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海龙 张海龙

有史以来北庭地区便为古代丝绸古道北路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无论中原王朝还是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都在此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的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作为当时北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往来东西的商人、僧侣都在此驻留，使之成为东西方文化汇聚之地，而佛教作为在丝绸之路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文化在北庭留下了许多佛教文化遗产。

一、前北庭都护府时期的北庭佛教

可汗浮图城为北庭都护府前身，这一地区是古代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属两汉旧域。汉朝式微后，该地区又先后成为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关于前北庭都护府时期的北庭佛教，学界根据可汗浮图城这一名称普遍存在着这么几种意见：一种认为“浮图城”与佛教的浮图有关，即突厥可汗所建立的佛寺。一种是以徐松为代表的认为可汗浮图是汉代的务涂谷，“浮图即务涂之转音”①（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5页。，务涂谷在今吉木萨尔附近的千佛洞，嶋崎昌与孟凡人二位先生都持“浮图”来自地名“务涂”这一观点②有关探讨可参看嶋崎昌《可汗浮图城考》，《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71～252页。孟凡人：《略论可汗浮图城》，《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57～61页。。而薛宗正先生认为“务涂”为突厥语的音转，其意为“柳”，务涂谷当即两《唐书·地理志》所载的“柳谷”，位于连接西、庭二州的山间通道，是汉代连接车师前、后王部的枢纽；认为车师后王治所的务涂谷必在此条通道上无疑，其地当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山口谷口，与可汗浮图城的地望风马牛不相及①薛宗正：《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后收入吉木萨尔县文物局编：《北庭史论集》（上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29页。。这种观点认为可汗浮图城与佛教“浮图”无关。还有一种认为可汗浮图城修建于柔然伏图可汗在位时期即公元6世纪初②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的第三个草原霸主，在公元5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活动于大漠南北，整个东北天山是柔然可汗的直接属地。柔然在与周边政权接触的过程中，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第十代可汗受罗部真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的学习北魏，使用汉式年号，建元永康。北庭地区气候较为湿润，雨水丰沛，除了零星碑刻及回鹘时期的寺院的题记，基本没有纸质文书发现，但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一窥柔然在北庭地区活动的情况。上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的《莲华经》残卷，经考证永康五年为公元470年，是柔然控制高昌时所抄写的。此外在哈拉和卓90号墓出土了《永康十七年（482）残文书》，“永康”是当时柔然受罗部真可汗年号，可见当时高昌的统治者都是奉柔然年号，依附于柔然。在吐鲁番出土的有柔然年号反映柔然活动情况的文书极少，同墓所出的其他文书也被视作永康十七年前后书写③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这件文书中提到了不少人名，如：若愍提懃、乌胡慎、吴儿折胡真、作都施摩何勃、秃地提懃无根、阿祝至火下、处论无根等等，这些名字都具有柔然人名的特点，显然多是来自柔然的使者和官员。文书中也出现了柔然官号如：提懃、摩何等，这些官名也被之后的游牧民族如高车、突厥、回鹘等继承和使用。柔然控制高昌地区时间并不长，到公元489年时，阚氏高昌开始使用自建年号“建初”，这点从吐鲁番文书《建初二年庚午岁（490）功曹书佐左谦奏文》中可以得到佐证④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关于柔然何时信奉佛教，史书与出土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柔然信奉佛教则是毫无疑问的，在控制阚氏高昌的这段时间内，柔然肯定会或多或少接触到佛教。而北庭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往来东西传法取经的僧人在途经北庭地区时多会在此停留。如南朝僧人法献，在宋元徽三年（475），从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⑤（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88页。。六世纪中叶，又有北印度僧人那连提耶舍等六人，从西域北上，到达柔然⑥（唐）道宣撰，郭邵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页。。北魏永平四年（511）九月，柔然可汗“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象”⑦（北齐）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7页。，甚至还有僧人在柔然政权中担任“国师”⑧（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八，第312页。。虽然在北庭地区考古调查中并未发现唐代以前的佛教遗迹，姑且不论可汗浮图城的修建是否与佛教有关，亦或是该城是突厥人还是柔然人修建的，上述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在5世纪中后期开始，活动在东天山南北的柔然人已经开始接触并信仰了佛教。

