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奇,刘利侠

(1.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 2.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研究》中说道：“曲江地处城外，远离尘俗，但又接近长安城的东南隅，与长安城的热闹区域相隔不远，且地势高燥，青林重叠，芙蓉在澄清的池水上盛开，实乃帝都的第一胜景。”[1]如此描述，看似平实，却道出了唐代曲江风景区的独特之处：与田园、山林相比，它地处皇城，政治与世俗近在迟尺；与市井、街衢相比，它又湖光山色，澄澈、宁静，让人澹尽思虑、忘怀得失。所以，在唐代，曲江既可寄予政治怀抱，又可指代世俗繁华，还可托付山水幽怀，或三者兼而得之，生发出新的内涵。

一

在唐人看来，曲江本身即是一种政治理念的体现，欧阳詹《曲江池记》：

意有我皇唐，须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须有此池以毗之。佑至仁之亭毒，赞无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广狭而方于大，则小矣，以其渊洞而谕夫深，则浅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盖有知之而不述，令民无得而称焉。[2]2673

文中将曲江(“此池”)、长安(“此地”)与“皇唐”相提并论，认为三者相辅而成，“合夫天意”。曲江虽未能以“大”“深”取胜，但却拥有君子之“德”。曲江的存在，是唐王朝推行仁政德治的体现。民众通过游览曲江，不仅可以沐浴到天子的恩泽，更可以得到“无言之化育”。曲江之“德”主要体现在：

其一，曲江是唐代社会和政治和谐精神的体现。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人乐乐”，与民同乐，是儒家推崇的政治理想。不同于上林苑等专属天子享乐的皇家苑囿，曲江是一个公共游览区。作为公共游览区，“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于令月，就妙赏乎胜趣”[2]2673。平民在此游玩，仕宦在此集会，天子在此大宴臣僚，呈现出一片上下和谐的社会气氛。天子与平民同赏一景，是唐代社会特有的人文景观。这一点，唐人颇引以为豪。王棨在《曲江池赋》中盛赞：“岂无昆明而在乎畿内，岂无太液而在乎宫中。一则但畜龟龙之瑞，一则犹传战伐之功，曷若轮蹄辐凑，贵贱雷同。”[2]3558与曲江相比，汉武帝的“太液池”只不过是雕刻“鱼龙鸟兽奇怪之状”而呈现祥瑞之兆，“昆明湖”也因习练水战而沾染了杀伐之气，怎比得上曲江“帝泽旁流，皇风曲畅”和倾城而动、君民同乐的天下和谐。

此外，天子于中和、上巳、重阳等节令在曲江大宴臣僚、唱和赋诗，既表达了天子对臣下的礼遇之情，又促进了君臣情感的交流，孕育了融洽和谐的政治气氛。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仙籞龙媒下，神皋凤跸留。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3]1286

上巳是唐代春天最盛大的节日，除踏青游宴之外，更有祓除不祥的祈福之意。天子群臣游览、宴饮于曲江，共行祓禊之礼，一方面祈愿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一方面共同祝祷国家社稷昌隆永年。天子与百官的春服和洲岸的繁花相辉映，盛大的仪仗与山河的宏伟相衬托，万乘之心与千官百姓之情乃至人文与自然，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其二，曲江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环境，提升了社会凝聚力。《曲江池记》云：

(曲江)总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垫隘，潢污入其洞澈，销涎漦以下澄，污廅随其佳气，荡郁攸而上灭，万户无重腿之患，千门就爽垲之致。其流恶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2]2673

玄宗疏凿曲江，并引黄渠水灌之，并非仅出于自我享乐的需要。曲江池水面扩大，两条水道纡回于长安里坊，使本来干燥缺水的北方城市变得潮湿，空气更加纯净，极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

皎晶如练，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飞雁；斜窥澹泞，见终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华中缛，重楼夭矫以萦映，危榭巉岩以辉烛。芬芳荫渗，滉养电烻，凝烟吐霭，泛羽游鳞。斐郁郁以闲丽，谧徽徽而清肃。[2]2673

春日繁花似景，夏日绿柳成荫，秋日大雁北飞的身影在池中掠过，冬日白雪皑皑的南山倒映在水中。曲江“涵虚抱景，气象澄鲜”的美景，可以“洗虑延欢，俾人怡悦，则致民乐土，而安其志”。百姓安居乐业，对国家和政治充满了信心和责任感，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增强了，对大唐王朝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其三，曲江作为政治开放的窗口，有利于民众的监督和参与。《曲江池记》云：

