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曦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列斐伏尔是探讨城市研究空间转向的第一人。理解他的城市观最重要的是厘清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日常生活与空间三个要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当今城市充满了堕落与失望是这位哲学家为城市定下的基调，工业化带来的商品扩张，使城市遭受灭顶之灾。在当今社会，城市不仅是人类生活的空间，也是革命和新思潮涌动的舞台，空间的碎片化与片段化使得现代城市从稳定统一向多元发展的方向不断迈进。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中，列斐伏尔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苏贾所说：“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人物中，列斐伏尔……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批驳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1]在他看来，全新的社会主义城市只有通过将城市权利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才能实现，最终导致城市革命的导火索必然是城市的人文环境、全新的民主环境和城市的日常生活。

一、 重塑城市的空间策略

法国学术界对城市和空间问题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从17世纪末至今，空间因素在法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与美国政治经济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相比，法国的空间论传统具有超乎寻常的深度和连续性。列斐伏尔的城市理论与法国长期以来知识传统的连续积累有着直接关联。列斐伏尔城市研究的宗旨在于“试图描述我们居住于其中的城市及其起源，而且通过今天社会所生产的空间来追根溯源。”[2]182他试图将自身的探索引向一种区域研究，使得各个不同领域的城市探讨，都能够置入到一般的空间分析框架之中，一种全方位的理论之中[2]183。

列斐伏尔空间研究由城市问题延伸而来，由于城市危机的不断加剧，人类社会纠缠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危机中，城市社会的危机是当今社会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工业化通过质的飞跃，产生了空间策略的根本转向。当今的城市，已经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所不同，新城、国际性大都市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空间策略，正在使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发育，并支配空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城市研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城市问题推演到了思想和知识领域的前沿，并使城市变为富有理论构建性和研究张力的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城市的内涵。奥罗姆曾评价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关于城市的分析和讨论，从地点的概念延伸到空间的概念。列斐伏尔利用空间和时间的思想，将动态的城市生活同哲学家更普遍的关注联系起来。”[3]38城市的概念在列斐伏尔的阐述中被不断丰富和扩大，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点和场所的概念，城市已经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构建过程的重要结果。他运用提问与观察的方式，把城市从一个狭隘的空间中解放，从而成为研究的元对象。

西方哲学和人文学中的笛卡尔传统从开始就切断了对高尚“理性”知识的追求，造成了身体和意识的脱节。新城是这种脱节的空间标志。新城忽视了中世纪小城存在的意义。列斐伏尔对新城的批判结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万·卡拉马佐夫(Dostoevsky’s Ivan Karamazov)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他警告称，规划者已经成为新的“大审判官”，他们控制了每个人的自由。列斐伏尔始终试图用马克思的整体性观点将物理、社会和精神的空间统一起来，试图将哲学、历史、心理学和结构主义包容于这种整体性模式中，但是由于过度强调哲学与现实的总体化，列斐伏尔没能正确说明城市规划的内在矛盾。詹姆逊认为，“列斐伏尔的力量出自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一切事物都纳入他的辩证法中，他的理论本身就将产生革命，但是他的辩证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社会现实和空间。”[4]他始终重申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更健康的人格是建立在一个更健全的空间架构之上的，两者相互构建，强调都市生活同时需要面包和自由、道德和美学，实践和创造。

列斐伏尔对“城市社会”的表达，经常缩写为简单的“城市”，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是围绕一个城镇或城市的简单社会。列斐伏尔打算通过完全的城市化打造更专业化的社会。这个崭新的城市世界是在工业化中诞生的社会，统治和吸纳了农业生产的城市。他在专著中对这个社会使用了诸多名字：工业或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充裕社会、休闲或消费社会，列斐伏尔更喜欢城市社会这一表达。在对城市社会的论述中包含一些经验或概念真理，也有些夸张或推断。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城市社会是一个在工业化中诞生和成功的社会，指向了一种趋势或方向，一个虚拟的状态，而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是一个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

