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当代美国城市史奠基者”的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在《城市的兴起：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八年》（Arthur Meier Schlesinger，The Rise of The city，1878-1898）扉页上意味深长地引用了经济学家威廉·托尔曼（William Howe Tolman）的话：“我们现在是城市国家。”接着他又引用新教神学家阿博特（Lyman Abbott）的话：“我们该如何应对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两个问题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美国人都要面对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不再仅仅与城市有关。整个国家都处于伟大城市的影响之下，国民性格和国家历史莫不如此……不管城市带来的是好还是坏。人类现在生活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混合共同体中，经受着城市带来的至善与至恶之混杂状态下的磨砺。”可见，施莱辛格试图创建一种解释美国文明的新模式，他把“伟大城市”融入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学说”，认为城市才是理解、解释美利坚民族特性的核心。这一概念大大改变了研究者的视角，引起广泛影响，是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为城市史研究奠定了理论根基与思想基础。

当今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发端于“二战”后的英美，两国的史学界在人才培养、组织机构、论坛、刊物建设、出版等方面为城市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英国“城市史之父”戴奥斯（Harold JamesDyos）被视为现代城市史研究的奠基者。他认为“在这个国家，存在一个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一一假如历史学家对社会变化感兴趣，对地方政治感兴趣，或者对特定环境下的建筑形式感兴趣，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兴趣一一自然会被卷入或致力于研究城市生活及其制度”（B.Stave，“A Conversation with H.J.Dyos：Urban History inGreat Britain'）。他于一九六三年在莱斯特大学创办了《城市史通讯》（Urban History Newsletter），每年两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指南;一九六八年，他主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D，Urban History）;此后举办了一系列城市史讲座，一九七三年结集出版《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The Victorian city，和Michael Wolff共同主编）;一九七四年创办《城市史年鉴》（Urban History Yearbook），该年鉴一直出版到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起改为《城市史》（Urban History），已成为城市史研究者的必读刊物。这一切为城市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科基础。

城市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呈快速发展趋势，到八九十年代则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研究组织。如在欧盟的支持下，欧洲城市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Urban History）于一九八九年成立。其宗旨是为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建筑史家、规划学家及其他学者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就城市史进行多维度的研究。美国历史学会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了城市史小组;六十年代爆发的遍及美国各地的几百起种族骚乱，带来了大量伤亡，这让历史学家认识到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一九七四年创办专业期刊《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一九八八年城市史学会（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并于一九八九年创办了《城市史通讯》（The Urban History Newsletter，每年两期）。

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人们终于认识到城市史是了解人类文明的新途径。对“城市”的定义不一，有从制度或共同体的层面来定义的，有以某地区可为其他定居点提供服务功能的多少来定义的，也有从人口临界点来定义城市的……无论如何界定城市概念，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各主要文明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城市的产生，正是人群的大规模集聚对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催生了早期国家、官僚体系和贸易活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所说：“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

自此，城市史已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的固定研究队伍、学术会议、论坛、专业刊物，也有自己的研究主题、方法和价值追求，已不是先前被人们认为的“百纳主题”或“知识领域”，并为学术界贡献了很多出色的城市史著作。就著述体裁而言，城市史著作大概不外乎以下三种类型：城市传记、城市化、城市生活。

城市传记是有关城市的综合性通史，以宽视野、长时段来考察一座城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通过叙述气候、地理、环境、规划、住房、人口、经济、宗教、艺术等来展示城市性格的形成，有时也会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研究。这类作品关注的是具体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以时间为经度进行叙事，擅长修辞，但缺乏概念的提炼与意义的升华，不关心城市化的总体进程。当下流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就属于此类。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市史学出现之前，英美国家業已出现的城市传记类作品，多数由非专业史家撰写，属“记事体”——如实记述城市发展，不重语言修辞。但这些关于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克利夫兰等城市的传记日后成为城市史专家可供参考的重要史料。由阿尔弗雷德·安德烈亚斯（Alfred Theodore Andreas）于一八八四年出版的三卷本《芝加哥史》（History of Chicago）即属于这种早期的城市传记作品。

城市化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一种自然结果。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则大大拓展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空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很多城市史家将城市化视为城市撰述的一种类型，即研究者把城市作为一种过程来叙述。西班牙工程师塞达（Ildefonso Cerde）于一八六七年最早提出城市化（Urbanizacian，即英语所称的Urbanization）这一概念。塞达在有关城市化的论述中提出“乡村化城市，城市化乡村”这一概念，并说：“我们乡村化城市，就像我们城市化乡村一样。”把原本不属于城市的土地归入城市的范围，没有一个比urbanizar更合适的动词去表达这个概念。urbanizar在西班牙语中的本意为“使……变成都市”，即拥有城市的属性。不仅如此，我们还使用它的反义词rurizar，意指乡村化。这方面的个案研究不胜枚举，宏观研究也令人耳目一新，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彼得·霍尔（PeterHall）的《文明中的城市》、保罗·霍恩伯格（Paul M.Hohenberg）和林恩·霍伦·利斯（Lynn Hollen Lees）的《都市欧洲的形成（一000至一九九四）》、布赖恩·贝利（Brian L.Berry）的《比较城市化：二十世纪的不同发展道路》等，都堪称城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城市化不仅是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还包括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亚里士多德语），因此，不少城市史家把“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叙述，即把城市当作人类的处所。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点是：作者只关注城市里发生哪些事，这些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的研究都是关于城市生活的，但却很少与城市的历史相关，讲城市里发生的故事，而不是讲城市演变的历史。比如《城市妇女：近代早期伦敦的钱、性和社会秩序》就是对十六和十七世纪伦敦普通女性的研究。

