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 山

一、研究背景

虽然现代学术的主要特征在于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保证研究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但是，这种“分离”并不彻底，我们仍需把握学术动态背后的政治因素。日本学界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基本构建于两国内外形势变迁而形成的认知基础上，随着中日关系的浮沉而几经变迁。2010年后，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超越日本，面对这一现状，日本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分裂：一方面，由于中国日渐崛起及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激化，使得日本社会乃至年轻学子有志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数有所下降，加之经济的持续衰退，又迫使中国史研究的相关经费不断缩减，学界整体呈现出某种“萧条”之势，有“后继无人”之忧；另一方面，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局势，日本又短暂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史，继而对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到本文，笔者试图考察2010—2015年日本学界对1840—1919年段近代中国的相关学术动向，为国内学界提供某种思路。

二、研究成果

1.通史

首先，中国近代史的断代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一般以1911年、1919年、1928年等年份为分界点进行讨论，多倾向于整体把握1840—1949年的历史进程。日本学界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不少日本学者开始采纳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将中日关系置于国际格局中加以思考，因而此时出现的大量通史性著述未采纳传统的1840年、1919年、1949年为分界点的划分方式。譬如2010年岩波书店（岩波本屋）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便以1894年和1925年为分界点进行论述。和田春树（Wada Haruki）、山室信一（Yamamuro Shinichi）等编的《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①和田春树、后藤乾一（Goto Kenichi）、山室信一、赵景达、中野聪（Nakano Satoshi)、木畑洋一（Kibata Yoichi)、川岛真（Kawashima Shin)：《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除第1卷外，其余各卷大致按照10至15年为一时间段展开研究。田中仁（Tanaka Hitoshi）、菊池一隆（Kikuchi Kazutaka）、冈本隆司（Okamoto Takashi）等的《新图说中国近现代史》，①田中仁、菊池一隆、加藤弘之（Kato Hiroyuki)、冈本隆司：《新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中日新时代略图》（《新図説中国近現代史：日中新時代の見取図》），京都：法律文化社，2012年。主张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向前延展至明清更替时期。浅野亮（Asano Ryo)、川井悟（Kawai Satoru）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概说》第一卷中，以全面抗战为截止点，研究1830—1937年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此外，继续采用传统叙述方法的通史性著述，则有2010—201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②野村浩一（Nomura Koichi），近藤邦康（Kondo Kuniyasu），并木赖寿（Namiki Yorifusa，1948—2009），坂元弘子（Sakamoto Hiroko），砂山幸雄（Sunayama Yukio），村田雄二郎（Murata Yujiro）等编：《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涵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冷战时期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2010年后，恪守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与叙述的著述已然不多。究其根本在于，“二战”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东洋史学及东洋史观随着日本战败，丧失了对日本学界的严格管控，其他学派，譬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西方现代化理论开始大量涌入日本，使得学界整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加之与国内学界围绕学术问题屡兴论战、商榷，以求达成学术共识的倾向不同，日本盛行研讨会型研究，主张根据时局变迁，紧跟热点问题，学者们在一定时间内协同合作和集中讨论，但是该方法使得相关课题存在一次性、时事性的缺点，对学界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

其次，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一直都是学界的热点所在。就方法而言，这段时间的通史性著述有了些新变化。较为典型的就是《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该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在有关近代人物政治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加以论述。如第二卷为《万国公法的时代：洋务·变法运动》，时间从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到1900年自立军蜂起，选取李鸿章与森有礼、马建忠及刘锡鸿等人有关变法、改革的不同看法，考察近代政治改革运动；第三卷《民族与国家：辛亥革命》，研究时间为1894—1911年，收录了革命派、改良派的思想学说，涉及人物不限于革命派人物，清末保皇党、民初政治家也着墨颇多，但令人遗憾的是，本卷并未涉及辛亥革命前后的多种思潮的交流。

