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喻国明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传播范式急剧变化，网络舆论现象日趋复杂，网络舆论的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严峻考验。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出传统治理模式在新的舆论格局中的不适应性，亟需以新的思路、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网络舆论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可行的解决路径。在此，笔者着重从三个方面来阐释网络舆论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以复杂性范式面对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生态现象，它由诸多社会因素连接而成，这些社会因素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网络舆论治理过程中，不能以局部思维来看问题，认为把一个点治理了，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其会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如今的网络已不仅仅是内容传播的渠道与手段，其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架构，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舆论的治理，不应单纯地从内容角度去思考，而应该运用复杂性范式来看待。如果今天仍将其当成内容媒介来治理，仅追求将内容治理成预期的模式，那么对于建筑其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而言，可能付出的代价会超过获得的收益。因此，务必要以复杂性范式来对待网络现象。

所谓复杂性范式，就是应尊重其中的一些特定的连接规则。比如，用户在网上发布一则信息，这则信息只是部分事实，用户保留了符合自己心意的内容，而把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内容裁剪掉。如果是在点对面传播的大众传播时代，这条信息的传播的确会对人们的社会认知产生较强的误导，在只有单一一种话语时，的确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然而，网络时代并非如此。多元是网络时代的显著特点。众多的点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实或道理进行聚焦，在这种聚焦中会产生无影灯效应，彼此之间相互印证、纠错、延伸、补充，任何一盏灯是否亮，灯下是否有阴影并非最重要的，只要灯从不同角度照射，结构合理，角度丰富多元，最终的呈现结果可能反而比单独一个信源更为真实、准确和深刻。这就是网络时代的新特点。我们不应简单地对一个表达要求过高，对网络的言论尺度和表达事实的标准尺度也应尽可能往下探，如此可以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社会信息彼此之间的汇冲、互动和交流过程中，从中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找到社会的共识所在。由于社会公共事务涉及方方面面，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当中来，这是一个社会公共生活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用一种高标准来规定这种信息的汇流，若只有5%甚至是3%的人参与这样的讨论，那么社会共识即使达成，也难以代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众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与认同。普通公众并非专门受过培训的记者，其并不能把事实与观点进行某种程度的剥离，做出客观、准确、精准、翔实的表达，公众在网上更多时候是一种情绪性的宣泄和表达。如果将所有的这类信息都屏蔽在网络舆论表达之外，那么虽然网络空间清朗了，但是个体的情绪舒畅以及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健康活泼与可持续的网络生态可能与预期相去甚远。

仅凭一己标准、一己眼光，未必能穷尽天下的真理，有时候个体会存在失误和局限性，因此不应对自己的价值观、观点立场抱有无限信任。在有自信的同时也应有宽容的心态，这或许是形成好的舆情供给端的一种策略，因为只有友好的、健康的供给端，舆论的生成才是健康的。

用开放整合协同的方式实现有效治理

在智能传播时代，作为舆情治理者、研究者，面对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对象的复杂性，也包括手段的复杂性。如今，对于传统人文社科研究者而言，区块链、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都是新科技领域里陌生的、未知的知识与工具，同时也是必须要面对和掌握的工具和手段。如果用一万个小时定律来解决这一问题，投入大量时间去学习，然后再投入到工作中，时间成本太高，而且陌生工具、手段、概念层出不穷，逐一学习吸收再运用，效率太低，学习速度难以跟上工作需要。

