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挖掘“十七年”文学经验上成为热点，涉及文学与现实、与大众、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出现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不过，“十七年文学”的成绩、经验，与它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困境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并且在它行进的当时，就不断有从“内部”进行反思、检讨的情况发生。回到“十七年文学”展开的历史情境，设若回避、剥离这些已经一再被反思、检讨的问题，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

我想借助法国作家罗杰·加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来谈这个问题。这本书的法文版于一九六三年面世，收入谈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的三篇论文，路易·阿拉贡为它写了序言。据加罗蒂本人说，很快就被翻译成十四种语言，并在苏联、东欧以及西方国家思想文学界引发激烈争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加罗蒂的多部著作都有中译本，包括写于一九五七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写于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是他在当年六月法共中央召开的党员哲学家会议上的报告）的《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和写于一九五九年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分别由三联书店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五年），但《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当时却没有中文译本，只是在“内部发行”的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上，译介了一组对这本书的批评和加罗蒂回应的文章（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在中国并未产生在苏联等国家那样足够的影响。虽然如此，它的出现和引起的反应、论及的课题，与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具有某种“同质性”，值得放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视域里来谈论。

加罗蒂出生于工人家庭，家境贫寒。一九三三年参加法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抵抗运动中被捕，在阿尔及利亚集中营里被关押近三年。“二战”胜利后参与组织工人罢工运动，担任过法国参议员和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经历，从性质上说和中国革命文学第一代作家的丁玲、胡风、冯雪峰以至周扬等有相似的地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一代的信仰者和参与者。加罗蒂在类乎自传性质的《历史的见证》一文中说：“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拂晓，我们的父辈在‘出征之前来到摇篮旁边亲吻我们。二十五年后我们做着同样的动作。”（《论无边的现实主义》，181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内在性”。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像胡风、丁玲他们在经历那样的磨难挫折之后，晚年仍矢志不移，这是将信仰抽象化，“异化”为自身的压迫力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种坚持似乎也合乎情理，就如加罗蒂说的：“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强制的必然性。”加罗蒂一九八二年改宗伊斯兰教，但在他写作《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时候，他对共產主义信仰毫无疑问：“我最大的快乐是在五十五岁时仍然忠于我在二十岁时的选择。”一九四九年九月到十一月，他和保罗·艾吕雅一起去美洲参加泛美和平大会，第一站是墨西哥，看到“贫困的现实在这里比任何现象都更为残酷”，看到墨西哥乡镇的令人窒息的情景而心神不宁。艾吕雅为此写下了题为《当代人类的要求》的诗，其中有这样几行：

我对你们说一个时代，它没有欢乐没有光彩，/它是一段并不神圣的往事，却是我的时代。/……未来的人们，想象一下这个黑暗的时代，/要在明天理解我，你们应该看看昨天。（212页）

不过，时代更迭和这一代人的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终结。在这些人那里，生活和文学几乎是同一的，都内在于生命：“人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加罗蒂在论述圣琼·佩斯的时候用了“双面人”的说法，说他的“悲剧”是“作为从事社会活动的人，他不能把他的行动变成诗歌，也不能把他的诗歌变成一种行动”;“歌声在行动结束的地方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对自身特征的给定，都有一种“回到”中古，或更早期时代艺术和人的生活那种“同一”的理想。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谢尔盖·特列季雅科夫提出、被本雅明一九三四年重申和论述的“作为生产者的”“行动的”作家的概念。这也是加罗蒂说到毕加索的那层意思，通过画，“现实成了参与——不是就这个词的学术意义——尽管它曾保留现实的魔力——而是就劳动和战斗的意义而言”;“人对现实的一种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这一诗歌和行动、生活的关系，在加罗蒂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分析毕加索的时候说，他“不是为了把政治观点并列在他的艺术作品里，而是他的创作的必然发展导致”他对共产主义的加入。依社会主义文学的理念，诗歌和行动分裂的克服，正是对资产阶级文学的超越的重要指标。不过在今天许多人心目中，这只不过是一个时期，或坚持某一政治、文学理想的作家所做的选择。

