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豪鹏 于子轩 闫旭

（武警警官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

魏晋之际，由于儒家势微，玄学兴起，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个体，人的思想得到解放，精神更为自由，表达真切真实的社会与人生。文人的觉醒导致其文学表达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文学的自觉是艺术形式的觉醒。在陆机“诗缘情”的观念引导下，艺术的形式在魏晋时期终于独立发展起来。而文体的自觉与魏晋个体生命的觉醒互为表里，对文章关注的焦点回到文章自身，文章的审美特征也就逐渐显示出来，由此文学“审美”的自觉时代出现。总之，魏晋人生活的时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是追求精神自由的时代，是个性独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体的精神逍遥，也是进入了审美的境界。无论怎样，他们都是以“情”为基石，以情为美成了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

一、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相对于“诗言志”的观志说，观情则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诗的艺术本质。“诗言情”是在西晋陆机《文赋》中出现的。陆机以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就是说，诗歌是由于情而发，对文辞也就有所要求，要求其文辞华美，这里主要强调是诗歌的内在审美，自然与传统的“诗言志”有所不同。按照这一主张，也就彰显了文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也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的的显著标志。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道：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这段话中，重点是“志思蓄愤”与“为情而造文”。前者是内心的一种精神活动。后者则是因为心理活动导致的情感变化，要宣泄表达出来。也可以理解为人是情感的动物，有表达自己情感的天性与欲望。所以，诗歌就是用来表达人的情感的，是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是言情的，这是诗不同辞赋的地方，辞赋为文而造情，也就难免写虚。从陆机到刘勰的诗论，已经表明在魏晋时期，诗学理论已然由“观志”转变到“观情”。

“诗言志”中的“志”原本是兼有志向与情感两层含义，然而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后，政教的含义增强了，也就“发乎情，止乎礼仪”。为了达到“尊儒”，以儒家思想维护社会秩序，文人们逐渐把情感部分抛弃，而只是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结果是，“诗言志”也就成为政治意向的表达方式。

魏晋时期。讲究“诗言志”与“诗言情”的诗学理论的差异。不过，魏晋以后则言志与言情也出现了调和。清人袁枚认为言志与言情是可以“并为一谈”的。他认为“志”、“情”二字均表示意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好恶喜怒哀乐为六志”，《荀子》言“好恶喜怒哀乐为情”。这里的志与情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是，“志”表达政教思想的时候取决于具体场合，但“情”可用于任何场合。《周易》里有“圣人之情见乎辞”，《九章》道“发愤以抒情”。如此看来，“志”和“情”含义相当，只是指人的思想感情，二者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清朝冯班在《钝吟老人遗稿》中谈及：“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亦通谓之文。唐自中叶以后，多以诗与文对言。余按有韵无韵皆可曰文，缘情之作则可曰诗。诗者，思也……有美焉，有刺焉，所谓诗也。”这个例子讲的就是缘情可用于政教场合。其他例子如，《读左日抄》云：“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其实一耳。”这里就是说明“言志”与“缘情”是相同的，无非都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没什么区别。“诗言志”与“诗言情”作为两种诗学理论，同时影响和促进诗歌的发展。

二、兴象言意的艺术追求

“兴”这个范畴贯穿了中国诗学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同时，“兴”这个范畴涉及了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这就导致了不同名称的产生，如“比兴”、“兴托”、“兴喻”、“兴寄”、“感兴”、“意兴”、“兴会”“、兴象”，等等。考察中国诗学史，“兴”的内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为原始时期，二为儒家经学时期，三为诗学时期。第一阶段，“兴”由宗教祭祀转化为诗歌艺术技巧。傅道彬先生认为，“兴”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在他的《“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一文中，他言道：“从甲骨记载来看，‘兴’字是一个以酒祭祖的群体宗教活动。这一活动是集体的、宗教的、巫术的，也是带有艺术性质的。”第二阶段，儒术一尊的汉代“兴”产生了“兴喻”意义。第三阶段，自由意识张扬的魏晋时期使“兴”产生了“兴感”之意。

“象”本是属于先秦时期的哲学概念，但到了魏晋时期被引入了诗学与美学之中，成为美学范畴，形成了审美意象理论。同时，“兴”与“象”的理论内容也有了交叉融合之处。

“兴象”的结构特征是物在心先，因为触景（物）而生情，诗人在把对物的直接感触，与内心的情感相互感应互振，然后赋予外物以情感，而外物再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加工，最大化地体现作者的真实情感。事实上，这是一个审美加工的过程。既然“兴象”是诗人在“兴会”过程中得到的审美意象，那就有“情景交融”、浑然天成、一气呵成的创作激情，和体现唯美的诗情画意与不加修饰的自然之美。

“兴象”当然离不开物象，物象是寄托，但是作者要表现的远远超出具体的物象，而是表现出个体的情感，对生命的审问，对宇宙的追问的一种形而上的拷问。这就表现出一种既超越感性又不脱离感性的审美意味。

结语

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但是正是有这种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时代大背景，才能够促进文学的发展与重生，并且衍生出更多新的事物。文章当中仅仅对于当时的文学观念的部分进行了研究，还有很多内容等待我们去探索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