继柔然之后在北庭地区活动的是突厥人，突厥人曾受柔然统辖，为其锻奴，因此突厥人在受制于柔然时接触到佛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突厥人是否在当时就信奉佛教还缺乏直接证据。柔然被突厥所败后，可汗浮图城曾先后成为突厥小可汗贪汗可汗王庭和西突厥初期铁勒汗国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苾歌楞的王庭，而后统叶护可汗接管了可汗浮图城，但在随后的东西突厥战争中，西突厥战败，可汗浮图城又成为东突厥阿史那社尔的王庭①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58页。。关于突厥人何时开始接受佛教从下面的两则材料中可以找到线索，《续高僧传》卷2（那连提黎耶舍传）载：

（那连提黎耶舍）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556）届于京邺。文宣皇帝极见殊礼又往突厥客馆，劝持六斎，羊料放生，受行素食。②（唐）道宣撰，郭邵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第34～35页。

《隋书》卷84载：

齐有沙门慧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他钵曰：“齐国富强者，为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他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並《十诵律》，他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③（唐）魏征：《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5页。

以上材料表明在突厥第三代可汗木杆可汗（553—571）时期，突厥还并未信奉佛教，而在第四代可汗他钵可汗（572—581）时期，佛教开始在突厥中逐渐流传开来。此后又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中天竺人也。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勖生福增敬，日信于前④（唐）道宣撰，郭邵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三，第65～66页。。其实佛教的信仰在突厥内部也是经过反复的，特别是统叶护可汗死后，似有一段时间对佛法不大信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曾对这一情况有所反映。“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袭伽蓝，欲图珍宝遂告群属所梦咎征，驰请众僧，方伸忏谢⑤（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7页。。”以上均可表明至迟在六世纪末佛教在突厥人中已经开始流传开来。具体到北庭地区，虽然有关该地佛教信仰的具体情况现在还尚不清楚，但北庭地区当时在突厥各大小部落的控制下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统治者的皈依信奉，因此在其控制的地区有佛教的流行也不足为怪，但关于佛教在这一地区流行范围有多大、信众的多寡，由于缺乏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支撑，则是无从考证了，这也同佛教在突厥初传和其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水平密切相关。

二、唐代的北庭佛教

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兵平定高昌，同年设立安西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在高昌、可汗浮图城设立西、庭二州，北庭地区开始纳入唐王朝的管辖之下，此后北庭地区经历了安西都护府管辖下的庭州（640—702），北庭大都护府的鼎盛时期（703—733），北庭大都护府的维持时期（733—790）⑥吉木萨尔县文物局编：《北庭史论集》（上册），第30～31页。，虽然初期经过了阿史那贺鲁叛乱，但从640年始置庭州到790年北庭大都护府解体，唐朝在此苦心经营了150年使之成为天山北麓的军政中心。

随着唐朝在北庭地区统治的加深，内地的汉文化也随着迁入该地的军民传播到此。有关唐代北庭佛教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都不是很多。从上个世纪初国外探险队开始造访北庭故城，盗掘出土了一些有关佛教的文物。日本大谷探险队于1908年在北庭故城西北角的一处寺庙遗址挖掘出土了16块碑刻残块，这些残块多呈不规则形状，上面还残存少量阴刻汉字①［日］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有光社，1937年，第491页。，虽然残块上的文字已经无法连缀成文，但其中保留下来的关键词“龙兴寺”却极为重要②这些碑刻残块及拓片的图版上世纪先后收录于《西域考古图谱》和《大谷文书集成》中，根据考证为唐代碑刻，其中的15块现收藏于大连旅顺博物馆。。北庭龙兴寺的出现在北庭佛教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明唐朝内地汉传系统的佛教已经进入北庭地区，龙兴寺可能并不是北庭最早奉敕修建的官寺，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便利用《大云经疏》为其登基作政治舆论上的宣传，于天授元年（690），敕令“两京及天下各州，各建大云寺一所”③《唐会要》卷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96页。，荣新江先生曾对唐代西域汉传佛教寺院系统进行了考证，唐代安西四镇的龟兹、疏勒、碎叶都建有大云寺④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37页。该文后又收入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而早于安西四镇归附唐朝的庭州符合修建一座大云寺的要求，但还缺乏考古实证。武则天统治结束之后，唐中宗登基命全国各州修建寺观，名中兴寺、中兴观，不久后又下敕改各州中兴寺、观为龙兴寺。龙兴寺修建之后往往是当地最大官寺，而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最高僧官往往都驻锡于龙兴寺。