至若嬉游以节，宴赏有经，则纤埃不动，微波以宁，荧荧渟渟，瑞见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览无斁，则飘风暴振，洪涛喷射，崩腾骆驿，妖生祸觌，其栖神育灵，与善惩恶，有如此者。[2]2673

当天子宴赏有度时，曲江便风平浪静；若过分沉溺，曲江崩腾暴虐予以警示。其描写虽显荒诞，但曲江作为反映政治得失的窗口，是毋庸置疑的。天宝十二年(753)春天，杜甫游曲江，看到杨氏姐妹华丽衣饰和精致饮食，批判他们生活的奢靡；看到了他们“宾从杂沓”的显赫和“御厨络绎送八珍”的贵宠，讽刺玄宗的失德和昏聩，预测即将到来的社会动乱。唐代社会，通过天子、仕人在曲江的游赏之状，百姓对政治风气一览无余，并通过街谈巷议，予以评价和一定程度的干预，体现出古代政治中少有的民主意识。

无论是君民同乐、惠利万民，还是重视民意，皆为中国政治传统中朴素的民本思想，与先秦儒学中的仁政王道一脉相承。唐代政治的民本特色，在开创盛世的唐太宗时代，即已得到确立：“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4]太宗的另一政治观点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为政莫若至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推行开放民主的政治，善于纳谏，勇于接受臣民监督，使“贞观之治”成为美谈，其遗风惠及后世，使唐王朝在开元年间达到鼎盛。而这些理念，在曲江的建设与使用中皆得以体现。

作为展现盛唐时期社会风貌和政治精神的窗口，曲江也因此成为这一时代的象征。在时过境迁之后，不断引起后人的深切缅怀。安史乱后，曲江周围的建筑多被毁坏。唐文宗读到杜甫《哀江头》，对曲江昔日之景充满了思慕，因而下令修复。

上(唐文宗)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5]

当然，文宗所渴望恢复的不仅仅是台榭宫殿之富丽、草木之繁茂，而是曲江所象征的盛世繁华。

在唐代诸多的诗人中，对曲江的政治寓意体会最深的是杜甫。作为大唐政治盛极而衰的关注者和切身体验者，杜甫对曲江的感情特殊而深厚，他的数十首曲江诗，代表了曲江文学的最高水平。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3]2268

这首作于安史乱中的《哀江头》，其内涵极为丰富。首先，诗人通过对玄宗游赏南苑时随从之众、仪仗之盛的回忆，抒写了对王朝败亡的悲痛，寄予了对业已消失的盛世繁华的深切哀悼。其次，诗中对动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揭示。唐玄宗宠幸杨氏，“淫湎以情，泛览无斁”，导致朝政昏聩，国事荒废，竟连近臣安禄山有叛乱之心都不曾觉察(诗中所谓“辇前才人”)，最终使社稷崩颓，祸及自身(诗中“双飞翼”当指李杨二人)。再次，诗中蕴含了诗人对李杨二人复杂的情感，充满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作为一代帝王后妃，过分沉溺于男欢女爱、荒废政事而导致社会动乱，给大唐王朝和臣民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但是作为生命个体，在曲江南苑的游赏中，李杨二人成双入对、形影不离的那份痴爱，又留给多少人美好的记忆。天宝末年，诗人曾经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这份感情进行讽刺、批判，甚至诅咒。但现在面对寂寥的江畔，依然娇艳的花朵，却不由得同情杨妃生命之花的悲惨陨落。“在杜甫，每一个人死于非命，都使人类受到伤害，都使自己感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般的痛苦，而不论他或她是贫民，或是贵妃。”[6]当然，还有玄宗——这个决定诗人一生的人。年少之时，他是英雄，是偶像，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托付。然而，作为社会动乱的制造者，在国家危亡面前胆怯的逃亡者，在马嵬事件中以牺牲女人的方式保全自我的失德者，其英雄、领导、甚至男人的形象在诗人心中崩塌。安史之乱中的这个春天，诗人站在曲江边，面对国家倾覆、生灵涂炭，不禁为这个人吞声而哭，为这个人带给民众的灾难而哭，为这个人人格沦丧带给自己的失望而哭，也为自己政治理想和信念的幻灭而哭。

