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易安

如果把学生学习目标的达成和学习成果的收获，比喻成从桃树上摘“桃子”，那么，不少教师往往把“桃子”挂在高高的树尖，“高”点的孩子（优生）能采摘得盆满钵盈，“矮”点的孩子（差生）却只能望树兴叹。从教学管理的意义上说，教师设置的“桃子”应该布满桃树，高高低低都有;换言之，就是应设置不同的学习要求，让每个孩子跳一跳都采摘到“桃子”，而且要让“矮”的学生先跳先摘。

就说我四年级的学生王俊吧。他活泼好动，上课没个安分的时候，待我转身过去时，他一会儿猴子一样抓耳挠腮，一会儿拨弄笔袋，一会儿扯扯前排女孩的头发，一会儿吐出舌头扮鬼脸，周围的同学被他逗得捂着嘴直笑。在课堂上，他没少挨批评。每天的作业，常常是“拖欠大户”，特别是家庭作业，或“放在家里忘带”，或“肚子疼没做”，或“被弟弟给撕了”。每次语文单元测试，他的分数都很少能越过最低控制线（20分）。

前段时间，学校开展贫困资助登记工作。一日中午，我正在寝室休息，传来“笃笃笃”的敲门声，然后从虚掩的门缝中探进一个小脑袋，正是王俊。

一见到我，他向后面招招手：“爷爷，老师在寝室。”只见王俊后面跟着一个伛偻着腰的头发花白的老人。

爷爷一见我，不住地道谢：“谢谢老师对我家王俊关心，谢谢！”没等我开口，他伸出一双黝黑龟裂的手，急切地从裤袋里掏出一个褪色的红本本递给我：“听说学校要登记，这是我家的贫困证。”

我接过贫困证，看见只有两位老人及王俊的姓名，我不禁纳闷地问王俊：“王俊，爸爸妈妈呢？”

王俊没有了以往的神气样儿，低下了头。只见爷爷长叹了一声：“老师，这娃儿命苦，爸爸前年在外打工砌房子摔死了……妈妈前年也走了，现在没有消息。”

我内心深处升起一种莫名的酸楚，决心关心并改变王俊。

月末周四的晨读课，我照例举行单元生字听写“月过关”（要求大部分孩子的生字听写必须过关）。这次听写共有29个生字，王俊听写对了8个。也许是与他的经历有关，较难写对的“凄”字也准确无误。我翻阅了他前几次的听写（以前写对的字一般都在5个以下），比以前有进步了。

中午午休时，我特意叫来王俊，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他似乎对这样的亲密行为很不习惯，但也没有躲开，只是疑惑地望着我。我微笑着对他说：“你今天的听写进步很大！这么难写的‘凄字都写对了，真不错！”他没有听过这样的夸奖，微微点点头。我弯下腰，接着说：“老师想和你做个约定，可以吗？你要是下次单元听写能写对8个以上，送你一副乒乓球拍（我知道他爱打乒乓球），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

“好！”或许是觉得新奇，或许是不愿服输，王俊爽快地答应了。

有了这个约定，王俊改变了不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早晨的“空书生字”时段（每天的晨读，我让孩子们用五分钟时间闭眼空书记忆生字），他不再如坐针毡，而是学着其他同学的样子，像模像样地练习。

很快，下一单元的听写过关时间到了。那天晨读课，我走进教室，首先向王俊的座位望去。只见王俊早已拿出生字本放在课桌上，端正地坐在座位上等待听写开始。

我走近他的座位，拍拍他的肩，微笑着说：“别紧张，老师相信你！”

他略显羞涩地对我说：“老师，请念生字时慢点！”

“好！”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放慢速度，拉长语调念着生字。王俊不再像以前那样东张西望，他时而飞快地书写着，时而用橡皮擦拭着，时而皱眉做思考或回忆状……

当我念完最后一个生字，喊“上交”时，王俊面带微笑及时交上了他的听写本。

翻开他交来的听写本，写的字比以前工整了许多。批改下来，28个生字写对了12个，这对其他孩子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对于他，可是不小的进步。

我在全班正式表扬他，他不自觉地将头昂了起来。当我将购买的乒乓球拍奖励给他时，他挺起胸走上讲台，双手接过奖品。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12，14，16……在以后的每次单元听写中，我逐渐增加要求他写对的生字个数，他竟然每次都能达到。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约定不再局限于听写，逐步拓展到背诵默写、阅读写作……

一年后，王俊语文成绩达到合格水平。

学校和教师的管理需要目标，学生的学习也需要目标。没有目標的学习，没有终点和方向，就如同走路，只能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很难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目标必须有实际的作用和意义，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跳起来摘桃子”的理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如何为每个孩子设置高低不同的“桃子”，使得每个孩子都跳一跳能采摘到，是教育者需要探究的问题——不能太高，太高了孩子觉得遥不可及，就会干脆放弃;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不用努力就做到了，也达不到激发潜能的作用了。为每个学生设置跳一跳才能采摘到的“桃子”，既是教学管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对教师管理水平和教学艺术的挑战。◆（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敦好镇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