列斐伏尔的城市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对城市问题的分析不得不承认上层建筑的性质必须与实践、社会关系及社会本身相区别。城市化和城市不可混淆，城市实践和城市现象之间存在区别。很多伪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现象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因此混淆了实践与意识形态、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别。城市现实同样修改生产关系，尽管它不能彻底改变它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作用。生产力不仅仅是在空间中存在，而且在空间中运行，空间同样制约着它。城市本身脱胎于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方式，也不是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者是从生产力中产生。现代城市不是被动地生产或资本集中的地方。城市现象深刻地改变了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二、 城市生活的乌托邦想象

列斐伏尔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始终与法国乡村的节日场面紧密相联系。在他的理论中，节日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为城市革命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为城市生活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感性的形式。列斐伏尔沉迷于纳瓦尔朗的完整性，就像本雅明被那不勒斯所迷惑一样。纳瓦尔朗的街道和建筑、广场和通道、风格和功能，都具有活力和团结的特征。列斐伏尔无法掩盖他对旧式田园小镇的喜爱。有时，他喜欢怀念旧的礼俗社会，渴望《失乐园》式的浪漫。他想强调动物(即我们)与我们栖息地(即城市)之间的关系，并且具体化栖息地是如何适应动物的自由发展，它又是如何回应“物种法则”的。动物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运行秩序，但它同样是随机的、自发的和有机的。因此，生物发展的缓慢性和不确定性隐藏了自身的结构。列斐伏尔感觉到，人类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创造和生产我们的生活，即自发—有机的(spontaneous-organic)方式和抽象的方式。此外，新城如何自发性地复兴，一个社区怎么能够创建它本身，城市是一个技术对象还是一个审美对象等问题，都是列斐伏尔思考的所在。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市生活，已经找到了答案，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简而言之，列斐伏尔的乡愁不是倒退。他的渴望始终坚定地面向未来，过去只是他推动向前的工具，向着更高的批判性思维和实践前进的动力。他想将人类发展的自发性回归为日常生活。在他看来，自发性密切关联日常生活，同时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纵欲的乡村节日、定期的庆祝活动，可以加强社会联系，同时控制了所有的欲望，这些欲望已经被集体的纪律和必要的日常工作所禁锢。

列斐伏尔也激进地批判技术和官僚主义。就城市空间而言，技术官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来施加的。列斐伏尔认为，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空间被理解为几何学的。由于这种心态，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看作可计算和可量化的，并且决策可以以编程的方式做出。在城市中，有对几何、对称和系统的依赖。我们发现，这种依赖在概念和计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不是简单的计划(规划)，而是列斐伏尔所谓的“计划测量”(plan-measuring)。这不仅仅是抽象的计划，在几何坐标空间投影的城市空间，而且是提供一种视觉和概念的混合体，一种艺术和科学作品，它们立体地展现城镇，符合透视法，同时是绘画、描述和表达的几何学。因为城市化能够创造空间，这个空间是客观、科学和中立的，它能够隐藏其压制的特性，这个准则在海德格尔的作品中也能看到，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可以量化的空间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压抑。

三、 重掘城市革命之源

在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城市是一个客观和“纯净”的实在，城市空间被想象成是自在和自为的，它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中性是其重要的特征，因而没有主观色彩和政治倾向。列斐伏尔却认为城市虽然是客观和中立的，但城市规划带有阶级和政治色彩，甚至还与一些意识形态有关，城市实际上是被统治阶级控制，被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形塑、创造和改造出来的人类活动空间，与表面看上去不同，城市空间不是均质的，是人类不断改造和适应自然界的结果，也是人类意识强加于空间所产生的客观产物。在商品生产和空间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法，城市是各种利益集中的场所。总而言之，城市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商品生产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政治化了，因为它被运用于国家统治者的发展战略中，只有在城市规划的夹缝中，我们才能看到民主的“影子”。因此，空间与自然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矛盾的“测量仪”，要消除空间的异化，就要进行真正的城市革命，构建全新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对抗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与压抑。

