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宇 王玮 马宁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上国籍立法原则从国际公法转向国际私法，双重国籍乃至多重国籍运动员在世界足坛越来越普遍，这一变化目前已经深刻改变竞技体育层面世界足球运动的格局和发展态势。海外华人数量庞大，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还在不断增加，海外华裔足球运动员双重国籍合法化，对我国当前足球领域国家队层面和职业联赛层面双重困境进行破解具有三方面功效：其一，广纳贤良，为国争光;其二，消除垄断，推进联赛;其三，借鸡生蛋，提升青训。以足球运动员为试点推行双重国籍合法化，既存在可能性，也存在可行性。

关键词： 双重国籍; 合法化; 中国足球; 功效

中图分类号： D825.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4.022

当前，中国足球在国家队层面和职业联赛层面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队成绩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被球迷戏称为“屡败屡战”，而且就是这样一个低水平徘徊还出现了青黄不接，还出现了很多“忆往昔峥嵘岁月”的球迷，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另一方面职业联赛发展畸形，个别俱乐部通过垄断“优秀”球员谋求“暴利”，大部分俱乐部则陷入严重经营困境，经营足球俱乐部对投资人而言成了“情怀”或“民心”要求下的迫不得已，“突然死亡”的俱乐部更是屡屡见诸报端。如何化解这一双重困境对中国足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上国籍立法原则从国际公法转向国际私法，双重国籍乃至多重国籍运动员在世界足坛越来越普遍，很多国家通过吸纳双重国籍运动员实现了竞技体育和

群众体育的快速发展。齐达内和法国足球可称典型，两次问鼎世界杯的法国队当中都不乏双重国籍球员，在竞技体育层面他们为法国赢得了荣誉，在群众体育层面，他们唤起了法国成千上万年轻人加入到了足球运动当中，2019年卡塔尔亚洲杯夺冠为国际足坛双重国籍合法化趋势又做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注脚。

那么，海外华人双重国籍合法化能否给我國足球带来重大变化，能否破解中国足球在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层面的双重困境？笔者希望对此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广纳贤良，为国争光：双重国籍合法化对中国足球的第一重功效

习近平主席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李宁的诠释是：“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带动体育强国的龙头。”提升民族凝聚力是竞技体育在我国今天社会文化中的首要功用，竞技体育所具有的全民示范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精神作用。从容国团到郎平，从许海峰到聂卫平，从邓亚萍到姚明，竞技体育所涌现出的明星都一直被视为传递民族精神的使徒。1981年11月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后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6年8月中国女排在里约再夺奥运冠军，《人民日报》的评论是：“当全世界华人瞩目这场意义远超体育竞赛的巅峰对决，一份久违的感动像闪电击中亿万观众，一股雄奇的力量穿越重洋，叩响每个中国人的心扉。”

足球作为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之一，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成绩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1]但中国国家足球队，特别是中国男足的成绩长期停滞不前，这其中原因固然复杂，聘请世界名帅、长期集训等各类措施不断实施，每一任足协主席都不可谓不努力，但却效果不佳。双重国籍合法化为国家足球队成绩提升提供了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

首先，广大海外爱国华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祖国有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生活在国内炎黄子孙的心愿，也是海外华夏儿女共同的呼声。他们愿意而且自近代以来也一直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重要的力量。[2]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国父孙中山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三百年的华侨史不仅托起了家乡的建设，更眷写出了动人的爱国魂！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我们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建国后我国根据国际政治形势所做的国籍制度调整和个人在居住地事业生活便利的需要，很多海外华人脱离了中国国籍并加入了其他国家国籍，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祖国热爱的消失。“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出了千万海外华人的心声。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举行，看台上由海外华人组成的红色海洋所歌唱出的都是那一颗颗跳动的“中国心”。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对外投资和各类国际经济合作会越来越多，为了实现经营和生活便利，还会有很多中国人加入他国国籍，但我们清楚这种国籍的加入只是为了事业和生活的便利，并不代表他们背离祖国。

其次，海外华人当中有很多人进入了职业足球体系，完全具有代表中国国家足球队出场的实力。2019年中超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所准备归化的足球运动员如侯永永、李可、罗伯特·肖、布朗宁等人竞技水平均已达到乃至超过现役国家足球队运动员水平，而他们还只是能够为国出战海外华裔球员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按照当前我国《国籍法》，加入中国国籍必须放弃其原有国籍，更多海外华裔球员或其父母（青年球员的监护人）由于存在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对脱离现有国籍还心存顾虑，因此，目前还无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愿意为国出战，不愿为国争光，把他们拒之门外只能是中国足球队的损失。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广纳贤良，把所有愿意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的人团结在一起，把所有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胞团结起来，这既是双重国籍合法化对中国足球队成绩、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功效，也一定会成为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功效所在。

