传媒类板块整体估值约为2015年峰值期的25%，与2012年持平。资本大幅撤离，“融资难”困境或将使得影视企业迎来一波“倒闭潮”，影视行业经历去泡沫化的阵痛，高度资本化的状态将会得到调整。

在产业规范强势整肃与行业经历去泡沫阵痛之际，从电影产业融资机制建设与发展角度看，公共性服务性与策略引导性融资机制的建构已是当务之急，针对文化企业与文化项目不同于实体经济的专业性金融工具开发仍需继续推进。

五、小结

40年改革，中国电影从争论到毅然决然的变革转型，可谓脱胎换骨。中国电影产业制度转型是中国社会体制变革的一个侧面与缩影。中国社会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我们也正是在动态的逻辑中经历并理解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身。

电影融资机制是现代电影产业生态的核心，在电影始终占据大众文化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电影产业如何与资本共舞，是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智慧与资本共舞的精微具象。回首中国电影产业转型与融资机制建构的历程，面对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模式的发展困境，2002年开始全面体制转型。转型初期，重点在调整市场准入确定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身份，多元主体混合所有制“合拍”与“预购”机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电影融资机制，资本市场融资手段逐步得到应有。2008年前后，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衔接机制成为制度建设的重点，聚焦针对电影特殊文化属性的金融工具开发以突破融资瓶颈。2010年后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转型，跨界资本涌入电影产业，其中互联网企业的入局为传统电影公司带来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产业链思维，催生多样化的新型文化金融衍生业态。2016年以后，中国电影产业进入沉淀调整周期，产业规范强势整肃，公共性，服务性与策略引导性融资机制的建构提上日程。电影产业以制度而驭资本，任重路且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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