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

顾予咸在即将走向刑场时得到朝廷的赦免，是整个“哭庙案”中唯一死里逃生者。这种只有小说戏文中才有的“刀下留人”情节，竟然发生在当日杀人如麻的恐怖现实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连顾予咸本人和本案制造者朱国治都大为惊异。

《辛丑纪闻》（以下称《纪闻》）载：“顾予咸者，字小阮，号松交，丁亥进士。初任宁晋令，聿著循声;后调任绍兴府山阴令。先是，绍属多‘白头贼——其党以白布裹头，故名，实则饥民也。肆行抢劫，以致田野不辟，灾荒频仍。制府议行剿净，松交则力保，以招抚为己任。遂立限状，以止军行，如逾限不平，请以己身甘当军令。于是，单骑赴贼巢，开诚晓谕。数日之间，贼尽解散，不下数十万，归农耕作。是秋丰收，府境大治，举‘天下卓异第一，内升刑部郎，转吏部铨曹。（顺治）十六年，以病归里，杜门不与外事。立‘少年面社，奖励后学，教育英才，非郡中有大事，则不出。筑小圃以白娱。”这段记叙意在突出或暗示：顾予咸是“本朝”擢取的进士、钦命的官员，为官廉明，治政有方，尤其视民如伤，勇于担当。后来任职刑部、吏部，有京官的背景和人脉。正当仕途升迁的良机，却生病归里——回到老家吴县（一作长洲），虽“杜门不与外事”，却又“非郡中有大事则不出”。这些皆与“哭庙”事件息息相关。

顾予咸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写下《遭难自述》（一名《雅园居士自叙》，下称《自叙》），中云：“（顺治十五年）冬，转考功司员外郎。正郎李君（崇稷一原为小字，下同）方以终养请，而外计之册麇集，余当掌计。因念功司典剧，昔贤如陆贽、裴谓，才望过人，犹兢兢其慎;余以中才居其会，即洁已若不及，恐以膻名浼之。遂决计以病请，得旨予假。”原来他的称病归里实为避嫌畏祸，宁肯放弃吏部要职和正郎缺位（可以超升）的良机。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也难以理解的，弄得“一时奇之者半，迂之者半，是之者亦半”。这里的“奇”“迂”“是”，正可体现顾予咸性格的三个要素：特立独行、选择果断、固执己见。这样的性格既决定了他的言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顾予咸回乡养病期间，“哭庙”事发，这样的“大事”，他怎能“不出”？实际上他不仅参与了，而且介入颇深，其“致命”节点，就在他严词拒绝朱国治的“求情”。据《纪闻》载：“哭庙后，道尊访于松交。松交曰：‘任知县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责矣。抚臣知其言，衔之，故及于难。”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二月初四日，苏州（主要是吴县和长洲）诸生（秀才）先至文庙“哭泣”，继而至府堂“跪进揭帖”，要求惩办“贪酷”县令任维初，此即“哭庙”。巡抚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诸生十一人，与任维初一并交道台王纪“研审”，任维初随即招供“贪酷”罪状并明言是为应付朱国治的“索馈”。朱得知后，立刻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图白保（连同任维初），向顾予咸“求情”即为其应对措施之一。此处所记王纪拜访顾予咸，当是受朱国治指使前来请求顾的支持，而顾则明确答复：任维初贪赃枉法，应当撤职法办！其立场完全站在“哭庙”诸生一边。朱国治忌惮顾予咸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忧惧不安，遂亲自登门。《自叙》云：“当抚（某）之莅吴也，一日猝至，余实他往，疑故谢之，不怿。翼晨，又来。摈从密语，语移晷。大都皆讲情，而余又答以道义。退而言曰：‘此老倔强，利不可动，将来必长短我！而杀机伏矣。”抚某即朱国治，其地位和权势皆在顾之上，可谓屈尊俯求，如此不讲“情面”，让朱情何以堪？他虽然隐忍未发，却早已衔恨在心。