二、消除垄断，推进联赛：双重国籍合法化对中国足球的第二重功效

自由竞争是效率之源。职业联赛是依赖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推进中国足球的必然要求，是足球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是足球青训的引擎，也是国家队优异成绩的摇篮。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自由主义哲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具有正确性，相反其意识形态极端错误，其实际效果难以保证。市场与自由竞争并不一致，这是微观经济学普遍的共识，自发市场在空间有限时（不论生产要素有限还是销售市场有限）都会自发向垄断过度，这不仅是马克思与列宁的认识，也是马歇尔、凯恩斯、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和萨缪尔森等各门各派经济学家的共识。[3]向垄断趋近的市场会破坏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对自由竞争的背离会导致市场效率严重丧失，这早已被各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实践所证明，但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下仍然有部分人不明所以，盲目信赖所谓的“纯粹自由放任”和“市场万能论”，并以这种价值观思考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由于职业化、市场化时间较短，职业运动员、教练员和各类市场化青训机构均十分有限，在市场化初期很容易被大额资本操控从而发展为垄断市场。其操作模式与其他生产要素垄断市场完全一样，大额资本通过短时间内向生产要素支付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形成垄断，进而控制整个市场，从而攫取垄断收益。对于职业足球而言就是短时间通过大幅提高球员工资或所谓签字费垄断大部分优秀运动员，形成与其他球队巨大的实力差距，长期垄断冠军并享受冠军所带来的一切收益。这种垄断导致的市场效率丧失也与其他各类垄断市场一样：首先是联赛竞争性变差，通过联赛竞争提升运动员水平的目标难以实现;其次是各职业俱乐部为实现短期内的生存开始针对国内球员恶性竞争，不断加大外援投入和不断缩减青训投入，财务负担的不断加剧已经超过了很多俱乐部市场所提供的收入极限，经营越来越难以为继。在这种垄断市场下中国职业足球市场形成了一种畸形状态：长期被垄断的联赛冠军，不断曝出的天价外援，国内球员转会费和薪酬屡创新高，中小俱乐部接连解散，国家队选材面越来越窄甚至青黄不接。

针对这样的垄断市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两种破解办法：一是基于行政手段的垄断清除，如足球职业联赛中的工资帽制度、转会费限额、转会人数限制、选秀制度等;二是基于市场的外在扩张，通过市场扩张破坏垄断形成的条件。双重国籍合法化所走的是第二條道路。对于生产要素市场，市场扩张所带来的生产要素供给不断增多会使得垄断者无法知晓谋求垄断所需要的成本，垄断者所观测到的生产要素供给曲线不再向右下倾斜而变成了水平线，垄断目标难以达成。双重国籍合法化首先可以迅速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提供大量的优秀球员，这些优秀球员的数量足以破坏个别俱乐部谋求垄断的意图，让依靠抬高球员身价谋求垄断变得徒劳无功。我国有大量海外华侨，其中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侨民不在少数，他们当中进入职业足球领域的人数相比国内职业足球优秀球员人数可能更多，目前北京国安的侯永永、上海申花的恩杜姆布、广州恒大的布朗宁等人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球员由于目前我国国籍制度限制还无法进入我国的足球职业联赛。扩大职业俱乐部的选材规模对于旨在借助人才稀少而谋求垄断的大额资本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双重国籍合法化更能在长期源源不断地为中国职业联赛提供优秀球员。职业球员的运动生命十分有限，对于垄断者而言长期谋求垄断就要求它必须不断地对未来的足球优秀人才形成垄断，一旦双重国籍合法化就会有更多的海外华人和国内父母通过海外青训途径将孩子培养为职业运动员，借鸡生蛋会使得未来优秀运动员规模进一步增加，垄断职业足球市场的行为将会越来越难。

三、借鸡生蛋，提升青训：双重国籍合法化对中国足球的第三重功效

将青训视为提升中国足球的基础早已是足球人的共识，但如何提升青训水平却莫衷一是。在理论上，有强调国外经验学习论，有强调训练技术提升论，还有强调体育文化培育论，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在实践上，从国家层面推行校园足球，从群众层面推广业余联赛，从俱乐部层面加强梯队建设，各类政策、号召、宣传和活动不可谓不多。但理论与实践的努力成效并不显著。足球人口基数小，职业联赛后继乏人，国家队青黄不接，种种情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近年来还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根本症结或者说根本出路似乎并未找到。

青训是一个系统，机械的解剖式分析尽管可以找到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但路径设计往往只重片面而忽略整体。对于个别足球教练员可以通过学习国外先进训练理念和训练技术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对于个别足球俱乐部可以通过学习国外俱乐部的梯队建设方法提升自身的青训水平，但对于一个国家的足球青训，依靠这样的财政个体高投入无异于赌博，显然无法实现整体水平提升。校园足球因此被广泛提及，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可以增加足球人口、降低足球人才的培养成本、实现文化教育与体育训练的辩证统一。[3]但校园足球毕竟属于大众教育和群众体育，通过异化校园足球而以之实现专业化青训并不可取。[4]青训水平的系统提升需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建立一套足以形成个人激励的社会制度，而不应当是依靠行政投入的制度替代。这套社会制度应包括：青训初始成本投入可承受，青训成长路径可信，成功收益对青训参与者具备吸引力。双重国籍合法化通过“借国外的鸡、生中国的蛋”可以具备这一功效。