杜甫诗中的曲江，不再仅仅是盛世代表，而是大唐王朝兴亡、盛衰的见证者，最能引起人们对政治和历史的冷峻思考。

二

曲江是开放的公园，天子又往往于此赐宴臣僚，可谓“皇恩降自天，品物感知春”[3]1127。曲江的物类似乎也沾染了天子的恩泽，连春天也来得比别处早些，“众木犹寒独早青，御沟桥畔曲江亭”[3]401。然而，即便如此，赏春者的脚步依然匆匆，“曲江绿柳变烟条，寒谷冰随暖气销。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3]298。京城的人们似乎不仅是害怕错过，而是要将这春天、这美好、这享受，占有得更多一些、更持久一些，“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3]6971。

唐人曲江游赏的第一主题是观景。

旁吞杏圃以香满，前噏云楼而影入。嘉树环绕，珍禽雾集。阳和稍近，年年而春色先来；追赏偏多，处处之物华难及。只如二月初晨，沿堤草新。莺啭而残风袅雾，鱼跃而圆波荡春。[2]3557

赵璜《曲江上巳》：“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欲问神仙在何处，紫云楼阁向空虚。”[3]6263初春季节，柳的新绿最能激发人们对生命和青春的美好感受，而明媚的春光下，娇艳欲滴的花朵是最让人心情愉悦的。江水的湛然清澄固然可爱，但若与春日里如烟似雾的扶风弱柳和姹紫嫣红的花海连成一片，四处弥漫着的浓郁的芳香，四周掩映着富丽的亭台楼阁，在唐人眼里，这已经抵得上人间仙境了。

曲江之景美，不独在春季：

复若九月新晴，西风满城。于时嫩菊金色，深泉镜清。浮北阙以光定，写南山而翠横。有日影云影，有凫声雁声。

若夫冬则祁寒裂地，夏则晨景烧空。恨良时之共隔，惜幽致以谁同。孰见其冰连岸白，莲照沙红。蒹葭兮叶叶凝雪，杨柳兮枝枝带风。[2]3558

天朗气清的秋季，五十里外的南山倒影在池中，是何等的静谧与清幽！冬日里岸白冰晶、琼楼玉树，夏日“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如此之景，怎怪“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7]1495。

曲江游赏的第二个主题是揽胜。

曲江除了他处难以匹敌的景致之外，更有那奇珍异宝，让人大饱眼福。长安，作为古代历史最为鼎盛时期的唐朝都城，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东亚文明的中心。这里不仅不缺达官贵人、五陵豪奢，更以宽广的胸怀，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与物。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栗特商人，甚至还有从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和摩尼教徒。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8]。康骈《剧谈录》论及曲江，“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7]1495对唐人来说，在曲江看花赏景之外，可以见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玩宝物、奇闻异事，领略不同地域的人物和风俗，可谓眼界大开。

除了美景、珍宝之外，曲江的另一类风光便是人事。对于长安豪雄之士而言，曲江不仅是向世人展示财富珍宝的地方，同时也是挥洒人生得意的舞台。正如卢照邻《长安古意》所云：“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3]518。曲江游宴中，经常发生上层之间的冲突。《唐摭言》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4)，吏部尚书王晙在曲江避雨，及第进士萧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当王“车马卒至”，“呵殿而去”后，萧悔之晚矣，从此仕途受阻，终生不得重用[7]1598。《剧谈录》中记载了身份卑微的广德县令因傲慢而冒犯了相国裴度。这样的事情，“不数日，布于京华”，成为长安城中关注的焦点，在坊间甚至宫苑为人称道[7]1495。

曲江游赏的第三主题是交游。

对唐人来说，曲江的宴游，是朋友结交和聚会的好时机。天宝十一年(752)秋季，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五人同游，先登大雁塔，后游曲江。《全唐诗》存除薛据外其余四人登塔诗，存高适《同薛司直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和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二首。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钱起等人之交往，多在曲江，留下了多首曲江唱和的诗歌。

曲江游赏，倾城而动，不管是天子臣僚，还是皇亲贵戚、王孙公主，无不热衷于此：“三月初三日，千家与万家”“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曲水公卿宴，香尘尽满街”“绮罗人走马，遗落凤凰钗”[3]5564。因此，在春秋的节日里，曲江往往是人口最为聚集的地方：

