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西处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地理环境和气候独特，族群构成复杂，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文化特征，对于古代对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前稻作农业在广西二次创新，形成了发达的大石铲文化。瓯骆民族创造了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开创了南海丝绸之路，秦汉之后进一步发展。宋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内容发生转变，贸易货物由丝绸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陶瓷为主。

【关键词】大石铲文化;骆越;南海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

【作 者】陈洪波，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广西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094-008

对外交往是一个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可促进本地社会全面发展。广西地处华南边陲，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广西地区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些重要特征，这在史前至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发展过程中皆有体现。本文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文献记载，对古代广西与东南亚以及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特点略加分析和阐述。

一、广西的自然与人文特点

地处华南西部的广西地区，在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社会文化、族群构成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自然地理特点

在地理划分上，两广地区处于东亚与东南亚的交界地带，特别是广西，在陆地上直接与中南半岛接壤，既有陆路通道，又有海岸线，是南海丝绸之路兴起前后华南与东南亚交往最重要的交通线。华南与长江流域中间有南岭阻隔，广西北部为越城岭、都庞岭和萌渚岭，交通不便，湘桂走廊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广西又处在中国东西部的交界地带。中国地形分为三级阶梯，广西正处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階梯的过渡地带，也就是云贵高原和东南丘陵的相接地带。这里正位于地理学上“胡焕庸线”的东缘。[1]“胡焕庸线”是中国东西部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表现出中国东西部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差异，与考古学家童恩正所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2]362-393异曲同工。珠江的主要支流是西江，广西处于珠江中上游，西江水系的主体部分在广西，支流蜿蜒，贯通东西南北，在航运和水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气候环境特点

不同的气候环境生长不同的植被，这与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黄河中下游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也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和发展区;长江中下游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也是古代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区;华南则以过渡性热带林区为主，可能是块茎类作物的起源地。[3]150华南与长江流域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特征总体类似，适于水稻等作物生长，故而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至今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稻作农业区。但华南的气候与长江中下游又有显著区别，最主要的是，长江中下游属于夏热冬冷地区，华南大部属于夏热冬暖地区。这对水稻的起源和传播造成了重大影响。可能正是由于冬夏温差较大，为了弥补冬季食物的短缺，长江流域驯化了水稻，而四季常绿的华南则没有这个压力或者说动力。[4]176广西亦称粤西，气候环境和广东大致相当，惟西部靠近云贵高原，大陆性特征更强一些。

（三）文化特点

广西地区以湘桂走廊等通道为媒介，接受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影响，这对于广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前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等皆由此传入岭南，广西地区继之成为文化中转站，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经由广西继续传入中南半岛，改变了东南亚的社会面貌。广西以红水河为界，南北文化有较大差别。南部地区早期以骆越文化为主，带有强烈的海洋文化特质，也包涵了一定的大陆性文化成分。骆越属于百越的一支，而百越本身属于海洋民族，所以骆越文化本质上属于海洋文化。

（四）族群特点

古籍上对于百越各族名称多有记载，如《逸周书》中的越沤、瓯邓、桂国、损子、九菌、东越、欧人、于越、姑妹、瓯皑、且瓯、区吴、区余、扬蛮等，《路史》中的越棠、骆越、瓯越、瓯隑、瓯人、目瓯、洪人、目深、摧扶、禽人、苍梧、扬越、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比带、仆句、区吴等。这些族群分布甚广，杂处于东南亚沿海各地。其中分布在今天两广地区者为数不少，徐松石等学者也对这些古代族群的发展演变做过梳理。[5]114-182这些族群实际上都是史前时期众多部落的后裔，到青铜时代数量逐渐减少，但构成成分仍然十分复杂，汉籍文献的记载实在太简略了。广西与东南亚的很多族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东南不少人群是从华南一带迁徙过去的，在语言、文化上都有相似性，范宏贵[6]65-82、覃圣敏[7]29-66、周建新[8]1-43等学者对此均有精彩的论述。

二、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特征

以上自然与人文特点决定了广西所在区域对外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特征之一：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

对于以广西为轴心、从北向南的文化传播路线，学术界做过大量探讨。这条交通线路主要是沿着长江支流，翻越南岭，或经灵渠进入漓江等西江支流，到达桂南地区之后，东线通过北流河—桂门关—南流江到达合浦等港口，西线通过左江，穿过中越之间的丛林山地，进入越南红河三角洲。这条贯通南北的路线，经由广西，将中原文化传播到东南亚。[9]10-18