朱国治立即“拜疏”（报告）朝廷，将“哭庙”定性为具有“倡乱”意图的群体事件，请求立案严办。朝廷遂下旨，将“哭庙”定名为“吴县抗粮案”，与“金坛叛逆”“镇江失机”一并交由“专案组”——满洲侍郎叶尼、理事官英孥、春沙、海布勒等“公同确议，拟罪具奏”，此即“四大人”会审，实际上全在朱国治的掌控之中。

顾予咸是在四月十二日被“带走”（逮捕）的。那天下着雨，他“适集同年之子弟之善属文者会课。至午间，阍人人报曰：‘太爷到来。松交出见，太尊以江宁唤牌出视，其略曰：‘据倪用宾口供，顾予咸等九人速解至江宁会审，不得时刻有误”（《纪闻》）。由苏州知府（余廉征）亲自前来抓捕，足见“待遇”非同一般。到了江宁（会审地点，在今南京），“抚臣嘱‘四大人不问松交，止夹薛尔张，问顾予咸知情否。尔张为松交多夹四五棍。張故文士，而受重刑，虽哀号吁天，终不招松交‘知情二字”。薛尔张是“哭庙”领袖之一，由于他的坚强不招，“满洲大人无可奈何，问松交，松交则极言己之无罪，清辨数百言，皆合于理。审罢，与尔张八人同系府铺中。有狱卒持大链，盘及松交之首，重不可举，艰苦备尝”。

《自叙》记：“众坐余一板床，其下即同逮朱子鸣虞及其子（三锡）及冯生、唐生、薛生。余因问：‘送揭之事，谁首之？薛生曰：‘揭出我手。先生不阅，委诸地。我必以白先生，即死不累！”或许是朱国治的百密一疏，将顾予咸与诸生同室监禁，让他们有了“串供”的机会。这番对话，考虑到监狱的特定环境，既要让监听者抓不到破绽，又要让狱友能够理解。顾予咸意在提示大家，要保持口径一致，尽快做出对策，可以招供，以免没完没了遭受酷刑逼供。就说我没看揭帖，并不知情。薛尔张心领神会，还提醒大家：我已经做好宁死不屈的准备，尽可能保护大家，你们不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千万不要胡乱招供。看没看揭帖，是判定顾予咸是否“知情”的关键，也是他们共同坚守的“红线”。

然而即便如此，朱国治仍可强行定案，他在“拜疏”（会审报告亦即初审判决）中说：

顾予咸虽称：“众秀才在衙门喧嚷，拿着揭帖要告任知县与我看，我说这是甚么时候，你要讲告？不该！不曾看，摔手进去。”但薛尔张供内说“将揭帖与你看，你看过，丢在地下”等语，若非伊主使，何不与各官员、众乡绅看？如何特与你看？顾予咸系现任之官，主使秀才写揭帖，至跪递在遗诏方到举哀之处，使倪用宾等倡乱讦告，是实。应将顾予成立决处绞，妻子、奴仆、家资财产，当地入官。

《纪闻》还特别交代：“奏疏中口供皆非实据，抚臣为稿，文致其辞，‘四大人署名而已。”此言可信，但所述口供内容，与顾予咸和诸生的“串供”大抵一致。就事论事，朱国治推定顾予咸“知情”并不为过，但称其“主使”“倡乱”，则属诬陷，不如此不能置之于死地。而顾予咸即使明知“极言”和“清辨”于事无补，也必须如此，这是他争取幸免的关键所在。