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日光去此远，翠幕张如雾。

何事欢娱中，易觉春城暮。物情重此节，不是爱芳树。明日花更多，何人肯回顾。[3]6775

想来唐时的曲江游赏，与今人的感受颇为相近。每当我们开始一段旅行，总为那一片想象中的美景，可到了那里，却是人山人海，一片狼藉。刘驾《曲江春霁》：“马蹄踏流水，渐渐成尘埃。鸳鸯不敢下，飞绕岸东西”[3]6780，许棠《曲江三月三日》：“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3]6971。到处是人，全都是人，人与人拥挤在一起，无来由地亢奋，猜拳行令，纵酒狂歌，这样的情境，时光消磨得尤其快，“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3]6513。

欢乐来得没有缘由，欢乐之后的落寞却是必然。宴席终会散场，花朵终会凋零，正如美好的青春终将逝去。因此，从个体生命的切身体验出发，曲江便被赋予了青春和欢乐的双重内涵，“万花明曲水，车马动秦川。此日不得意，青春徒少年”[3]6903，“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马上黄金鞍，适来新赌得”[3]9306。

在这长安城最欢乐的地点和时间，总有一些人保持着冷静。其中一些是失意的人，“细草萦愁目，繁花逆旅怀”[3]5564，“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3]5564。他们或因人生的苦难而内心充满愁苦，没有办法被欢乐的气氛所感染；或者是因为身处他乡，与烟花三月的丽景产生了隔阂。总之，他人的欢乐似乎与己无关，甚至是徒增烦恼而已。还有一类人，在众人的狂热中，有自己冷峻的思考。章碣《曲江》：

日照香尘逐马蹄，风吹浪溅几回堤。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

落絮却笼他树白，娇莺更学别禽啼。只缘频燕蓬洲客，引得游人去似迷。[3]7650

诗中的描写，依然让人联想到今人的旅游：通往景点的道路阻塞，发动机的轰鸣压倒了一切自然的声响，草木被踩踏毁坏，河水被垃圾堵塞。但这一切，丝毫不能将游人的热情褪去分毫。这里虽没有风景，但却有显赫的社会上流可供攀附，也有贵宠的折桂士子可供艳羡。欣赏别人的春风得意，幻想自己的飞黄腾达，激情在燃烧，欲望在膨胀。世人的心心念念，已全然与景色无关，与江花和江树无关。诗歌的颈联耐人寻味，暮春柳絮乱拂互相沾惹，鸟儿似乎也忘记了自己的叫声。被欲望驱逐的人群，又有几人不被浸染，又有几人不曾迷失，还做着最初的自己。此刻的曲江，尘土飞扬，是长安最喧嚣的名利场。

林宽《曲江》：“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3]7003。从晦日、中和的寻春到上巳、寒食、清明的送春，唐人对曲江春天的狂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乔《曲江春》：“一片凫鹥水，千秋辇毂尘”[3]7307，一池春水，几点鸥鹭，挥霍了多少人的青春和热情。“岸凉随众木，波影逐游人。自是游人老，年年管吹新”[3]7307，春草年年绿，曲江烟景新。老去的只有人，逝去的是时光和生命，美好的春景永远驻足于江岸江花，而人们留不下的甚至是波光中的身影。

三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不仅是唐代士子漫游和生活的重要城市，也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寄托美好理想的圣地。即使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文人们都会跋山涉水地来到这里，历尽艰辛、无怨无悔。作《曲江池记》的欧阳詹，是福建地区第一个入京参加科考的进士，他在《上郑相公书》中描述了自己进京应试时的感受：

詹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2]2669

故乡渺渺，举目无亲，感觉像荒原的孤草，对未来毫无把握。当此之时，游赏遣兴自必不可少。所以曲江作为帝都第一胜境，是唐代士子必游之地。“小子幸因受遣，观光上国，身不佞而自弃，日无名以多暇，询奇览物，得之于斯。”《曲江池记》便是其滞留长安百无聊赖时纪游之作。

当然，曲江与唐代士子最为贴近的还是进士及第之后的宴集。进士放榜之后，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所谓宴集，前有闻喜宴，后有关宴。这两大宴会一般都在曲江进行，因此称为“曲江会”。其间还穿插有曲江游赏、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活动。曲江，是唐代长安城中与士子命运、荣辱、悲喜最为相关的地方。

