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唏耘

一部高卢时代的法国史，首先是一部希腊史、罗马史、地中海史。尤里乌斯一恺撒征服高卢之前，希腊哲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波希多尼奥斯（Posidonios d'Apam6e）曾到高卢做过一次旅行。根据他的记叙，彼时高卢人的日常饮料主要是一种用小麦酿造、被叫作“柯尔玛”（corma）的啤酒，有时他们会往酒里掺进一些蜂蜜。

波希多尼奥斯所著的《历史》（Histoire）今已散佚，所幸包括以上记述在内的部分篇章，由公元二世纪的希腊作家阿忒纳伊俄斯（Ath e naios Naukratites）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博览群书时抄录下来，并在其著作《诡辩家的会饮》（Les Deipnosophistes）中做了转述。

稍晚于波希多尼奥斯的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尼西奥斯（Dionf-siosd'Halicarnasse）在其著作《罗马古代史》（LesAntiquite s romMnes）中，以不屑乃至厌恶的口吻将高卢人大量饮用的啤酒称作“臭气熏天的烂大麦汁”。这种不屑显然可以解释为狄奥尼西奥斯是个喝惯了葡萄酒的罗马人，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葡萄酒对于高卢人而言，还只是一种舶来的奢侈饮料。

事实上，由于啤酒的酿造相对简单，高卢人的日常主要饮料都是啤酒，而葡萄酒的酿造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以及更长的时间，因此葡萄酒酿造的引进和普及比啤酒酿造的普及更晚、更缓慢，对此法奈特·罗本海默（Fanette Laubenheimer）在《饮在高卢》（BoiSe en Gaule）一书中做过详细分析。

与恺撒几乎同时代的希腊编年史家，西西里的狄奥多吕斯（DiodorusSiculus）在其著作《历史图书馆》（Biblioth e que historique）中记载，高卢人的饮料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大麦和蜂蜜水酿造的啤酒，另一种则是由罗马商人输入的葡萄酒;后者是公元前一世纪时高卢奴隶主和有钱人更喜爱的饮料，他们欣然愿意用一个年轻奴隶去交换一瓮葡萄酒，然后不像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兑水饮用，而是直接豪饮纯葡萄酒，直至酩酊大醉。按照考古学家马蒂厄·普（Mattieu Poux）的推测，高卢人之所以忌讳往葡萄酒里掺兑其他东西，大概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酒的红色与神秘又神圣的血液相似。

如果暂且撇开葡萄的种植何时引入高卢这一问题，单就高卢人接触到葡萄酒的历史而论，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六百年前。在葡萄酒输入之前，独立高卢时期（罗马征服之前）高卢人的主要饮料是啤酒和蜂蜜水（Fanette Laubenheimer，Boire en Gaule）。根据参与过马赛古迹发掘的迈克尔·迪特勒在《高卢人的葡萄酒艺术》（Michael Dietler，Lart du vinchez les Gaulois）一文中的考证，公元前七世纪末，居住在意大利中西部的伊特鲁里亚商人经海路最早将葡萄酒传入高卢，此后的数百年里（前六世纪至前二世纪），由于高卢本土尚未掌握葡萄的种植技术以及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当地贵族饮用的葡萄酒，主要经海路来自地中海周边的地区：希腊及其殖民地、伊特鲁里亚及意大利南部、地中海西南部的迦太基等地。

在发展海上贸易的过程中，地中海南部以迦太基为中心的腓尼基人，首先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希腊人也开始加入开拓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竞争。至公元前七世纪，沿地中海北部海岸由西向东，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商业据点和殖民地，其中位于小亚细亚最西端的一座港口城市叫作福赛（Phocee，今土耳其Foqa）。

公元一世纪，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在其名著《腓利史》（Histoire philippique）中，详细地讲述了马萨利亚建城的过程。公元三世纪的另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Junianus Justinus）根据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利史》，撰写了《（腓利史）概要》，这也是如今被引用得最多的关于马萨利亚建城的历史记载。