此外，和田春树、川岛真、赵景达等人合编的《东亚近现代通史：19世纪至今的历史》（上）③和田春树、后藤乾一、山室信一、川岛真、赵景达：《东亚近现代通史：19世纪至今的历史》（《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19世紀から現在まで》），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与和田春树、山室信一等合编的《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采取专题史的模式，对个别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在《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一书中，④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Yoshizawa Seiichiro）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门》（《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等对日本学界近年来出版刊行的著述过于侧重于实用性，即所谓制作和整理大量的文献目录、研究指南感到遗憾，认为这样一来研究工作就容易趋向简易，甚至简陋，指出学术研究单纯讲“技法”“指南”，难以对学界及有关学人有所裨益，真正的研究工作，必然是超越文献目录与研究指南的。当然，本书对文献目录、研究指南也并非一概排斥，强调其仍有必要性。如冈本隆司就比较了传统资料卡片与计算机数据之间的区别。

就视角而言，《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丛书各卷视角皆有所不同，第一卷《清朝与19世纪近代世界》，以清王朝的相关活动为视角，描绘处于内外交困下的清王朝的外交行为。第二卷则将近代中国放置于世界史框架内，考察分析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外交事件。该卷与第一卷相仿，以国际政治为导引，叙述清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社会变迁，并且将国内局势的演化视为对国际政治的反应，忽视了中国自身内在发展的逻辑性，不免有落入“冲击—反应”的窠臼之嫌。浅野亮和川井悟在《概说：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指出全国市场圈的形成依赖于中国交通、通信制度的现代化，还以近代华人、华侨的视角考察了国家意识与国民意识的诞生与发展，分析了国旗、国歌、国徽的象征性意义与确定过程。①浅野亮、川井悟编：《近现代中国政治史概说》（《概説近現代中国政治史》），京都：密涅瓦书店（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他们虽然主张借助国家统合与国家形成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政治史，但是他们对于近代政治中的重要议题——立宪、议会的相关研究却涉猎不多，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与浅野亮、川井悟看法相近，西村成雄（Nishimura Shigeo）也认为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诞生与发展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国研究的重要线索之一。他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国，大致有两大政治潮流：一是以创建现代国民和国家为目标的政治潮流，二是继承、维护传统中华世界的政治潮流。这两种潮流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不仅如此，他还将20世纪中国分为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期，考察了政权更替过程中的正统性问题，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的国家支配正统性的主要载体在于“议会”，分析了“议会”在近代中国立宪制度中的作用。②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11年。

最后，政治问题、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再评述。譬如冈本隆司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一方面将重点放在了近代世界贸易的流转，从经济层面解读战争起因，另一方面关注清末内在社会的动因。他还指出朝鲜自身的属国自主观对甲午战争的爆发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冈本隆司强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超越了变法派、革命派思想，成为20世纪初中国各民族的主流思潮。当然，本书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将中国史研究纳入世界史中，固然值得提倡，但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特色却在本书中被模糊化，这应让国内学界引以为戒。

整体而言，此时的学界延续了近些年来的基本趋势，即微观研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少学者只专注于制度的考证与复原。虽然不乏有人试图进行宏大历史的叙述，但是，日本学界侧重于微观研究的倾向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2.专题史