（一）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降低青训初始成本

当前我国国内足球青训成本高昂一直饱受专家和社会诟病，但这种高成本并不是青训体系或青训从业人员所能控制，是市场机制下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生活环境陌生，聘请国外青训教练来到我国往往需要远高于其在本国的工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国外教练水平的甄别能力，聘请依据往往是国外教练知名度和过往显赫从业经历，在青训中这种无谓过渡配置不仅会大幅提升青训成本，还会由于这些人与基础青训的不匹配而降低青训质量;同时，青训市场充满光环效应（如退役足球明星办学和国外著名俱乐部办学）的寡头竞争格局也加剧了国内青训成本的提升。[5]

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解决。首先，双重国籍合法化将会为广大父母提供更多孩子的青训路径选择，通过将孩子送往国外乃至帮助其加入他国国籍，从个人来说可以有效避免国内青训市场供需不平衡和资源错配所造成的价格畸高和训练质量无法保证，从整体来说可以快速增加青训市场的高质量产品供给，帮助国内市场消除垄断因素，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得中国足球在青训环节有效利用国外成熟高效青训体系，从根本上提升我们的青训质量;其次，双重国籍合法化将会赋予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中国国籍，他们的子女显然可以便捷地进入欧美足球青训体系，享受与欧美国家青年同样成本低廉、训练高效的青训。

（二）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提升成长路径可信性

成长路径的不可信是当前我国足球无法吸引孩子进入青训体系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国教育文化中普遍认为踢足球会耽误文化课学习而最终让孩子变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于信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父母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家长认为对通过我国足球环境成长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路径不信任，认为这一路径具有很多不可预期性，其风险既难以估计，也难以控制，不应该让孩子冒这种成长的风险。

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对以上问题进行解决。首先，出国青训会激发父母的另一个传统教育理念“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同样可以达到“读万卷书”的目的，足球与读书在此观念下矛盾可以得到部分消除;另一方面，广大海外华人长期生长于海外环境，关于读书与青训之间的“矛盾”较之国内父母相对弱化，体育运动明星的号召力反而更为强烈。其次，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提升青训成长路径的可信性，一方面国外青训体系成熟，文化教育与训练的匹配性、层级淘汰机制合理性、训练质量和比赛质量均有保障，可以让家长在决定之前形成稳定预期;另一方面，通过孩子加入他国国籍的途径，可以让孩子获得与他国少年相同的训练比赛条件，各国职业俱乐部梯队和青少年联赛都有着对他国国籍青年的限定性规定，并且较成年人联赛更为严格，我国当前大量的海外留学足球少年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由于国籍原因导致无比赛可踢，青训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三）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保证成功收益的吸引力

成功收益的吸引力对于当前已具有中国国籍且不去获取海外国籍的孩子不存在问题，但对于试图通过加入他国国籍参加国外青训以及广大海外华人并不具备。双重国籍合法化可以有效提升这一吸引力，这不仅会提升广大海外华人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足球青训的积极性，更会吸引大量的国内父母让孩子进入到国外的青训体系中去，真正发挥“借鸡生蛋”的功效。

四、海外华人双重国籍合法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对于通过双重国籍合法化推进中国足球笔者所作的仅是理论上的探讨，其前提是可以进行双重国籍合法化，这一前提在当前政策法规下或许难以一时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不可能。“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摸着石头过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具体实践，国籍制度改革同样应该像改革开放中各项政策改革一样先试点再展开。以运动员，特别是足球这样具有强大社会号召力体育项目运动员的国籍制度改革作为试点具有可行性，更具有号召性。

其可行性理由如下：内政管理，运动员试点范围很小，定点可控，初期只针对具有国际影响力或能够直接提升国家运动队成绩的海外华人运动员，待时机成熟再广泛展开，不需要大范围牵涉户籍、公安、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在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祭祀地黄陵县设一个试点办公室即可大体完成;国际关系，足球等海外华人体育明星大都集中在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绝大部分已经实施双重国籍制度，作为权利对等，这些华人运动员加入中国国籍不会引起其原国籍国家的不良反响。

其号召性原因如下：首先，这些项目本身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群众关注度高，海外华人运动明星的加入可以短期内提升国家运动队竞技成绩，从而很大程度上提升该项目的全民参与热情，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良性循环;其次，海外體育明星在海外华人中号召力大，对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传播性更强，运动员只要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愿意在黄帝陵参加一个认祖归宗的仪式，即可赋予其中国国籍，允许其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重要赛事，这对在全世界唤起中华民族归属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旦足球试点得以被社会公众认可并取得良好效果，运动员的国籍制度改革就可以向其他运动项目和普遍的竞技体育运动员扩展，从而为全社会更为普遍化的双重国籍合法化铺就道路。

参考文献：

[1]刘江南.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理论与实践探索：恒大足球学校的实证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7（5）：399-400.

[2]姚北洞.双重国籍合法化的益处、困难及其解决思路[J].新西部，2015（11）：68-72.

[3]姚宇.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读与批判[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

[4]孙一，梁永桥，毕海波.中日足球青少年培养比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9）：1173-1176.

[5]李新威，李薇.我国校园足球的异化现象[J].体育学刊，2015（7）：45-48.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