犹如加罗蒂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说的：“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论现实主义机器边界》）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后革命”时代，这种处理现实与文学的方式在某些作家那里仍可能承接，但作为整体要求的延续是否可能和有效？当我们试图将“十七年”文学经验加以延续的时候，语境的变化无法被忽略不计。现在说到“大众”“现实”“工人作家”“工人写作”“深入生活”“人民性”等概念和命题，其语义内涵和实践意义，其实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而且，在某些时候，这些词确实如加罗蒂担心的那样，缩减为只具有“学术”的意义。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借作家论来讨论文学的紧迫问题，它是加罗蒂面对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出现的错误和危机做出的反应，一种发生于“内部”的自我修正。它回应的是五十年代之后世界局势发生的激烈变化，也面对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发生的震撼性事件;后者如阿拉贡说的，这一事件对一切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带有根本性”的，让他们不能不“仔细检查他们的信仰”。加罗蒂对“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在它内部动摇了”的这一事件，使用了“晕眩”这个词，说这种晕眩是他从未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体验到的。“我们曾自豪地把自己关闭在里面的水晶球被砸碎了，神奇的戒指断裂了。”（227页）但这并不意味着转而选择怀疑，“而是决心相信睁开的眼睛”，“去重新获得我们的确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重新思考革命文化实践主体的性质和位置。加罗蒂的表述是，“自我”不应是消失于集体主义文化要求之中，对这种要求将“既作为一种强制的必然来经受，又由一种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来承担”，因而为实践个体的独立思考打开空问，他将不以某种综合的抽象来停止探索，始终与“必然经受”之问形成具有张力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为实践主体的创造争取必需的空间一一而这一空间在过去被极大地挤压。

在《无边的现实主义》中，“无边”是个关键词，也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点。它挑战的是那种教条主义的禁令，提出在现实遭遇危机的时候，不是选择继续自我封闭，需要开放和对话。对话和开放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原则，“必须通过批判性吸收和补充别人所掌握的真理才能进步”。“对话的原则”显然“触犯了以往的一切坚持使绝对的‘善和‘恶对立，奉行善恶二元论的努力”（232页），因此围绕它的纷争当时相当激烈。加罗蒂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开放、对话的对象，主要是从他所把握的法国思想、哲学和欧洲文学传统脉络里提取。“如果说和存在主义的辩论迫使我们更充分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历史和社会方面，而且在人的主观性方面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那么和基督教徒的对话则迫使我们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方面：基督教徒所称的超验性”;对于“非现实主义艺术”（当时社会主义文学阵营使用了“颓废派”概念）——如他着重论述的毕加索的绘画和卡夫卡的小说，则感受语言、色彩、线条、变形所蕴含的对人的存在的关切。他有争议地从马克思早期论著中引入“异化”的概念，认为艺术的创造就是对抗人的异化，真正实现黑格尔、歌德、费尔巴哈所提出的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在加罗蒂看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艺术创造，都是为了“赢得”“正在形成的人，即在千百万男女的头脑和心灵中升起的、要求愈来愈高的人的形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将毕加索称为“在绘画方面创造第八天的人”——神用了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大功告成很满意，便宣布第七天歇工为“安息日”，加罗蒂说，毕加索“他向众神过早满足的创造提出了起诉”，他是“向一种预示未来的神话的超越”，毕加索的这个起诉，也是针对社会主义实践自身的。对话和开放的激动，让加罗蒂做出这样的描画：

高尔基喜欢说“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是的，当道德不再是奉行戒律而是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了创造自身，为了向这种直觉的创造前进，人类运用了各种手段;在当代，共产主义或许就是这一切手段的实施。书籍、战斗、旅行、人们——通过这一切，我看到这种遥远的探索正在进行——教给我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相同的。从卡尔·巴尔特到莫里斯·多列士，从那么多教士到阿拉贡或佩斯，对于政治、诗歌和信仰的思索都不是一种浪费，而是为寻求本质进行的自我集结。（244页）加罗蒂一九六三年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实践过程中，也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提出过。胡风、冯雪峰关于“新”“旧”现实主义的关系和边界，秦兆阳关于现实主义的“广阔的道路”，錢谷融以对“人”的关切和创造作为现实和文学核心，周扬六十年代初“新个性”“最有人性的，最接近未来的完全的人性”的提出……它们与加罗蒂之问并非直接影响的关联，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各自遭遇的相似难题。当然，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学体制、作家的具体处境的差异，也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温和、含混、谨慎得多，开放和对话的对象也并不相同。另一点差别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很快就被取消，或转化为批判对象而从未得到有效展开和争辩。

但加罗蒂确实“走得太远”，正如《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在刊发加罗蒂回应批评的文章所加的“译者按”所说，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表现得那么露骨，他在这条路上是走得那么远，以致某些修正主义者也觉得对此不能不持保留态度”——后者指的是当时苏联文艺理论家对加罗蒂的批评;苏联文学界当时在中国眼里，也属于“修正主义”的行列。

大约在二十年前，我在《问题与方法》这本书里说：“‘革命文学在当代的困境的形成，它的过程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损害。”这种“自我损害”，一方面是体制化而逐渐失去它的批判的活力，另一方面是排除它认为不纯的文化传统而对“纯粹”“绝对”的不断的追求。这种设定越来越严格的“边界”和不断的排除运动，有可能让自身成为没有血肉的空壳，但是如果不做这种排除和隔离，又有可能被强大的“异质”文化因素所侵蚀，所吞没，而失去它的边界。“这大概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问题与方法一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三联书店二00二年版，282页）当年的这个问题，仍然还是我的问题。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罗杰·加罗蒂著，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