噩耗不断被证实，顾予咸白知难免，尚能镇定。《自叙》记：六月上旬，“金沙诸公见余，每每垂涕私语，转相浩叹，甚有为余作诔词、作纪传者”。至十五日，“同逮朱之仆，多慧，闻必以告，捷如响。余督之再，始告曰：‘先生千古奇冤！言未吐而大恸。乃知坐余以指使之律，律缳首;而诸生十八人皆立斩”。确定被处绞刑。“十八日，外传旨下，狱中哗然：托后事，托家事，托尸事，鸣咽长号，不绝于耳，最乱心曲。”“旨下”即是朝廷最终核准的批复（判决）下达。“余乃倩朱大署其背‘某官、某姓名，及其两股;又大署其胸‘千古奇冤四字。索衣冠而整之，坐以待旦。黎明，召逻者告之曰：‘临刑之际，俟我北拜吾君、南拜祖父而后就刑，勿忙乱。应曰：‘能。众皆失声。”死刑在即，顾予咸仍不失从容和尊严，也未放弃最后的抗争。

岂料案情突发逆转。《自叙》记：“越二日，向午，有铨司共事贺姓，手持片纸至狱，呼七八囚以往。顷之，贺又来，朗然呼余名，余应之曰：‘刑乎？曰：‘否。出见诸仆，罗拜道左，泪盈眸，前语曰：‘得生矣！至讯所，贺先以前呼七八人往各受杖;移时，乃为余解铁索，传谕之曰：‘奉旨：以汝为本朝官，逆生送揭不看，无他志。释尔罪，复尔官，毋忽！”《纪闻》载：“令左右去（顾予咸）项上铁索。时当盛暑，汗流积项成膏，腐肉满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此时顾予咸哪里还顾得疼痛，连忙“北向九叩头，东向长揖，谢以出”。直至回到寓所见了家人，才“相持大哭”。

顾予咸在此特加一行小字注云：“时，四案中，拟大辟一百八十余人。特旨：‘顾予咸，逆生送揭不看，无罪，免死，免籍没，并免革职。禁系凡六十有三日。”临刑获赦，确属极为罕见的特例。顾予咸所述“特旨”内容，当系原文：“无罪”，是免除所有罪名，还其清白;“免死”“免籍没”是推翻会审原判，完全赦免。至于“免革职”，看似多余，实则另有原因。据《纪闻》：会审报告送达北京后，先是“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过几天又有邸报指示：“江宁会审：金坛叛逆、镇江失机、吴县抗粮等案，奉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详悉具奏。”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依议”，即维持会审原判。不久“又奉旨：‘这各案事情，其中岂无轻重？着另议具奏”。于是又“会议”，这次“议政王使人读抗粮一案，至‘丢在地下一语，遽呼曰：‘既丢在地下，顾予咸便无罪了！”众人齐称：“王爷讲得是！”但仍认为顾予咸应予革职。“议政王曰：‘彼既无罪，并免革职可也。”众人又齐称：“王爷讲得是！”可见顾予咸获得赦免多么曲折和惊险。

据载：朱国治听说顾予咸获免消息，“拍案大怒，曰：‘老奴，有如此好手段耶！不怿者久之”（《纪闻》）。赦免顾予咸的原因，吏部贺某的“传谕”说得很清楚：“以汝为本朝官”，是谓顾予咸系本朝“自己人”，值得信赖，此其一;“逆生送揭不看，无他志”，是推定顾予咸没有指使“倡乱”的动机和行为，此其二;“释尔罪，复尔官，毋忽”，是要顾予咸无罪复职后，要记取教训、感戴皇恩，努力报效朝廷。

显然，“不看揭帖”是顾予咸获得赦免的关键理由，然而这一说法的不足为信，也是显而易见。那么，朝廷为何会采信？顾予咸本人只字未提，《纪闻》《“哭庙”记略》《“哭庙”异闻》等权威记载也没说到，却在王家祯的《研堂见闻杂记》里有所披露：

郡绅顾松交素与抚臣议左，抚臣心衔之。诸生之变起，抚臣始亦欲松交为调人，松交不应，于是愿得而甘心。既具疏，勘臣至，逼诸生，并牵染松交，亦即逮至江宁，同闭狱，去不死无间矣。松交好友张无近，为之行金上下，捐数万金与四辅，特批免绞并免革职，得不死;而诸生斩。