列斐伏尔提出，城市社会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这一开创历史的论断使他成为城市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最著名的人物。有学者认为，城市革命理论是当代社会科学界最不朽的发现，对于国家的中心化要求而言，去中心化是一种对统治的直接挑战。因此，城市作为一种政治挑战，在理论层面上一直被淡化，而列斐伏尔重新描述了异化和日常生活批判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战略，以便通向一种总体性的实践，进而争取一种高级形式的自由。他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纳入城市学研究，这一首创性的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当一个理论要获得理论意义和自足性的时候，作者都会进行一种蒙太奇式的剪辑，以期能够自圆其说。列斐伏尔关于城市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实践活动总体性的假设之上的，他将日常生活和对城市现实的批判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将生产和产品等概念融入其中，进而实现了一种批判和认识的总体性，即“综合”。在这个总体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独特性，往往是建立在某一方面或某种因素之上的。尽管这些方面或要素间有一定联系，但是这个总体并不是一个系统，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综合”。那么，总体性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列斐伏尔认为，“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表明某种严密性或者连续性，而是通过反复地摸索，在总体性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个体的或者群体的层面上，表明不可回复点与无用点在时间和空间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5]这一瞬间，并不属于唯历史的思想或者关于危机的传统理论，而是属于某种变形与自我毁灭。在这时，现存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将停止，衰变与解体将占据上风，新的生产关系将会被生产出来并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列斐伏尔正是通过这一瞬间存在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假设——城市革命。

当然，列斐伏尔城市革命思想有着多重的思想来源，也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对列斐伏尔影响最深远的人要数马克思。马克思对生产活动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继承了以往伟大经济学家的开拓精神，将生产纳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中，进而为城市社会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重新构建，这极大地触动了列斐伏尔，进而促使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空间的研究一直徒劳无功。在对空间中存在的一切事物和抽象空间的思考中，空间被分割成碎片或者仅仅是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却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城市根源于社会经济力量和生产关系，这种理解方法避免了在学科的划分下迷失自我，确立了一种理解城市的原则，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列斐伏尔构建了城市革命的理论。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革命代表了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重要历史转折。20世纪的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种新型城市性，当代城市实现了劳动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对城市的空间进行了重组，同时也对城市的生产组织进行了重构。“列斐伏尔还谈到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围绕不同内容发展，如农业社会围绕‘需要’，工业社会围绕‘工作’，而城市社会围绕‘娱乐’。娱乐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城市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6]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不再依赖资源的开发和劳动的创造，而是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不断拓展空间，那么所有的社会进步和改造都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在政府进行空间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市民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正因为如此，需要通过城市革命的方式，打破原有的空间秩序，发展全新自由空间的革命，即开展城市革命。

四、 城市革命的哲学建构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从来都不是空洞的，相反它是蕴藏着某些政治、社会意义的空间。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城市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7]列斐伏尔在政治实践方面的观点与他早期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联系密切。很多学者将他看作是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总是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之外的日常生活，对一些还不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论证。于是，他将人文主义思想与城市实际相联系，提出了城市革命的伟大构想，为人类未来的城市生活做出了新的规划。

在马恩原著中曾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的重要影响。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城市的最大特点是城乡对立，要从根本上消除现代城市的矛盾就必须消除城乡对立，未来的城市将会实现城乡的协调和平衡发展，形成城乡融合和统一。在列斐伏尔看来，整个空间已经完全变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空气、水、热、光等大自然的馈赠已经由使用价值进入了交换价值，相反，使用和使用价值变得模糊。他们在被不断买卖的同时也变得稀缺。自然，作为一种空间构成方式，被不断分割，最终分为碎片，并以碎片的形式进行买卖。由于更新社会关系的需要，自然本身也成为了普遍的买卖。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空间变得稀缺和昂贵，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因此，列斐伏尔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改造城市空间，进而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他更强调要通过一种包含空间成分的政治实践实现这一转变。

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将空间作为一种可以实现多种目标的工具来使用。在通过各种技术总体性的处理之后，空间出现了矛盾，一个在将空间碎片化并进行出售和交易的行为之间产生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最新表现形式。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主要手段，人们有必要剥夺统治阶级的这一统治工具，那就是通过城市革命的方式彻底地终结这种抽象的权力。“这种抽象的权力意在使用某些手段来实现某种不可知的终结。然而，它却要实现它自己的终结。这一革命本身将要取代某些权力，即占有和再次占有，而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将会带来自身的终结。颠覆的观念完善了革命的思想。它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政治，因为所有的国家权力都是破坏者。”[8]在这个过程中，对权力进行限制是革命的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对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改造。但是不可否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总体的革命，在当今时代是一种不可能。这也正是列斐伏尔经常被批评为“乌托邦”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成功地驾驭了城市革命的理念，因为他将革命的整体性还原为当下的形势，将彻底性还原为直接的实践，并勾画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