禁漏初停兰省开，列仙名目上清来。飞鸣晓日莺声远，变化春风鹤影回。

广陌万人生喜色，曲江千树发寒梅。青云已是酬恩处，莫惜芳时醉酒杯。[3]6804

唐人及第，朝廷发榜昭告天下。贞观时在宫城的端门，开元改在礼部贡院。时值百官上朝之时，天色尚早，看榜后自然免不了庆贺一番，正如孟郊诗所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3]4205。“春风得意”是对登科士子此时心情最准确的表达。时值二月，春寒料峭，曲江千树的寒梅，不仅仅是个好彩头，也预示着梦寐以求的仕宦生涯的开始。“桂苑五更听榜后，蓬山二月看花开”[3]8111，从此，他们由“士”成为“仕”，从即将到来的曲江宴集开始，宦游的生活也拉开了序幕。

在满城飘散着花香的二月，曲江风光最是旖旎。这里，士子们纵酒花下，在美好的人生感受中沉醉。此刻的他们，离理想如此贴近，离幸福和欢乐如此贴近，离荣耀和贵宠如此贴近。秦韬玉《曲江》：“曲沼深塘跃锦鳞，槐烟径里碧波新”[3]7659，如果是一条鱼，他们并不羡江河的浩瀚，而要做一条花色斑斓的小鱼，在曲江池中游弋，因为这里“地脉寒来浅，恩波住后新”[3]8124；如果是一树花，他们也要开放在曲江池畔，因为只有这里，才能感受真正的春天，“此中境既无佳境，他处春应不是春”[3]7659。春季曲江宴会的欢乐，激发了多少士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明年二月重来看，好共东风作主人”[3]7659。

当然，曲江带给士人的并不仅仅只有欢乐，即使在花开最灿烂的季节，也会有人感到凄凉和落寞。

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

独向江边最惆怅，满衣尘土避王侯。[3]7368

误入杏花尘，晴江一看春。菰蒲虽似越，骨肉且非秦。

曲岸藏翘鹭，垂杨拂跃鳞。徒怜汀草色，未是醉眠人。[3]8201

在他人狂欢的季节，那些落第的举子自无心攀折。曲江的明媚春光，与他们暗淡的心情不能契合。对于帝京的繁华，他们只是旁观、只是过客，思乡的种子自此埋下，“可怜杨柳陌，愁煞故乡人”[3]3278。

在曲江岸畔，将仕途失意的痛苦感悟得最为透彻、丰满的，依然是杜甫：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昳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3]2260

晦日是春天第一个游赏之日，长安城乐游原地势最高，“唯地势高，故芙蓉园、阊阖门、曲江幕一览俱尽”[9]。王公贵族华筵高张，鞍马之狂，杯盏之乐，使雄豪之气尽情释放。曲江上的游船，轻歌曼妙、舞姿妖娆；玄宗出游仪仗的钟鼓声，从夹城中传出，如雷鸣般响亮。曲江池春光旖旎，波浪如青春般激荡。这“舆马填塞，帷幕云布”的狂欢，是春天对青春与生命最有力的召唤。诗歌写尽皇城曲江上的繁华烟景和春日游宴之盛、享乐之盛，但却全然与自己无关，甚或对于诗人，这些更是一种痛苦的撩拨和反衬。仕途受阻、生活窘迫，决定了诗人内心的枯槁。面对曲江丽景，“年年如是，人人如是，游而乐，乐而醉”，“醉后乐极而生悲”，唯独诗人“未醉先悲”：悲年华易逝，悲前程无望，悲昏聩淫逸的一朝君臣。“圣朝亦知贱士丑”，是对自我命运的嘲讽，也有对政治现实的愤愤不平。“此乐游之盛，必朝野清明天下无事，然后得以长享太平之乐。今日之时政若此，绝无系念之人；而有心者，又使之终老于尘埃之间。兴言及此，令人感愤交集。”[10]面对着长安城第一胜境，满眼是繁华的景象，诗人却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归宿，“此生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与别人的感慨不同，杜甫的诗中，蕴含着对大唐未来和命运的深深担忧。

天宝末年春日的杜甫，面对着曲江游赏盛况，没有兴致，没有欢乐。在这京城的享乐之地，别人的奢华与荣耀，对比着自己的潦倒；别人的放纵和洒脱，反衬着自己的寒酸迂腐和不合时宜。只有在秋日，在人人遍插茱萸的重阳节，面对曲江满眼的萧索，诗人才与之达到了默契。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3]2260