与通史性著述类似，日本学界在这一时期的专题史研究中，对政治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的重新解读、新史料的挖掘利用成为主要特点，加之，一定数量的历史周年纪念活动使得部分专题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近代政治人物评述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所在，这些年来由于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翻案”成风，出现了相当数量针对争议人物的所谓新评价。日本学界与国内相较而言，也有清末、民国部分政治人物的新认识。首先，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派人士，日本学界多侧重考察他们的思想与政治活动。譬如，佐佐木扬（Sasaki Yo）研究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期间的思想动向，特别是他们对立宪的看法。③佐佐木扬：《戊戌前夜至义和团事件的康、梁宪法观》（《康有為と梁啓超の憲法：戊戌前夜から義和団事件後まで》），《经济史研究》（《經濟史研究》）（16），2013年1月，第59—83页。藤谷浩悦（Fujiya Koetsu）对毕永年与日本人的交往着墨颇多，重新考察了毕永年的《诡谋直记》的成书背景，肯定了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作用。④藤谷浩悦：《毕永年与平山周的湖南游历——以毕永年〈诡谋直记〉背景为中心》（《畢永年と平山周の湖南省遊歴——畢永年「詭謀直紀」の背景を中心に》），《东京女学馆大学纪要》（《東京女学館大学紀要》）（10），2013年3月，第85—131页。革命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孙中山的相关研究也不在少数。2011年，深町英夫（Fukamachi Hideo）编译的《孙文革命文集》，从整体上梳理了孙中山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革命思想。⑤深町英夫编译：《孙文革命文集》，东京：岩波文库，2011年。安藤久美子（Ando Kumiko）分析了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⑥安藤久美子：《孙文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变革之路》（《孫文の社会主義思想：中国変革の道》），东京：汲古书院（汲古書院），2013年。天野怜（Amano Satoshi）和武上真理子（Takegami Mariko, 1961—2017）则全方位考察了孙中山的科学思想，①天野怜：《孙文与实学：以〈中国现势地图〉的铁路为中心》（《孫文と実学：『支那現勢地図』の鉄道を中心に》，）《纪尾井论丛》（《紀尾井論叢》）（1），2013年07月，第12—18页；武上真理子：《科学之人——孙文》（《科学の人·孫文》），东京：劲草书房，2014年。久保田文次（Kubota Bunji）的《孙文·辛亥革命和日本人》，分析了孙中山的日本观以及其与宫崎滔天（Miyaza Kitoten, 1871—1922)、梅屋庄吉（Umeya Shōkichi, 1868—1934）等人的关系。②久保田文次：《孙文·辛亥革命与日本人》（《孫文·辛亥革命と日本人》），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批评孙中山的声音。不过，这些文章有相当的主观性，有作者自身反对中国的政治性宣传，需要学界注意，如杨海英过于强调革命过程中的破坏性与消极性，③杨海英：《序言：恶魔一般的“革命”所诞生的中国式殖民地体制》（《まえがき悪魔としての「革命」が生んだ中国流植民地体制》），《亚洲游学》（《アジア遊学》）（148），2011年12月，第4—16页。北村稔（Kitamura Minoru）认为辛亥革命具有宣传性、夸大了其本身的意义，并不具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观点具有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④北村稔：《〈一百周年宣传〉下捏造的“辛亥革命”》（《「百周年プロパガンダ」で捏造される辛亥革命》），《正论》（《正論》）(477), 2011年11月，第242—250页。而松本真澄（Matsumoto Masumi）更是污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大汉族主义，仇恨少数民族，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⑤松本真澄：《孙中山“彻底民族主义”——近代统一的幻想》（《孫中山の「徹底した民族主義」――近代的統一への幻想》），王珂编《辛亥革命与日本》（《辛亥革命と日本》），东京：藤原书店（藤原書店），2011年。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如张之洞、李鸿章等，日本学界也多有研究，多侧重考察他们对现代化改革的见解和主张。冈本隆司的《李鸿章——近代东亚》《袁世凯——现代中国的出发点》一改以往对李鸿章、袁世凯的负面评价，相对客观地阐述他们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⑥冈本隆司：《李鸿章——近代东亚》（《李鴻章――東アジアの近代》），东京：岩波新书（岩波新書），2011年；《袁世凯——现代中国开端》（《袁世凱――現代中国の出発》），东京：岩波书店，2015年。石井裕（Ishii Hiroshi）、荻恵里子（Ogino Eriko)、邱帆等，对李鸿章在朝鲜甲申政变时期的外交能力、甲午战争后的中日交涉、李鸿章被射伤事件及其与伊藤博文之间关系的演变等都有所涉及，普遍认为清政府外交的失利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李鸿章个人能力不足，而是整体实力的衰落。⑦石井裕：《佐藤进与李鸿章狙击事件：清日和谈的一面》（《佐藤進と李鴻章狙撃事件：日清講和談判の一局面》），《茨城县立历史馆报》（《茨城県立歴史館報》）（42），2015年3月，第20—57页；荻恵里子：《甲申政变之处理与清末外交：中日交涉中的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甲申政変の収拾と清朝外政：日清交渉における総理衙門と北洋大臣李鴻章》），《东洋学报：东洋文库和文纪要》（《東洋学報：東洋文庫和文紀要》）96 (3), 2014年12月，第273—301页；邱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个人关系的决裂以及中日交涉》（《李鴻章と伊藤博文との個人関係の決裂及び日清講和交渉》），《文学研究论集》（《文学研究論集》）（42），2014年，第167—185页。宫古文寻（Miyako Humihiro）的《张之洞与戊戌变法》、冯青的《张之洞的湖北海军建设与榜样日本》，以张之洞为研究对象，前文对他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进行再检讨，后文围绕张之洞的湖北海军建设，指出其海军发展的模仿对象是日本，而湖北海军的发展思路又波及全国。⑧宫古文寻：《张之洞与戊戌变法：围绕〈劝学篇〉的民权批判和清末新政构想》（《張之洞と戊戌変法：〈勧学篇〉における民権批判と清末新政の構想》），《史学研究》（290），2015年12月，第19—45页；冯青：《张之洞的“湖北海军”建设与“以日为师”》（《張之洞の「湖北海軍」建設と日本モデル》），土田哲夫（Tsuchida Akio）编著《近现代东亚的文化与政治》（《近現代東アジアの文化と政治》），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5年。除却冈本隆司外，马建标还围绕袁世凯与国民党党员的政治斗争展开讨论；⑨马建标：《为公正党争计：民初袁世凯与革命党之政治斗争》（《公正の党争を為す：民国初年における袁世凱と革命党員の政治闘争》），Fukuoka UNESCO (48), 2012年，第115—142页。田中比吕志（Tanaka Hiroshi）则认为由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使其人物评价相对较低，掩盖了袁世凯在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活动中的积极行为。⑩田中比吕志：《袁世凯：追求统一与改革的目标》（《袁世凱統合と改革への見果てぬ夢を追い求めて》），东京：山川出版社，2015年。该阶段的所谓重新解读，整体上并未有特别大的突破，部分涉及中国近代政治人物的“再评述”，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为日本社会的右派思潮所服务的，我们在理解和借鉴这些成果的过程中，要注意筛选，对文章背后的政治意图要有所警惕。