城市空间不仅是政治斗争发生的地方，而且日益成为斗争的对象，就像战场是冲突的场所，也是冲突的一部分一样，城市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号召争取城市权利是工人阶级要争取的核心权利。中心可以在各种社会不同形式的城市存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存在。在当代，城市越来越成为消费的中心，也是人们被排除在经济或其他权利之外的地方。对于列斐伏尔而言，新对抗的边境线不是从城市与乡村之间穿过的，而是通过内在于占主导地位的边缘和中心的城市现象而存在的。外围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生产技术变革伴随人口的流动。在城市化早期，人口朝向城市流动，但是当前恰恰相反，人口通过伴随着产业转移流向城市边缘，从集中转变为分散。

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但最重要的是，这项工作需要加入空间分析。要识别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空间化的阶级关系和空虚的外围生活。列斐伏尔所谓的城市权利是明确的，伴随着对城市场景中主导权力结构的挑战，工人们回到中心，重新占领城市。列斐伏尔指出，街道上发生的示威活动，说明城市现象的重要性，街道成为了政治领域，社会空间具有新的意义。街道成为政治领域和政治地点。强调斗争的位置是重要的，因为不仅是空间关系的边缘和中心、发展不平衡、贫民窟等政治本身，政治在空间领域也扮演角色。

五、 结 语

纵观列斐伏尔的城市研究，我们能看到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列斐伏尔始终坚持城市研究的整体性构建。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以及社会领域。这三个领域的现代研究往往相互割裂、互不关联，缺乏理论统一性，而列斐伏尔追求是实现这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即构建整体的理论体系。这一融会贯通的理论并不试图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也就是说，这一理论并不蕴含某种特许语言，也不是一种元语言，它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部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3]38城市之所以能够言说，是因为它能够被描述。城市的语言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在对城市无意识的本文解读中。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城市，在解读中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城市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是一个确定和完整的系统。

第二，列斐伏尔的城市理论实现了对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围绕着时间问题，列斐伏尔开始关注城市问题，也曾参与关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争论。在他的著作中，不难找到对符号体系和早期结构主义的讨论。然而，列斐伏尔认为，如果将城镇和城市现象理解为系统或结构是一个教条主义的论断，城市现象不能被降低为标记或符号学的体系。批判性分析不能局限于符号学或者语言学方法，也要增加用文献学方法来理解城市的维度。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城市的符号学，另一方面，用城市现象学描述城市生活，城市研究真正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哲学分析。在他看来，如果总体性的概念只是在哲学层面进行浅显的解读，是无力的，也是空洞的。因此，不要将研究降到仅仅是城市的层面，而要扩展到关于世界和历史的人。

第三，列斐伏尔的城市研究可以总结为“一个时代基调，两条发展脉络，三个政治策略”。“一个时代基调”主要指的是对现代城市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时代基调。“两条发展脉络”指的是列斐伏尔的城市研究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加以论述，一是对城市化进行激进的批判，揭示城市问题的歧义、矛盾、变异；二是对城市现象进行科学论述。通过破立结合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了当前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三个政治策略”指的是在对未来城市的构想中，列斐伏尔从政治角度对城市问题解决的途径进行了规划，有三个重要的政治策略成为实现城市正义和规制城市有序发展的必经之路，即构建工人阶级的自治方案；建立稳定的契约制度和重构城市权利。这三个策略相互构建、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未来城市的发展图景。

列斐伏尔的思想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批评和质疑也从未间断。但毋庸置疑的是，由列斐伏尔开启的空间转向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研究城市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制度的宏观角度揭示了城市空间变革的必然性，列斐伏尔则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角度出发，向人们展示了城市性在全球化时代的统领地位，构建了城市社会空间的类型学，得出了城市社会必将代替工业社会的结论，并号召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革命，以对抗城市的异化和控制，成为城市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