查士丁告诉我们：“塔克文时代（注：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罗马王政时代第五位国王，前六一六至前五七九在位），来自亚洲的一批年轻的福赛人，……乘船航行至高卢最远端的海湾，并在那里建立了马萨利亚。”这批福赛的希腊水手和商人，乘船沿地中海北部一路向西，绕过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抵达了高卢南部地中海沿岸一个叫拉锡东（Lacydon）的海湾。他们在此定居下来，并建起了一座名叫马萨利亚（Massalia）的城市，也就是今天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Marseille）的前身。从此马萨利亚便成为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商贸港，希腊及其殖民地的橄榄、橄榄油、无花果、葡萄酒，开始经由马赛输入高卢，并运至居住在较为内陆的高卢部落。在罗讷河谷的佩格遗址（le Pegue）等地，考古学家就发掘出大量来自希腊的酒瓮。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马赛的多次考古发掘，尤其是伴随着马赛的城市改造，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六年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来自希腊（包括希腊在地中海沿岸的殖民地）的陶制葡萄酒瓮，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前四世纪。除马赛外，考古学家在更广泛的法国南部沿海地区，也发掘出了数以千计的希腊式葡萄酒瓮的残片。这表明高卢人（至少是濒临地中海的南部高卢人）在那个时期已经大量饮用舶来的葡萄酒，同时也表明当时高卢本地尚不生产葡萄酒。

至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帝国在高卢南部的影响日益增强。对马赛港区域的考古发掘证明，来自意大利的葡萄酒瓮已经逐渐取代了来自希腊的葡萄酒瓮。同样，对法国南部高卢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罗马式酒瓮，时间大致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前一世纪。

此外，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沿海的海底沉船里，考古学家还找到了数量众多的酒瓮，其中二十余艘沉船属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三世纪，还有五十多艘属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前一世纪。根据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EHESS）研究人员安德烈·切爾尼亚（Andre Tchernia）的统计，公元前一三0至前二十年，总计有五千五百万至六千万个罗马酒瓮运入高卢。

来自小亚细亚城市福赛的希腊人建立的马萨利亚港口，成为高卢南部与地中海各地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随着马赛港口贸易的繁荣以及周边农业殖民地的扩展，不仅希腊和罗马的葡萄酒源源不断输入，而且葡萄的种植技术、不同的葡萄品种，都先后经由福赛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手引入高卢，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葡萄的种植仅限于地中海的沿岸地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洛朗·布比（Laurent Bouby）及其团队在马赛与罗讷河出海口之间的圣一让一德一加尔吉耶（saint-Jean-de-Garguier）发现的一处遗址，就是独立高卢时期沿海最早的一片葡萄园。

由马赛海岸向西一百多公里，在另一座城市蒙彼利埃与海滩之间有一座小城拉特（Lattes），其周边便是高卢古城拉提卡（Lattica）的遗址。二0一三年，蒙彼利埃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拉提卡遗址发现了公元前四二五年的一个石制葡萄榨汁器的底座，这是迄今發现的高卢时代用于酿造葡萄酒的最早工具，在其旁边则发现了几个用于让葡萄汁发酵的酒瓮，底部留有伊特鲁里亚葡萄酒的残存物质。拉特遗址酿造葡萄酒用的榨汁器表明，公元前四二五年这里已经有了葡萄酒酿造活动;而保存在酒瓮中的葡萄酒残余则表明其来源是伊特鲁利亚的葡萄品种。

恺撒征服高卢时期出生的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在其著作《地理志》（Georgraphie）的第五卷一开始，介绍了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山外高卢（la Gaule transalpine，古代罗马人对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地区的称呼）的地理与物产，我们注意到当时高卢的葡萄种植尚局限于南部地区。在对四大行省进行描述的引言里，斯特拉波观察到“纳尔榜省到处生产与意大利相同的作物，如果我们往北行，到达塞文山区（les Cevennes，法国中央高原的东南端，毗邻南部的纳尔榜行省），橄榄和无花果就消失了，其他种植的东西还是差不多。如果再往北，葡萄就不太容易成熟。相反，整个凯尔特地区生产小麦、小米和橡栗”。

葡萄在高卢的种植和普及可谓一波三折。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由希腊人引入的葡萄种植在高卢沿海地区发展了近两个世纪，随后逐渐衰落，因为罗马的势力已经扩展到高卢南部，而按照罗马法律，唯有罗马公民才有权利在高卢种植葡萄。

公元前一一八年，罗马将其位于高卢东南部的殖民地正式确立为纳尔榜行省（la Narbonnaise），该地区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便迅速发展起来。到公元前一世纪末，纳尔榜行省出产的葡萄酒不仅能够满足本土需求，而且已经开始与进口的意大利葡萄酒竞争。为了保证意大利葡萄酒的贸易优势，公元九十二年，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en，公元八一至九六在位）下令禁止高卢的非罗马公民种植葡萄。一百八十多年后，直到公元二七六年，为了怀柔高卢人以应对日耳曼蛮族的威胁，罗马皇帝普罗布斯（Probus，二七六至二八二在位）才颁诏正式终止该禁令。此后，葡萄的种植真正在高卢全境推广开来。阿基坦、波尔多、朗格多克、罗讷河谷的葡萄种植园随处可见，葡萄的种植甚至向北延伸到了高卢中部的布尔戈涅（勃艮第）以及北部的巴黎和东北部的摩泽尔（Moselle）地区。