关于北庭出土的龙兴寺残碑碑文的考释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的考释⑤关于残碑释文考证可参考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第247～257页。彭杰：《唐代北庭龙兴寺营建相关问题新探——以旅顺博物馆藏北庭古城出土残碑为中心》，《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第65～69页。。在碑文中出现僧官“都维那”官衔，并在前面加上“检校天官”的世俗官衔，这在唐朝时奉敕修建的官寺中较为常见。随着唐王朝在西域控制力不断的强化，西迁入西域的军民人数的增加，军民在宗教信仰上的需求也不断增强，而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在西域大力推行汉化佛寺，在西域控制的州府军镇修建官寺，并且由内地的高僧出任寺主。如安西大云寺寺主秀行就是长安七宝台寺的僧人，荣新江先生推测，他应该是武则天敕令全国各州建大云寺时一起被派往安西地区的⑥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第134页。。此外，于阗龙兴寺寺主是来自河北冀州汉僧，疏勒大云寺的住持是来自岷州的汉僧。由此可见北庭奉敕官修的龙兴寺其僧官应该同安西地区一样是由中央下令任命内地的汉僧出任的。这也说明，安西、北庭这两个级别相同的大都护府在官寺管理上唐王朝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关于北庭龙兴寺的位置，这在大谷探险队与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中都有清晰明确的论述，在北庭故城的西北角的遗迹为唐代北庭龙兴寺遗址⑦［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二卷），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5页。。而关于北庭龙兴寺修建的时间以及残碑上“都维那”僧人彭杰在文章中利用敦煌文书进行了考证，认为北庭龙兴寺始建于神龙元年，而“都维那僧”则是参与《金光明最胜王经》翻译的法海⑧彭杰：《唐代北庭龙兴寺营建相关问题新探——以旅顺博物馆藏北庭古城出土残碑为中心》，第72页。。

到了北庭后期，由于吐蕃阻断河西，并不断向西蚕食唐朝控制的西域，阻断丝路。而由北庭北至回鹘衙帐的回鹘路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当时许多往来西域中原的僧人、商人都是途经此道往来东西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悟空游历北、中天竺后携带梵文佛经回国，他在龟兹停留一年多。此间，请龟兹莲花寺高僧莲花精进将《十力经》翻成汉文。后又到北庭请于阗僧人尸罗达摩将《十地经》和《回向轮经》翻成汉文。

三 结语

8世纪末，吐蕃不断西侵，进攻北庭，回鹘从开始的协助唐军抵抗吐蕃，到最后完全将北庭据为己有，北庭地区进入了回鹘控制时期。在占据北庭后也为之后漠北回鹘衰落后向西迁徙留下了退路，在公元840年回鹘西迁高昌时，北庭也就成为了回鹘的一个前进基地。唐王朝控制北庭的一个半世纪里，北庭的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官修佛寺，有内地高僧驻锡传法，往来丝路的高僧也在此弘法译经，北庭佛教几乎与内地无异。9世纪中叶后，回鹘占据高昌，逐步建立起高昌回鹘政权，该民族的宗教信仰也由最开始的摩尼教逐步改宗信仰了佛教，但这一过程应该是在其占据北庭之后就潜移默化开始的，而现在北庭故城保留下来的大量佛教文物大都属于高昌回鹘时期，但不能由此低估唐代北庭佛教在整个北庭佛教历史上的地位，有关唐代北庭佛教更多的资料的发掘只能留给考古工作者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