东西方向的线路主要是西江水系水运交通线，今天也名之为“西江黄金水道”。从云贵高原顺流而下，穿过岭南，连接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珠江三角洲，由此滇文化、巴蜀文化和瓯骆文化得以沟通。

广西正处在以上南北交通线和东西交通线的十字路口，是多元文化传播、交流、碰撞、融合的交汇之地，这给广西历史文化内容带来了多样性。

特征之二：海洋文化占主导。

广西古称骆越之地，文化的底层是骆越文化。骆越系百越的一支，发源于越国，本系海洋民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这个七八千里并非直线，而是沿着东南和华南沿海迤逦而下，从浙江、福建直到广西和越南北部。越族的海洋习性，可能对迁徙路线的选择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两广地区还有个西瓯，在历史上与骆越并称，但《汉书·两粤传》颜师古注曾说：“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于东瓯也。”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族群也是越国人后裔。二十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认为，越南民族起源于中国浙江北部的古越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学者鄂卢梭在《安南民族之起源》一文中继续指出：“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部落，最古的名称，在周时名骆越，在秦时名西瓯，一名西瓯骆。可以说，他们代表公元三世纪安南封建部落的全部，分布在广西的南部到越南的广南。”[10]125他们的核心观点是：认为越国被吴国灭亡以后，王室贵族一路沿海南逃，进入了华南西部和中南半岛。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也认可这种说法。[11]132-136

凌纯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有一个基本的划分，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两种成分，即大陆性文化和海洋性文化，一种是华夏大陆性文化，贵“金玉、车马、衣冠”，南岛海洋文化贵“珠贝、舟楫、文身”。[12]3骆越民族十分符合凌纯声所定义南岛海洋文化的特点，装饰品使用珠贝，交通工具使用舟楫，有纹身习俗，这说明了该族群具有很强的海洋性特征，与华夏大陆性文化有很大区别。

正是因为骆越（包括西瓯）民族是海洋族群，通晓航海技术，故而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最早的开创者。传统上大家多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将南海丝路的开通归功于汉武帝。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形成远在汉武帝之前，南越国的高等级墓葬出土大量外来物品，证明秦汉帝国前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很繁荣。在此之前的青铜时代，西瓯骆越人已在海上自由往来，亦有文献记载。甚至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华南的农人们正是经由海路移民到东南亚[13]128-133，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声。从规模和作用来讲，南海丝路的真正形成期是在岭南的青铜文化时期，开创者是百越民族，确切地说是西瓯骆越族群。

著名壮族学者梁庭望先生根据文献学和民族学资料提出，骆越方国有一个蛟龙部，负责管理南海，向周朝进贡海上方物，如玳瑁之类，体现了中原王朝对于南海的管辖权。[14]141这至少说明在周代的时候，南海民族已经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殷墟中出土占卜用的龟甲，以及当作货币使用的海贝，皆来自南海，说明更早的商代已经如此。

特征之三：对珠江下游的经济依附。

大河中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存在经济依附关系是一个普遍现象，黄河、长江、珠江各流域皆是如此，世界上其它地区也大多如此。这是因为下游往往比中上游地区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尤其是适于耕种的冲积平原，下游往往优于中游和上游。在农业经济高度发达之后，经济形式从完全的自给自足向商品经济转型，海洋贸易兴起，海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加剧了资源的不平衡，中上游对下游的经济依附越来越严重。

两广关系的变化，汉代南海丝路的开通是一个分水岭。两汉之前，特别是唐宋之前，海洋贸易尚未大规模崛起，稻作农业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稻作发达的交趾郡是岭南最发达的地区，是汉族政权的统治中心。[15]22-24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和发展，对海洋更加倚重，经济中心逐渐东移，依附趋势越发不可逆转。珠江干流成为向东部港口配送货物的主要运输线，广西沿江河一带兴起大量配套产业，最典型的就是陶瓷窑场，这一点在宋明时期最为突出。

三、广西对外交流进程及典型表现

根据文物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古代广西对外交流特别是与东南亚的交流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过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新石器时代的稻作文化、青铜时代的骆越文化、铁器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商品经济繁荣时期的海上陶瓷之路。每个阶段都有一些标志性典型表现。下面对这些阶段性发展及典型表现做简要叙述。

（一）史前晚期稻作文化南传及大石铲文化

稻作农业是华南和东南亚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历史上华南与东南亚社会面貌的每一个方面都打上了稻作文化的烙印。覃乃昌先生将壮族文化称之为“那文化”，“那”是壮语中“稻田”的意思，就是说壮族文化本质上是稻作农业文化。华南和东南亚壮侗语民族生活的区域形成了一个“那”文化圈，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16]