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在公元一世纪晚期所著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约公元七七）一书中，对罗马化带给纳尔榜省乃至整个高卢的农业生产活力大加赞赏：“在土地耕种方面，在居民的精神风貌上，纳尔榜地区由于出产丰富而不输给其他任何省份。”它的主要农业生产包括：果树和蔬菜种植、饲养业，特别是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尽管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图密善时期有种植葡萄的禁令，但葡萄种植仍随处扩展，甚至超越了纳尔榜地区，在勃艮第、摩泽尔、波尔多等地区发展起来。在纳尔榜省本地，有一个葡萄品种（阿尔巴的埃尔维安人最早培育出来）避免了葡萄花果早落的危险，普林尼说这一品种被到处引种。代表葡萄产区的葡萄酒品种如“阿罗布洛吉克酒”（lallobrogique。名称来源于高卢纳尔榜地区的一支民族Allobroges），尤其是维埃纳的“松香酒”（le picatum de Vienne），深受罗马美食家的青睐。

高卢的葡萄酒贸易在罗马化时期日益兴盛。波尔多的葡萄酒经海路运往不列颠，法国西南部的葡萄酒庄从此与不列颠客户建立起长达近两千年的贸易关系，迄今而不衰。面向高卢腹地客户的葡萄酒贸易，则更多是利用河道水路。纳尔榜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勃艮第葡萄酒广泛深入普及到高卢全境，被罗马人征服后的高卢人，渐渐失去了独立高卢时期对啤酒的爱好，转而普遍以葡萄酒作为日常饮料。

在葡萄酒的酿造和保存工艺上，罗马化的高卢人，亦即罗马一高卢人（les Gallo-Romains）的最大贡献，是利用其发明的橡木桶对葡萄酒进行陈酿。在此之前，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们是用陶罐和陶瓮来存放葡萄酒的。这些器皿既笨重又易碎，可盛放的内容也较少，尤其无法通过木桶的陈酿来改善葡萄酒的品质。高卢人发明的橡木桶，不仅轻便结实，方便保存和运输，最重要的是，通过橡木桶的陈酿，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葡萄酒的品质。

今天在法国阿维尼翁的卡尔维博物馆，保存着一个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表现葡萄酒桶的浮雕，于十九世纪在蔚蓝海岸附近的卡布里埃尔一岱格（Cabrieres-d'Aigues）发掘出土。该浮雕是为了赞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二七至公元一四在位）一位高卢葡萄酒批发商的巨大成功而雕刻制作的。浮雕表现的是一艘行驶在普罗旺斯杜朗斯河（laDurance）上的小船，由两个奴隶在岸上拉纤，船中央的货舱中，赫然就是两个带有箍桶圈的巨大酒桶。

另外有必要一提的是，罗马化时期葡萄酒在高卢的普及，与基督教的传播有着密切联系。根据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Fraudel）的研究，最早的基督教团体大约于公元一七0年已在马赛、里昂、奥坦等几个城市出现。但是，即使在一七七年发生里昂殉教事件时，它们还只是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大部分信徒不是希腊人就是讲希腊语的东方人。确立宗教信仰绝对自由的米兰敕令（三一三）颁布后，基督教的地位在高卢逐渐确立，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在中世纪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因为在领圣体的礼拜仪式（liturgie de la communion）上，面包和葡萄酒，已经具有了基督教的特殊含义。

前面我已提到，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喝葡萄酒时常常要掺兑水或草叶香料，而独立时期的高卢人忌讳往葡萄酒里掺兑其他东西。基督教确立以后，高卢的教士和信众更加执著于喝纯葡萄酒，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红酒饮用方式，就是在五世纪后的中世纪时期正式定型的。此外，高卢各地的教堂和修道院都拥有众多的葡萄种植园（不过最为人熟知的波尔多是唯一末受基督教会影响的地区），修道院的僧侣们则以生产“弥撒葡萄酒”（vin de messe）的名义，管理着为数众多的葡萄园。事实上，葡萄酒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便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将葡萄的种植，推广到了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