围绕如何叙述中国近代政治史之变迁，这一时期的著述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并木赖寿以近代代表性人物为个案，探究个体人物在近代中国的浮沉，以点及面，通过特定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构建近代史的研究脉络，有助于我们梳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①并木赖寿：《于东亚“近代”之问》（《東アジアに「近代」を問う》），东京：研文出版，2010年。他在《捻军与华北社会——近代中国的民众叛乱》中，进一步考察了捻军的发展状况，详述了苗沛霖团练事件、以江淮地区为例分析了清末地方势力的相关情况。②并木赖寿：《捻军与华北社会——近代中国的民众叛乱》（《捻軍と華北社会-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衆反乱》），东京：研文出版，2010年。深町英夫的《中国议会百年史》与《民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意义》，重新概括总结了民国初期的议会运行、议员选举以及宪政背景。③深町英夫：《中国议会百年史：谁来代表谁？》（《中国議会100年史：誰が誰を代表してきたの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民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意义：议会制度的破绽与“国情”》（《民国政治体制の歴史的意義：議会制度の破綻と「国情」》），《现代中国研究》2011年11月，第16—22页。中村元哉（Nakamura Motoya）也颇为认同，还进一步强调宪法制定的历史进程实质上是“仁政”向“宪政”的转变过程。④中村元哉：《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史——从仁政到宪政的转换尝试》（《中華民国憲法制定史――仁政から憲政への転換の試み》），《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と文化》）（30），2015年7月，第5—17页；《围绕近现代中国立宪主义的政治·社会·思想情势》（《近現代中国の立憲主義をめぐる政治·社会·思想情勢》），《南山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报》（《南山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報》）（5），2010年6月，第13—65页。久保亨（Kubo Toru）、嵯峨隆（Saga Takashi）在《中华民国的宪政和独裁》中，考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下的宪政论和宪法论。⑤久保亨、嵯峨隆编：《中华民国的宪政和独裁（1912—1949）》（《中華民国の憲政と独裁（1912―1949）》），东京：庆应义塾出版社（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金子肇（Kaneko Hajime）也从整体上把握了近代中国的立宪制和议会度的历史变迁。⑥金子肇：《近现代中国立宪制与议会制的谱系》（《近現代中国の立憲制と議会専制の系譜》），《为了新历史》（《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285), 2014年10月，第22—36页。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区域史、宪政史抱有明显的兴趣，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的一贯延续。对于清末民初宪政进程的后续研究，我们期待着中日两国学界的进一步沟通与合作，毕竟此时的宪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模式的移植和改造，要想深入研究，必然需要双方史料的互通有无。