王家祯（号研堂）是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其书“所载明季朝野异闻，及清初太仓兵燹事，皆直书无所隐”（冯超语）。“是编杂记明末遗事如明末江南家内奴隶暴动、社盟、奏销案等事，颇为详晰，言之有据。”（谢国桢语）可证其可信度之高。然则顾予咸案情的惊天逆转，实得力于张无近的竭力营救。所谓“四辅”即顺治遗诏指定的四个辅佐年幼康熙皇帝的满洲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他们是当时的实际主政者。张无近为营救顾予咸，光打点“四辅”就用去“数万金”，此外还要“行金上下”，足见其花费之巨，而且要冒很大风险。原来本案的再三审议，王爷的特别“爱护”，都与张无近的竭力营救有关，亦可见张无近的“神通”广大。

这位张无近，以往的相关叙说鲜有提及，以致長期湮没无闻。笔者初步考查，此人乃是复社领袖张溥之弟张王治，号敉庵，字无近。“幼从兄溥学，弱冠贡入太学，顺治四年成进士，授桐庐知县。”（《直隶太仓州志》）其主要政绩：一是“县故无城郭，编户凋残，王治悉心招徕，渐归复业”。二是“（该县）地当闽冲，更调绎骚，舟师过县，索挽夫不足，兵将哗。王治公服曳舟以从，督师者动色，戒无犯”。颇得士民拥戴，“襁负者日益至，户口得充实”。三是曾任职工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其问，“遂疏论东南漕兑之害，请设官收官兑法，兼以五米五银刊为定例;又请开溶三江及江南，分置藩臬，并见施行。其他论列，皆切时要。一二年中，疏七十佘上。会江南‘通贼案起，多所株连，王治引例陈乞，保全甚众”。实际上，张无近和顾予咸不仅同为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丁亥科进士，还同为顺治三年丙戌科举人，是双重同年。二人家乡毗邻，当结交已久;进士及第后任职地方，相去不远，应有所往还;后为京官，同朝共事。凡此皆可推知两人关系之非同寻常，或许还有更为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如张无近为复社骨干，顾予咸创办“面社”，二者当有联系，亦可谓志同道合。《直隶太仓州志》称：“（无近）卒以峭直，为众所忌，削籍归里，居十八年卒。”魏裔介《怀太仓张无近掌科》诗云：“梧掖曾联袂，直言天下闻。酣歌燕市酒，独卧洞庭云。教子修鸾翮，著书尊典坟。风流知未歇，数载惜离群。”（《兼济堂文集》）其性情、理念、生活情趣以及行事作风等，皆与顾予咸形神相似或相通。

然则张无近倾家冒死营救顾予咸，似非仅仅出于“私谊”，还应有“公心”和“大义”在。顾炎武云：“明代罢门下长官，而独有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日知录》）清初延明制，六科给事中“掌言职，传达纶音，勘鞠官府公事，以注销文卷，有封驳，即闻”（《清史稿》）。给事中位当近要，有机会接触朝廷高层甚至皇帝，且有传旨、进言、稽察、封驳等职权。张无近营救成功，亦应与其给事中身份有关，甚至可以“公私兼顾”，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事。

顾予咸《自叙》不提张无近，当非忘恩负义，而是有所避忌，抑或“大恩不言谢”，无须见诸文字。而对自己，顾予咸则有痛切的反思和白责：

祸甫脱，（朱国治）复以“抗粮”之罪加三吴，尽上绅士之逋毫末者，请皆废斥，而仕籍、学校为之一空。又以吴人怨己，恐旦暮不测，借防海名，请兵驻苏者三年，而民室一空。虽三吴之劫运，而实余阶之厉也。