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主编的《牛津世界城市史》大致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城市史研究集成，重点关注的是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克拉克召集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五十五位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著作。作者队伍中有剑桥大学古典学家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剑桥大学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圣母马利亚大学全球史教授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Ondez-Armesto）、新泽西州立大学城市史教授安德鲁·利斯（Andrew Lee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艺术教授夏南悉（N.Steinhardt）、莱顿大学东亚与东南亚历史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e）、比利时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以及华人学者陈向明、孔皓峰、詹韶华等，可谓是这一领域的学术全明星队。全书由早期城市（从城市起源之时到六00年左右）、近代早期城市（从六00年左右到十九世纪）、近现代城市（从十九世纪至当下）三大板块构成。每一部分又由概览（对主要城市体系中的大趋势进行个案研究）和专题（对若干关键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如权力、人口与移民、环境、商业网络等）两部分组成，共计四十四篇专论。不敢说这本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是能反映当下城市史研究的最好文章，但就总体而言，该书是最能反映当代世界城市史研究的成就与水准的一部著作。

城市的发展趋势、城市区域的延展、城市体系的形成、城市结构的细化……一言以蔽之，城市的系统性是如何演化的，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城市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人类最为宏伟的标志物，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城市化进程是错综复杂的，在这些进程中，有的村落、村庄演变成小的城镇和大的城市，甚至成为伟大的城市，有的则衰落了。在本书作者看来，有关这些城市兴衰的叙事不外乎三种模式：循环史观中的城市、线性史观中的城市和革命史观中的城市。

第一种城市叙事是循环的和周而复始的。将历史视为一个过程的观念在西方源自古代希腊。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不断循环发生。这种观念一直笼罩着古典世界直到基督教的进步史观出现为止，历史上伟大城市的兴衰则为这一模式提供了解释的案例。城市兴衰与人类文明兴衰的关系如何？城市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建设满足人类需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能？城市是实现人类大同的乌托邦吗？城市是帕特里克·格迪斯所说的“坟场”吗？这些问题都是在人类城市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要了解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城市史家就必须明了城市的兴衰。

第二种城市叙事是发展的和线性的，在十九世纪，这种线性模式在进步观念的包装下被奉为圭臬。线性史观包含了这样的观念，即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终点和起点是不一样的。基督教教义把城市比喻为获得救赎的希望之塔。圣奥古斯丁区分了此岸罪恶的“地上之城”与彼岸圣洁的“上帝之城”。十六世纪的加尔文教徒就把约翰·加尔文主宰下的日内瓦视作神圣的天堂。白十八世纪以降，这种线性观在欧洲和北美经历了世俗化，表现为改良与进步的城市观念。城市发展被视为某种累积性的仁慈趋势的一部分：识字率的提高、商业的广泛性、技术的发展、公民的自由等。这一趋势让人回想起德国那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进步的城市将有可能最终解放每一个人，理想城市也将随之出现——幸运的是，这一次它将出现在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进步带来的不仅是繁荣昌盛，还有无序、冲突、犯罪、疾病、污染、拥挤等。

这些不良现象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也一直关注城市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经典的城市著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时代的工業城市居住着大量愤愤不平而且受到剥削的雇佣工人，他们正在为其他人创造财富，自己却生活潦倒。城市中的这种不良现象，或者说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二律背反”，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张提供了现实基础，城市革命将随之发生。后来，芒福德在批判“无情的”焦煤镇时也支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城镇既是旧事物的溶剂，又是革命的熔炉。城市革命也成为城市发展的另一种驱动力。

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哪些，这些动力因素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在不同时代又是如何变化的，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城市与权力、市场、经济、移民、宗教、文化、规划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因素与不断加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随时空不断变化而组成的动态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何种面貌？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对历史进程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城市的竞争是基于资源、贸易、人口、宗教等方面的优势或话语权而言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城市问的合作表现为互相效法，对彼此之间的统治策略、基础建设、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学习。而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也随之出现，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一个动因。这衍生出一系列新词汇，如巨型城市、超级城市、城市群、城市圈、区域城市化、巨型区域、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圈等。

彼得·霍尔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是最早以全球眼光审视大都市的著作之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安东尼·金（Anthony King）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则使这一视角得以普及与丰富，并逐渐形成“全球城市”的概念。早前，布罗代尔认为“世界城市”是特定的“世界经济”中心，是“磁力般的城市中心”。弗里德曼则认为，世界城市是少数位居全球城市顶端的巨大城市区域，它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生产和市场扩张。世界城市也可能是国际资本集中和积累的主要节点。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在这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被认为是探索经济全球化运作的绝好案例。

上述这些研究都借用了比较的方法，这也是目前城市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城市的比较研究方法源自芝加哥学派，他们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试图建构城市的综合模型。但就史学中的比较研究方法而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是最早推崇比较史学研究法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即使在毫无关联的社会之问也存在一种共通的历史。“二战”后，法国年鉴学派愈发关注城市研究，为城市史领域中的比较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推动力。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就对南欧、北非、近东部分地区的城市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因此，本书承继史学传统，采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以比较方法宏观看待城市史，这一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全书的各个主题研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该书为“牛津手册”丛书之一。该丛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全球资深学者领衔主编，涵盖范围极其广泛，分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法学、医学四大系列，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丛书注重前沿性、原创性、思想性、学术性、通识性，既可深度研读又可快速查阅，已成为各个学科的权威参考书。目前，仅“艺术人文”系列所出书籍已八百种，且每一本的内容都全面、系统且丰富，如本文所介绍的《牛津世界城市史》，其中译本近百万字。四大系列合计出版的总数已达一千六百多种，且在不断推出新品，可以想象这家出版社对学术出版的执著、坚持与韧劲。

（Peter Clark。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6.中文版《牛津世界城市史》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陈恒、屈伯文、吕和应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