但是华南与东南亚的稻作文化并非天然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不少学者持稻作农业“华南起源说”，认为水稻是华南本土起源的。覃乃昌先生直接将大石铲文化的集中分布区，也就是桂南左右江交汇地带的隆安、扶绥一带，认定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这里今天还存在野生稻。游汝杰、覃乃昌先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证据，其中以历史语言学的论证最为有力。他们提出，壮侗语中有多个词汇与稻有关，如秏、膏、糇等，根据语音演化规律，最早出现的应该是“膏（kau）”，“膏”的出现，至少在距今7400多年以前，已经到了岭南新石器时代中期。[17][18]32-33

现代科学也为稻作农业的“广西起源说”提供了证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水稻基因组测序发现，水稻的驯化是从中国南方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开始的，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形成了粳稻。分布在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表明，桂南周边地区左右江一带很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这项研究结果在2012年10月4日以“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为题，全文在线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引起巨大反响。[19]

但事实上，稻作起源于华南甚至广西左右江交汇地带并不是考古界的主流观点。广西至今没有早期稻作的考古发现，据说在顶蛳山文化第四期（距今6000年）发现了稻属植硅石，但到底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并没有定论。[20]资源晓锦有明确的水稻遗存[21]，但这里属于长江流域，而且年代能否早到距今6500年也有疑问，大概率并没有这么早[22]。广西地区史前时期广泛存在野生稻是毫无疑问的，在隆安县娅怀洞遗址距今一万多年的地层中都有发现，但目前从未发现过驯化稻遗存，覃乃昌先生说这是因为红壤环境不易保存所致，或者考古发现时机未到，但这些理由毕竟说服力不强。[18]61-62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23]、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24]等都号称发现了万年前的水稻，而且有驯化痕迹，但学术界的反应比较谨慎。当地万年左右可能确实存在水稻的“低水平食物生產（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25]，但后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于稻作农业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的稻作农业来自于长江流域。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目前是考古界的主流观点，这里多处遗址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而且年代很早，如中游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26]，下游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27]等，不仅有水稻，而且有些有稻田，个别年代甚至早到距今万年左右。

华南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在距今5500年左右从长江中游传播而来的，可能存在三条路径，晓锦所在的桂北是路径之一。关于传播的动力，考古界多支持“人口压力说”，就是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人口剧增，超过土地载能，迫于生计，部分人群开始向外迁徙。[28]89新石器农业人群翻越南岭，向华南进发，即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至于为什么长江流域的农业在起源之后过了四五千年才向岭南出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农业技术需要逐步发展，人口增長到达环境承载临界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江流域和华南的气候存在重要区别。两地虽然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但是长江流域和华南纬度不同，光照和四季气温分布差别较大，南岭的阻挡又扩大了气候的差异性，适应长江流域的水稻品种到了华南，需要变异，培育出适应新气候环境的品种才能生长。贾雷德·戴蒙德提出，古代农作物同纬度的横向传播往往较快，而不同纬度的纵向传播往往历时较久，就是这个原因。[29]170-187

稻作农业在距今5500年传入岭南之后，迅速南传，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华南南部和中南半岛，直达最南端的马来半岛。这个传播速度远远超过稻作自长江流域翻越南岭的速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稻作农业本身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农业技术快速提高，人口增加迅速;其次，岭南多丘陵，可耕地少于长江流域，而且面临土著狩猎采集人群的竞争，迁徙的压力增加;第三，岭南南部和东南亚的气候差异更小一些，虽然纬度差别大，但都在东亚夏季季风的覆盖之下，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环境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而在气候较为一致的区域内，对水稻品种变异程度的要求相对较低，农作物的传播没有太多障碍。多个因素叠加，使得稻作人群向南推进的速度很快，改变了当地原来的狩猎采集捕捞经济形态。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向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广西所在区域是最重要的一个中间地带，产生了发达的大石铲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的代表，在早期农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笔。大石铲文化的年代在距今5000—4000年，分布范围包括两广、海南、越南北部，以广西南部最为密集，左右江汇合成为邕江的三角地带是核心区域。典型器物是精美的大石铲，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关于大石铲的功能，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宗教礼器，用于农业祭祀，也有些出土于墓葬，当是随葬品，可能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大石铲可能有生殖崇拜的含义。[30]大石铲文化是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二次创新的结果，是广西作为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孕育出的华南稻作农业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大石铲文化之后，稻作人群继续南迁，在红河三角洲孕育了冯原文化和东山文化，并直达中南半岛的最南端，留下了类似中国龙山文化的印记。如泰国半岛班考文化的空三足器，张光直等学者认为可能与龙山文化之间具有某种联系。[31]