日本学界对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重新思考，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新角度。重新选取政治史的切入点，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特定视角与人物，而应利用档案、日记、文集等史料多方考察，以此重新考察历史事件。譬如，新村容子（Nimura Yoko）考察鸦片战争过程中，不再围绕林则徐研究战争之缘由和经过，而是另辟蹊径，借助黄爵滋，通过考察黄爵滋与当时士人的往来活动，探讨鸦片战争的起源和士人关系网如何影响中央的决策。水盛凉一（Mizumori Ryohichi）对晚清官僚制度兴趣颇深，他的《晚清时期中央机构基层官僚的基本考察》，重点关注了户部衙门中的旗人官员，指出光绪初年引入的考试制度并未能完全发挥其功能，有事倍功半之嫌。⑦水盛凉一：《晚清时期中央机构基层官僚的基本考察：以户部旗人官僚为中心》（《清朝後期における中央基層官僚の基礎的考察：戸部の旗人官僚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学集刊》（《集刊東洋学》）(113), 2015年，第84—105页。石塚迅（Ishizuka Jin)、中村元哉、山本真（Yamamoto Shin）编著的《宪政与近现代中国：国家、社会、个人》，从政治史、社会史、宪法学等角度考察宪政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书中涉及了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省寺庙树木的采伐问题等，题材较为新颖。⑧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编：《宪政与近现代中国：国家、社会、个人》（《憲政と近現代中国：国家、社会、個人》），东京：现代人文社（現代人文社），2010年11月。李冬木、佐藤海山（Sato Kaizan）、吉田富夫（Yoshida Tomio）合著的《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圣皇”——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指出《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是袁世凯对新的国家的设计图，其在构想上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宪法”设计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之处，即以“大圣皇”取代“清皇”的所谓“帝国共和”方案，其“大圣皇”与“大总统”并存的国体构造，不同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任何一部正式公布的“宪法”,提供了不同于“君主立宪”或“共和立宪”的新构造，认为袁世凯试图建立一个具有清朝皇帝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身份兼而有之的中华民国政府。①李冬木、佐藤海山、吉田富夫：《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圣皇”——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帝国共和〈清皇〉から〈大聖皇〉へ：「袁世凱加筆民国憲法草案」について》），《文学部论集》（《文学部論集》）（99），2015年3月，第35—56页。这一想法颇为独特，国内学界涉及者鲜见，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发掘。久保田文次的《宋教仁暗杀事件再考》，围绕袁秉钧、洪述祖、应夔丞三人的关系进行研究，反对学界盛行的宋教仁谋杀案幕后指使为袁世凯的观点。②久保田文次：《宋教仁暗杀事件再考：以袁秉鈞、洪述祖、应夔丞的关系为中心》（《宋教仁暗殺事件再考：袁秉鈞·洪述祖·応夔丞の関係を中心に》），《史潮》（78），2015年12月，第84—104页。笠原十九司（Kasahara Tokushi）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民族运动》一书，以1914—1921年为主要时间段，讨论了中国民族运动的主体形成过程及与日、美的关系。他以在华外交官、传教士、记者为主要载体研究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之外，还试图阐明中国民族运动的主体、客体及媒体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③笠原十九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民族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の中国民族運動》），东京：汲古书院，2014年。

