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玲

（长治学院，山西 长治 046011）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分裂与战乱时期，不同的是，在北方各政权的割据与战乱中，首次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原的局面，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一样，在文化形态上出现了域外与中原、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周边国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隶属于这一上层建筑的艺术形态“音乐”来说，更是吸收、融合、变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北魏音乐中的元素分析

分析北魏音乐中融入的重要元素，必须了解北魏政权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核心地理位置，以及该地区音乐的特点和成分，还应该注意到，不同时期统治者对于外来音乐的态度。北魏是由原居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及大兴安岭附近的游牧民族鲜卑族建立。在北魏政权统治期间，曾有三座城市作为它的政治中心存在，即立国之初的盛乐（据考证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之北）、正式建都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后的洛阳。这三座城市不同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北魏音乐的不同元素构成。

首先，北魏政权建立之初，鲜卑族所在居住地，是原匈奴居民的故地。此时，匈奴虽大部西迁或东移，但仍有少部分留下来，与鲜卑族融合，并采取联姻的方式，维持政权的稳固。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也应促成文化的融合。原匈奴的民族音乐，必将通过留存下来的匈奴先民，融入到鲜卑民族的音乐中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古老的《敕勒歌》曾在那时，传唱于和居融合的匈奴与鲜卑两族，更甚至说作为游牧民族固有的，马背上的鼓吹乐形式，也是当时重要音乐元素的一部分，但可考证的史料已不多。

其次，北魏定都平城以后，政治上开始了一系列的扩张，与西域地区有了交往。在对待西域民族的音乐文化上，北魏统治者是开明的，采取兼收并用的态度。自北魏太武帝通西域后，到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统治区域以有大量的西域胡人和胡乐。其中传入、占主导地位的西域音乐主要有龟兹乐、安国乐和疏勒乐。

最后，在对待汉族传统音乐元素的态度上，北魏是积极的，更自孝文帝迁都洛阳而达到高潮。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统治者始终保持对汉文化的接纳和吸收，坚持重置礼乐，可因战火和动荡，大部分礼乐以失传或消亡。汉民族音乐出现断层，所保存与吸收的汉族音乐元素更是有限，这也为隋唐时期雅乐的衰落和燕乐的兴盛作了铺垫。

二、北魏音乐元素的历史考源

在了解了北魏音乐可能融入的重要音乐元素后，通过具体的历史时间，对这些音乐元素的传入和融合做断代。

公元396年到公元534年间，是北魏政权的统治时期，其中有三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公元396年道武帝拓跋珪在牛川自称代王，定都盛乐，同年四月，改称魏王，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现将北魏音乐发展的时期，按照重要的纪年及事件，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展开说明。

（一）北魏政权建立初期的音乐元素考源

这一时期，以北魏建立初---公元435年，北魏太武帝获“秦汉乐”为界，进行划分。

《魏书·乐志》载：“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在北魏建立之初，统治者们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自己的封建政权，所以，会效仿汉族统治者，利用雅乐来达到正统。而北魏统治者中，最早与中原传统的音乐形式接触过的，是北魏始祖神元黄帝拓跋力微。

另据《隋书·音乐志中》载：“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作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迥》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是说北魏初期，仍沿袭鲜卑族人的习俗，由于本身文化差异的影响，对于汉族雅乐，并不十分感兴趣。到公元398年，在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得到一些汉族雅乐器，不知采用，到天兴元年才命吏部郎邓彦海恢复雅乐，但由于所留乐器、乐人、乐章的缺失，恢复后的雅乐以不再是汉以前的面貌，其中还夹杂着其他民族的音乐。也就是说“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从以上记载可看出，北魏统治者在政权建立初，对于恢复汉族雅乐，并用于巩固政权，是积极的，但因所获得汉族音乐元素较少，并没有达到雅乐在宫廷音乐中的作用。

（二）北魏政权发展时期的音乐元素考源

公元435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是北魏音乐汉化和吸收西域音乐的重要时期，以太武帝获得“秦汉乐”为始，此后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也相继传入。可以说，对于北魏音乐中融入西域“胡乐”的考究，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形态传入中原的支流研究。

1.融入的西凉乐

《隋书：音乐志中》载，“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击，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平定河西，从匈奴人的北凉政权（今甘肃张掖一带）那里得到了西凉乐的前身“秦汉乐”（西凉乐在隋唐乐部中称为国伎），由于古代甘肃一带，是汉族音乐与西域音乐的汇合之处，西凉乐则是融合汉族中原音乐与西域龟兹音乐发展而来。