对于实际工作而言，学习是有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应当用开放协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目前，在媒体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做到全知全能，记者要做全能记者，什么都会，不但要会写稿子，还要会编片子、做网红，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要求，其包含着对专业的不尊重，因为任何一个专业都应有高度、有门槛，并非可以轻易跨越。经过一万个小时的学习或许可以从外行变成内行，然而这种内行可能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内行。实际上，高质量的专业能力组合应当是用开放整合、社会协同协调的方式形成新的舆情生产力、传播生产力和社会管理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比如，某些问题对一个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很复杂，而对于计算机专业的研究者而言可能异常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彼此间的协同协作就会产生很高的效率，达到1+1＞2的效果。笔者有一个经常提及的例子，一个大学教授，打车到自己学校门口，下车后才发现匆忙之间把自己的电脑包落在了出租车后座上，里面有重要文件，他既无出租车票，也记不起车牌号。此时他突然看见另一辆出租车疾驰而来，他拦住了这辆车，给出租车师傅100块钱让其帮忙追上前面那辆车。结果这位师傅拿起对讲机，联系前面的出租车司机，让其回来把电脑包还给这位教授。由此可见，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说几乎要失控的事情，对对方而言可能尽在掌握，这便是合作的好处。

面对陌生的领域，陌生的研究工具和治理手段，更要倡导这种开放式的整合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复杂社会舆情现象的有效治理、高质量的治理。

留有“不作为空间”

整个规则本身，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不作为空间”。要做好治理，就要有不作为不治理的空间。其实有时候不治理也是一种治理。以指导学生为例，对一个课题而言，导师亲自做的质量肯定高于学生，然而如果所有工作都由导师亲力亲为，一方面导师可能会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学生也会失去锻炼成长的机会。因此，要相信学生是有潜力、有智慧的，只要给他机会，他就能够成长，将一些工作分配给博士、硕士去完成，给他们指明方向，让他们单独完成任务，可能第一个课题学生只能做到80分，第二个就能做到85分，第三个课题就可以做到90分甚至是95分，以后再做课题可能会做得比导师还好。

要解决好整个社会舆情的治理问题，需要理清哪些方面是需要让它自己在自组织、自我生成的过程中自行解决，哪些方面是需要去干预、管理的，这可能是当前舆情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一个事情可以不管却又被管理的时候，不但会造成管理效率低、资源浪费等问题，有时也可能出现越管越乱，甚至化友为敌的状况，将本来可以争取到的力量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在这方面笔者举一个古代社会治理的范例作为参考。秦朝是强大统一的中央帝国，其社会治理采用郡县制这一特别刚性的方式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刚性、全面、无一遗漏的管理方式很快崩溃了。陈胜吴广之所以起义，就是因为他们去服劳役时路遇下雨等复杂情况，无法按期到达服劳役的地点，按照秦律当斩，在此情形下，去与反结果都是死，不如造反。这便是刚性管理，把本来属于自己的臣民逼到对立面，因而大秦帝国在很短时间内，在这种刚性管理中脆弱溃败。汉朝统治者总结秦朝短暂而亡的历史时，提出“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社会管理规范，这是在庞大复杂情况下的一种管理智慧的形象性说法，一直影响着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所谓“皇权不下县”，就是指封建中央集权这一管理中心，只管理到县一级，县以下的部分，由既有的村规民约、公序良俗、宗族祠堂等规矩去管理。尽管县以下的管理可能不尽相同，甚至有些看起来很残酷，但是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封建中央管理机构可以免除巨大的管理负担，集中精力管理其应该管，又管得好的事情，同时又给整个中国的乡土社会一个巨大的自组织、自处理空间，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深厚的有自由度的灰色空间，如此，社会的柔韧性特别好。在全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中，只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用长盛不衰来概括，其他地方的封建社会最多三五百年，没有很长的时间延续。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有长盛不衰的历史表现有很多原因，这种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实际上，不止是古代，现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亦是如此。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小岗村的农民自主决策为起点的。万里同志当时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出要相信农民自己懂得会种什么、要种什么、不要种什么，给他们自主权，给他们决策的空间。这就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从放权开始。

由此推之，在今天中国社会舆情治理当中，需要区分哪些领域是需深入管理的关键领域，哪些领域是可以在自组织过程中自行解决的，这是智能媒体时代进行舆情管理时应当予以高度关注的课题，解决了这一课题，则管理效率和舆论生态将会有良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