（二）骆越文化与铜鼓文化圈

前文在讨论骆越文化海洋性的时候已经说明，骆越是百越的一支，族源是浙江、福建的越国人，他们利用了自己的海洋知识，沿着东南、华南沿海一路南迁。这个迁徙有可能是持续不断的，吴灭越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越国贵族逃到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成为安南人的祖先。越国贵族能够知晓逃避此处并且安稳立足，显然有之前文化交流打下的基础。岭南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兵器的铸造异常发达，吴越播迁而来的相关知识甚至匠人群体应当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前有学者曾经探讨过东山文化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确实存在文化交流，越国的青铜文化影响到了东山文化。[32]35-65

广西境内的骆越人向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迁徙有比较明确的考古线索。当前所见骆越人高级别的大型遗存有三处，分别是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墓群、左江流域崖壁画和越南河内古螺城遗址。它们的年代也是自北而南先后相继，有人认为这可能代表了骆越国在三个不同时期的都城。[33]8-17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大明山下武鸣县马头一带，可能是骆越国早期中心，典型遗存不仅仅是元龙坡墓群，可能还有周边的岩洞葬，而且岩洞葬的等级更高一些。[34]169之后，骆越人沿左江继续南迁，在宁明等地留下了花山岩画等遗迹。可能出于持续南迁的路径依赖，而且在后期受到来自北方秦汉帝国的军事压力，他们继续向红河三角洲进发，建立了古螺城，被称为瓯骆国最后的都城。这些人在红河三角洲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山青铜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到岭南地区。越南东山文化铜桶、铜鼓等青铜器，十分精美。广西所见硕型铜鼓、提筒等都有东山文化的影子。

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意义非凡，在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越铜鼎在华夏文化中的地位。铜鼓的分布非常广泛，遍布华南、西南、东南亚各地，最核心的区域在云南、广西、贵州、越南、老挝等地。当前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云南是铜鼓发源地，然后传播到越南和广西。越南的学者则认为东山文化是铜鼓的源头，中国的铜鼓是受到越南的影响。[35]20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依据。但铜鼓的起源和传播显然并非一个单一和单向的过程，恰如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虽然原始技术来自于外部，然而经过了二次创新之后已然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铜鼓在如此广大而且文化面貌高度复杂的区域广泛存在，二次创新甚至多次创新的情况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当属西江流域三类大型铜鼓的出现。

铜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多位学者对“铜鼓文化圈”有所论述，如万辅彬[36]、彭长林[37]、赵丛苍[38]等。这个文化圈有一个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过程，彭长林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37]文化圈的形成既有知识和信仰传播的原因，但更多时候还是人群迁徙的结果。华南与东南亚的海陆交通体系自史前以来就是人群迁徙的便捷通道，在青铜时代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三）南海丝路的形成和发展

南海交通线的形成是骆越民族海洋性的体现，他们是海上丝路真正的开创者，对此前文已经有所论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历史十分悠久，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赵明龙等学者对此做过一个很好的总结，认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主要过程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1.先民西周探索;2.民道建于战国;3.官道成于秦汉;4.隋唐东移广州;5.宋元北移泉州;6.明清拓展欧美。[39]74

据王充《论衡》以及《明史·占城传》记载，周代时越裳到中原朝贡，献白雉，东汉仍然如此。越裳地望有争议，但应该在中南半岛南部一带。考虑到商代龟甲和海贝的发现，可能商周时期南海交通已经常态化。到战国时期，航线进一步延伸到印度，最晚在公元前四世纪，已经开通了到达东南亚和南亚的远洋航线。

西漢武帝时期，皇帝本人亲自指挥近侍臣属介入南海贸易活动，后世称之为南海丝绸之路“官道”正式开通。但实际上这并非汉帝国的政府行为，而主要是汉武帝的个人行为。

《汉书·地理志》对此有一段记载，已成为对于汉代南海丝绸之路的经典叙述：

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话记录了西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航线、港口、货物、人物等各方面信息，是珍贵的史料。这一时期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等，输入品是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类。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进一步发展，丝织品是该时期的主要输出商品，自商周开始发展起来的海上商路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集中在北部湾沿岸，包括徐闻、合浦、番禺、比景等。南流江口的合浦，处在以灵渠为支点的南北交通线的末端，又是郡治所在，高度繁荣，一时成为北部湾地区的贸易中心。合浦今天留下了庞大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著名的绿釉波斯陶壶就是出土在合浦寮尾东汉胡人墓中，习近平主席视察合浦汉文化博物馆时曾经观摩。