2.融入的龟兹乐

龟兹乐传入中原的时间约为公元386的前秦时期，“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也就是《魏书·乐志》记载的太武帝拓跋焘“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歌舞设于乐署”。

古龟兹国位于今新疆库车一带，与其它西域音乐相比，龟兹乐早在传入中原前，就已经是融合中亚、西亚音乐形式的产物，也正因它兼容并收的特点，使得它自传入到隋唐时期，是对中原音乐影响最深的西域音乐形态。

龟兹音乐元素多样，这与龟兹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是分不开的。西域各绿洲中龟兹最先在中国正史中出现，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派李广利进攻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汉朝军队便途径龟兹。①由于沙漠绿洲环境的优越性，龟兹不别于其他好战的马背上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总是审时度势的依附于周边强国，这种政治上的依附，便造成了文化上的融合。在音乐上的表现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明：一是北周时期，随着突厥阿史那公主的陪嫁乐队来到中原的龟兹乐人苏祗婆；二是龟兹乐在隋代已经加入汉族的笙、箫、笛作为乐部的乐器为证。

因此可推断，由于龟兹乐善于融合吸收其他民族音乐要素的特点，让吸收龟兹乐的北魏音乐中，也存在了被龟兹乐吸收的中亚、西亚等地区的音乐形式。

3.融入的疏勒乐和安国乐

关于疏勒乐和安国乐的传入，是在公元436年魏太武帝时期，据记载，武帝曾派遣使20人出使西域，带回疏勒和安国的乐伎。

疏勒在今新疆喀什和疏勒一带，疏勒乐“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列于太乐。”与现今的地理位置对照来看，疏勒乐的传入则是当时新疆地区音乐形式的传入。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其音乐形式以当时中亚西亚地区的音乐为主。安国，是粟特“昭武九姓”中的安姓家族，粟特人原在今撒马尔罕一带，善经商，昭武九姓则是其九个重要的家族，善音乐，因此在隋唐乐部、乐人中，来自于这九个姓氏的人不少。可以说，安国音乐代表了当时中亚音乐在北魏的正式传播。

（三）北魏政权鼎盛时期的音乐元素考源

北魏政权的鼎盛时期，是魏孝文帝493年迁都洛阳后的一百多年间，也是北魏汉化的重要时期。《魏书·乐志》载：“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篡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孝文帝主张汉化，他对于汉族礼乐制度持有肯定态度，认为它对巩固政权统治有帮助，因此多次命人将礼乐制度进行改进和恢复，但是“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更是在还未实施礼乐孝文帝就逝世，而负责礼乐改进事务的高闾也在不久后去世，北魏的礼乐建立就此结束。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也是西域音乐在北魏流传的高潮时期。据《洛阳珈蓝记》载：“自葱岭以西至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更据唐代《通典》载：“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由于北魏统治者自身出自少数民族，其在对待西域胡人、胡商、胡乐的态度更是开明开放的，这让迁都后的洛阳称为融合了西域民俗、文化的都城，也为西域乐人提供了可以进行音乐传播的基础。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北魏音乐发展仍然以继续恢复汉民族的礼乐和与西域少数民族音乐融合为主，不同的是，礼乐的继续发展受到历史断层的影响，无法恢复；而少数民族音乐则随着不断的融合，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三、北魏音乐元素考源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北魏政权统治的不同时期，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发展的形态和速度是不同的，但这两种音乐形态却贯穿于北魏音乐的始终，相比较而言，西域音乐的元素更甚于中原音乐元素，存在于北魏音乐中。自东汉末年地方割据纷争，到隋统一中原的200多年间，西域音乐像流水一样，以不同支流的形式流入，最终在隋唐时汇总为河流，达到高峰。这段时间内，西域音乐的陆续传入，在北方不同政权的交替下，各自交流和融合，让它们在中原大的环境下，不失自身风格的继续发展着，最终成为隋唐燕乐的重要乐部和组成部分。

有关于北魏音乐的研究，目前主要以云冈石窟乐舞及音乐窟为依据进行，本文是以北魏政权变更为主线的音乐元素史料考证，则是依据汉民族音乐和“丝绸之路”上传入的音乐，与北魏音乐相结合的研究，是交叉了丝绸之路音乐的融合、发展研究。

注释：

① 芮乐伟,韩森 著.张湛 译.丝绸之路新史[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