风涛中摧折的菱荷是诗人天宝末年遭逢的挫败和痛苦，也是唐王朝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天空飞过大雁的哀鸣，既是诗人潦倒困窘、孤独无依的现实境遇，也是其寻求知己和对王朝命运的大声疾呼。

四

同一个曲江，既能激发士子对名利的热望，也能触动其失意苦闷的心弦。有一些人在曲江面前，却能收获一份超逸的心态。白居易《早春独游曲江》：

散职无羁束，羸骖少送迎。朝从直城出，春傍曲江行。风起池东暖，云开山北晴。冰销泉脉动，雪尽草芽生。露杏红初坼，烟杨绿未成。影迟新度雁，声涩欲啼莺。闲地心俱静，韶光眼共明。酒狂怜性逸，药效喜身轻。慵慢疏人事，幽栖逐野情。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3]4835

白居易创作曲江诗30余首，在数量上名列前茅。其长安居所历经数次变迁，即常乐里、永崇里、宣平里、昭国里、新昌里等，其地皆在长安东南，与曲江毗邻。其晚年诗有“曲江有病客，寻常多掩关”，自称“曲江客”。上所引诗为担任校书郎时所作。当时，对于乐天来说，步入仕途不算很久，正值年华，虽不显赫，前途却一片光明，心态良好。诗歌结尾“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不似”二字，既包含“有”者的得意，又包含“有”而不居的淡泊心境。

乐天游曲江不喜人多，故其曲江诗多为独游，如《早春独游曲江》《曲江独行》等。在时间选择上往往选在早春、秋日或傍晚时分，尽量避开人群。早春时节，诗人散朝归来，信步走在江畔。江上的冰雪已经消融，能听到泉眼汩汩的流水声；青草透出绿意，柳枝发出了新芽，杏花桃花的绿萼绽开了小口；南方飞回的大雁，将影子印在水中，黄莺的鸣叫虽不清脆，却也婉转。这春意渗透在每一寸韶光中，也涌动在诗人的胸中。白居易《曲江独行》：

独来独去何人识，厩马朝衣野客心。闲爱无风水边坐，杨花不动树阴阴。[3]4842

诗歌题名后有注“自此后在翰林时作”。供奉翰林是文人莫大的荣耀，这一时期也是白居易人生的巅峰时刻，怎会无人能识？曲江池中的水，即使在无风的季节，也不免泛着涟漪；杨花在纷飞的季节，怎会有“不动”的道理？江水、江岸的寂静，是诗人内心的寂静。与纷扰和喧嚣的疏离，是诗人自觉的选择。明明身处荣宠，却能保持一颗“野客”之心。相比较，前诗只是表达文人的清高、恬淡，此诗却明显有独善其身的隐逸姿态。“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3]4991白居易受佛道思想影响的“中隐”心态并非贬谪之后独有，早在元和初年已露出端倪。既是“中隐”，免不了寄情山水，长安城中山光水色之美，尽在曲江。曲江，便是诗中的“春园”，便是诗人心目中那一片远离世俗而又纯净美好的桃源。

乐天崇尚“中隐“，写自己“寻常多掩关”，但不是离群索居。乐天游曲江，除独游之外，也有邀二三好友同游唱和，如《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立春日酬钱员外曲江同行见赠》《曲江独行，招张十八》等。他一生交友颇多，与元稹尤为亲密。元白二人不仅在政治上同一阵营，文学创作中也同气相和。贞元二十年(804)左右，白居易、元稹同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闲职，元、白二人又正值精力充沛的年龄，所以经常在一起游玩。当时白居易住在长乐里，随后迁到永崇里，元稹则住在静安里，两个地方隔街相对，过往非常方便。后来由于二人对校书郎的官职不太满意，于是—起准备参加制科考试，便一起入住永崇里华阳观，此地环境清幽，是读书用功的好地方。所以，贞元末年担任校书郎前后的五年，是元白交往最多的阶段。之后历经宦海沉浮，实际聚少离多，仅元和十五年(820)到长庆元年(821)的两年间，两人同时在朝为官。七年间，两人所居多与曲江毗邻，曲江同游是他们人生中记忆最深刻和美好的体验，“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3]4488