三国之后，合浦港衰落，南海丝绸之路的枢纽东移广州。三国两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很快，船只不必再贴北部湾海岸航行，而可以由广州穿越海南岛海面经西沙群岛直航东南亚。交州的治所从广信（广东封开）迁到番禺，番禺成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唐代重视海外贸易，促使“广州通海夷道”成为唐朝七条国际海陆通道中最负盛名的商道。合浦的衰落除了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南流江港口的逐渐淤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40]2000多年过去，今天西门江入海口（也就是汉代南流江的入海口）距离合浦城已有10公里左右，可见河口淤积成陆的速度。

（四）海上丝绸之路向陶瓷之路的转型

唐宋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陶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含铜钱）四大宗，往国内运输的主要是香料、宝石、象牙、犀牛角、玻璃器、金银器（包括白银）、珍禽异兽等。

特别是宋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内容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从以丝绸为主转变为以陶瓷为主。北宋以后，广州、泉州、北部湾沿岸港口，皆主要以陶瓷为出口商品大宗。如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广州陶瓷贸易：“船舶深阔多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瓷，大小相套，无少隙也。”表明当时的贸易品多为陶瓷器。

这种转变是由海外国家的需求变化造成的。北宋时候，东南亚已经能够生产丝绸和布匹，对于中国的丝绸需求自然减少。《宋史》卷四八八记载，占城三佛齐出产吉贝花布、丝绞布、白毷布、锦布。《明史》“外国传五”记载婆罗国（文莱）的进贡物品有白焦布、花焦布，麻叶瓮国进贡木棉、花布等，暹罗贡物有西洋诸布。洪武九年（1376），刑部侍郎李浩出使琉球，回国后，“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赉多用诸物”。占城国“市交易以金，间或用银。极宝爱中国青磁暨段匹绫绢，见则以金易之”。爪哇“最重中国花磁暨麝花绢绮罗”。这些记载说明，宋明时期对东南亚的贸易，瓷器已经超过丝绸成为最重要的商品。但中国丝绸因为质量上乘，在出口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因为对外贸易的需要，从宋代开始，广西兴建了大量瓷窑，供应广州和北部湾沿海商港出口。广西宋代瓷窑产品主要是外销瓷，北流岭峒窑、永福窑田岭等遗址堪为代表。这些窑址多在江边，利于运输，顺水而下到广州等地装船出海。冯先铭[41]、郑超雄[42]、韦仁义[43]等专家都认为广西宋代瓷器发达是对外贸易需求的结果。至今宋代广西瓷窑发掘40多处。按照专家估算，这些窑每年可生产瓷器3亿件以上。本地不可能全部消费，应该主要用于出口。[44]71

广西本地生产的大量陶瓷器，除了通过西江水系送往广州港，有不少是通过北流河，陆路过桂门关，然后入南流江，到达北部湾沿海港口，再输往东南亚、南亚和西方。宋、明时期海洋贸易发达，北部湾沿海港口也很繁忙。《明史》“食货志五”记载，明代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广州市舶司是对应东南亚一带的进出口贸易，因为贸易频繁，广州市舶提举司无法应付，永乐三年（1405）“寻设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位于今天越南广宁省海防市云屯县，明代属广西，主要责任是“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可见这时广西沿海在海上贸易路线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39] 赵明龙，等.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

[40] 陈洪波.浅析三国之后合浦港衰落的原因[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41] 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收获[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1）.

[42] 郑超雄.广西宋代瓷窑初探[J].学术论坛，1981（2）.

[43] 韦仁义.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及其兴衰[J].景德镇陶瓷，1984（26）.

[44] 吴小凤.宋明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

AN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FOREIGN EXCHANGE IN GUANGXI BASED ON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Chen Hongbo

Abstract：Guangxi is located at the crossroads where cultures from everywhere integrate and interchange.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as well as complex ethnic groups，have formed a serie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which have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ncient foreign exchanges. Prehistoric rice agriculture in Guangxi had been innovated again，formed a developed Big Stone Shovel Culture（大石铲文化）. The Ouluo（瓯骆）had created the bronze culture represented by bronze drums and initiated the Silk Road in the South China Sea，which was further developed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the conte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hanged，and the trade good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ilk to ceramics.

Key Words：Big Stone Shovel Culture;the Luoyue（駱越）;the Silk Road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maritime ceramics road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