顾予咸明确承认是自己导致朱国治对三吴的报复性加害，给士民带来惨重劫难。虽然朱国治荼毒三吴并非仅因顾予咸，但不得不承认，顾予咸是刺激朱国治制造大狱、肆行屠戮的关键人物，而顾予咸的自觉检讨和担责，也显得襟怀坦诚。但是如果全部归咎于顾予咸，也是不够公正的，因为如此惨痛的后果，既非其初衷，亦非其始料。就事论事，秀才们讦告不法县令，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行为正当，于情于理于法，都应当予以支持;朱国治和任维初监守自盗，贪赃枉法，文过饰非，于情于理于法，都应当予以抵制。况且，从起初的态势看，秀才一方胜算很大，所以后人不能因其后果惨重就反责其言行不当。或许有人会说：以顾予咸的学识和阅历，应该能够预见到拒绝朱国治“求情”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许有人会說：如果顾予咸对朱国治暂示友好，妥协顺从，待其多行不义必白毙，可谓上策;甚至还有人会说：顾予咸既是称病归养，就应该不问世事，明哲保身……事后诸葛亮、自作聪明以及乡愿或苟且者，从来不乏其人，何足与论！试想当时，正义与邪恶昭然若揭，势不两立，朱国治竟腆颜“求情”。于公，这是对国法政纪公理正义的肆意践踏;于私，这是对顾予成人格尊严的极大侮辱！顾予咸无论是作为一个吏部官员、正直儒者还是有尊严和气节的个人，都应当断然拒绝并严加斥责。

顾予咸事后自我分析说：“揆厥所由：余性介不阿，绝人过当。达官长者，素不干以私。若地方利弊所关，攘臂以起，直言无隐，往往触当途忌讳。”性介不阿，是说自己原本就是独立特行、刚正不曲的性格品质——意谓不会屈服任何邪恶势力。“绝人过当”，是说在拒绝他人不正当请求时，往往过于严厉，让对方难堪——包括拒绝朱国治的“求情”。“达官长者，素不干以私。”是说从未利用职务和人脉之便谋求私利——看来张无近的竭力营救，亦非出于顾予咸的请托。“若地方利弊所关，攘臂以起，直言无隐，往往触当途忌讳。”是说遇到关乎地方利弊的大事，必然热心奋勇，直率指陈，往往得罪当权人物——得罪朱国治即为显例。如此人格性情，早已决定了顾予咸不仅不能适应官场，还会招致各种误解和怨尤，遭到朱国治的忌恨和迫害毋宁说是必然而又自然的结果。

然则，顾予咸此言不只是归结致祸的原因，也是对自己言行的解释和辩护，同时又是对自己人格性情的宣示和守持。他在《自叙》最后说：“后此或无嘉言懿行之足传，决无败名丧检之足愧！”隐然已将自己的表现视为“嘉言懿行”，不仅没有悔意，反有欣慰之感。言下之意，如果再遇到类似事件，仍然要直言不讳，奋臂而出。

三吴士民似乎并不计较顾予咸的“厉阶”。《自叙》云：“先是，余罹此难，吴中人士万口同声，街谈卷语，靡不唾骂（某）而痛惜余，每夜必焚香祝天。会大旱，诸司步祷，民皆白：‘烹弘羊，天乃雨。及渡江过郡邑，暮泊舟岸侧，争相物色，以无恙为快。及归而倾城求见，日数百人。”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人民待他如同英雄和圣贤。《纪闻》有诗曰：“中丞杀士有余嗔，罗织犹能毒缙绅。开府罢官贪吏死，辟疆园里自垂纶。”《苏州府志》称其：“居乡风采峻整，为后进所惮。殁后数十年，里人立祠祀之。”彭定求《顾考功祠堂记》云：“我苏自皇朝定鼎以来，乡先生之风声气节足以匡世道、振人心、垂典型于奕模者，实惟我师考功雅园顾公为最著。”并将他与“前明吏部周忠介公（顺昌），身当末造竟踵东汉李、杜诸贤之祸”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