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行到曲江头，反照草树明。

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风荷袅翠茎。何必沧浪去，即此可濯缨。[3]4712

元白早期的曲江唱和诗，表现出相同的人生旨趣。此刻二人踌躇满志而又清高孤傲，崇尚恬淡闲适的情调，对世俗众人的汲汲营求充满了鄙夷。他们喜欢在曲终人散的黄昏，信马缓行在曲江岸畔，看落日的余晖洒在江上，看南山明暗的色调，看草树被返景点亮，看傍晚风中袅娜的荷叶和翻飞的水鸟。有了纯美的自然的感召和涤荡，宦游者的心中，全然没了尘俗的搅扰。

“何必沧浪去，即此可濯缨”，乐天的“中隐”之心，正是由于曲江的存在而真正得以实现。曲江山水也成为将仕人从纷扰的现实境遇中抽离，平复其焦灼与狂躁的一剂良药，成为其精神的支撑和心灵的港湾。

仕途受挫之后，元白二人的处境虽不及当年，但他们的心理距离却未有改变。无论谁来到曲江，便会想到对方的缺席，便会引起深切的思念，便会为对方的处境而忧心：“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城。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3]4773；无论谁，身处异乡，魂牵梦绕的，往往是往日曲江的同游，“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所惊身在古梁州。”[3]4567

寥落野陂畔，独行思有余。秋荷病叶上，白露大如珠。忽忆同赏地，曲江东北隅。秋池少游客，唯我与君俱。啼蛩隐红蓼，瘦马蹋青芜。当时与今日，俱是暮秋初。节物苦相似，时景亦无余。唯有人分散，经年不得书。[3]4732

在乐天这一时期的曲江诗中，曲江成为一个缅怀之地，印刻着相聚和友情，不仅引动对那一段无忧无虑的美好往事的追忆，也激发了他对逝去的时光和青春的哀悼及对物是人非的世事沧桑的感伤之情。

唐代中期，元白的遭遇是整个政治的缩影。“永贞革新”引发的局势动荡，使士大夫在仕途中丧失了安全感，大量仕人卷入到政治漩涡中，遭遇贬谪的命运和身世的坎坷。

凤城烟雨歇，万象含佳气。酒后人倒狂，花时天似醉。

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何事独伤怀，少年曾得意。[3]4025

刘禹锡在中国历史上是被贬谪次数最多贬谪期限最长的作家。但在其诗歌中，自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态度和豁达开朗的个性。曲江春日的美好景象，让诗人精神振奋，于是纵酒行乐，陶醉于这美好的感受中。当然，也免不了感时伤怀，面对春日游春的人群，想起自己年少的激情与展望，发出人老江湖的慨叹。但即是伤感，也自有一种豪迈之气。白居易《和刘郎中曲江春望见示》：

芳景多游客，衰翁独在家。肺伤妨饮酒，眼痛忌看花。

寺路随江曲，宫墙夹道斜。羡君犹壮健，不枉度年华。[3]5061

与之相比，乐天的悲情显得更加浓重。曲江的春日丽景，只是勾起了梦得对少年往事的回忆，而对乐天来说，已是不忍卒睹了。这样的情绪，诗人将之归结于身体的不佳，并因此羡慕这位同龄人的“壮健”。当然，身体只是一个方面，贬谪江州的精神打击，是诗人意志消沉的主要原因。

自此之后的乐天，更喜欢一个人的独处，对曲江的热情也似乎大大消减，“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3]4942。

晚年的白乐天，并非不游曲江，只是诗歌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少年的意气风发没有了，闲适高逸的心态没有了，有的只是时光易逝的慨叹和老年迟暮的伤感。当然，这种生命感怀在其早期的曲江诗中业已出现，并贯穿其一生：

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人寿七十稀，七十新过半。[3]4769

昔人三十二，秋兴已云悲。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3]4773

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3]4808

白居易《送春》：“日日进前程，前程几多路。兵刀与水火，尽可违之去。唯有老到来，人间无避处。”[3]4788，对于乐天来说，名利富贵、仕途穷达都曾经或正在拥有，所以既可放下，也都既已放下，唯有生老病死无可摆脱，也最让其痛苦。“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销沉昔意气，改换旧容质。独有曲江秋，风烟如往日。”[3]4808面对日渐衰老的身体，春日初绽的芳蕊和如锦的繁花已与诗人的心态难以契合，唯有秋日的清冷和萧索，与诗人消沉的意志、苍老的容颜相匹配。只是曲江的烟花，盛了、衰了，周而复始，年年如是。一日日老去的生命，却终要走向结束。乐天的心态，老了，反而狂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