其二，历史事件的再梳理和补充。与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陷入暂时的沉寂不同，日本在这一方面的相关论著在这一时期反而有了一定增长。2013年，汲古书院出版了菊池秀明（Kikuchi Hideaki）的《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对洪秀全与基督教间的关系、19世纪福音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近代社会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近些年来日本学界太平天国史不可多得的佳作。④菊池秀明：《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金田から南京へ—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宫古文寻指出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为削弱西太后力量，进而掌握权力试图开设懋勤殿，此举受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力量的极力反对，引起了她的警觉，为之后的政变埋下了伏笔。⑤宫古文寻：《懋勤殿开设议案与外国顾问招聘策略》（《懋勤殿開設案と外国人顧問招聘策：対外連携策の果ての戊戌政変》），《历史评论》（《歴史評論》）（767），2014年3月，第72—89页。藤谷浩悦围绕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重新梳理了变法派间盛行一时的所谓“联日”论，对于如何实现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对于“联日”论的看法等内容。⑥藤谷浩悦：《1898年中日联盟论的发展：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中心》（《一八九八年の日中聯盟論の展開ー－北京、天津、上海を中心》），《东京女学馆大学纪要》（《東京女学館大学紀要》）(12)，2015年3月，第89—135页；《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改革论与联日论——以浙江、湖北两省为例》《日清戦争後、中国の改革論と聯日論——浙江省と湖北省を中心に》，《东京女学馆大学纪要》(11)，2014年3月，第93—135页。吉泽诚一郎通过解读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五四运动余音：20世纪中国与近代世界》（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2004），指出20世纪的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利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西方文化的灌输来实现国民救国意识的觉醒。⑦吉泽诚一郎：《透过五四运动解读现代中国——借助拉纳·米特的〈五四运动余音〉一书》（《五四運動から読み解く現代中国―ラナ·ミッター『五四運動の残響』を手がかりに》）、《思想》（1061），2012年9月，第147—159页；《近代中国的亚细亚主义诸相》（《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諸相》）、松浦正孝（Matsuura Masataka）编：《亚细亚主义所讲何事？——记忆·权力·价值》（《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东京：密涅瓦书店，2013年，第294—314页。

其三，围绕重要历史周年纪念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日本学界掀起了辛亥革命的研究热潮。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1911 Revolution）与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Sun Yat-sen Memorial Foundation）合作举办了诸多学术会议。其中，村田雄二郎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论集编集委员会编撰的《综合研究——辛亥革命》序章中，指出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重要一环，认为日本近些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以下几个倾向，即侧重于立宪派的主导作用、革命的变化性与连续性、国家统合与民族认识、“被革命”视角的增加——清王朝与北洋派观点的重视以及革命历史记忆与认知的研究。久保亨、田中比吕志、王柯、江田宪治（Ada Kenji）、深町英夫等学者也整理了这一时期学界的辛亥革命史动向。此外，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都是日本的关注重点。山室信一在分析明治维新后的变革思潮下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关系后，认为由于日本的错误外交政策导致了中日两国间关系的疏远乃至决裂。①山室信一：《连锁视点下的辛亥革命与日本》（《連鎖視点からみる辛亥革命と日本》），《经济史研究》（《經濟史研究》）16，2013年1月，第27—57页。曾田三郎（Soda Saburo）则主张清朝覆灭、民国诞生的历史进程，是新生国家的诞生而非传统的中国式的王朝更替，他还进一步通过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来探究近代政局变化以及日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②曾田三郎：《中华民国的诞生和大正初期的日本人》（《中華民国の誕生と大正初期の日本人》），京都：思文阁出版，2013年。这一时期正是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阶段，中日两国学者的联合研究和成果发表，成为过去所没有的一大景象，虽然并未能促使辛亥革命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大突破，但是仍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近期可喜的变化。

此外，藤谷浩悦从军事角度出发，研究革命前后军队的将校和士兵的思想动态、军队与社会的关系。③藤谷浩悦：《湖南省的辛亥革命与新军：爱国团体的设立为中心》（《湖南省の辛亥革命と新軍：愛国団の設立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报》（《中国研究月報》）66(3)，2012年3月，第32—39页。郭阳则通过在日留学生的诸多活动来分析研究辛亥革命，涉及爱国宣传、经验介绍、刊物发行等诸多领域。④郭阳：《清末留学生与汉文本〈华夷变态〉刊行》（《清末留学生と漢文本『華夷変態』の刊行》），《中国研究月报》68(9)，2014年9月，第1—13页。

结语

自“二战”结束，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下，日本学界得以摆脱传统东洋史观的桎梏，中国近代政治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近些年以来，日本学界呈现出以下几点趋势：

首先，不再盲从西方中心观，主张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属性和内在合理性，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对于过去盛行的发展停滞论、社会循环论等机械割裂中国历史的旧有观点有所摒弃。

其次，阐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与世界史的共通性的联系，这成为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摆脱清史、中华民国史等断代史桎梏的倾向越发明显，日本学者希望通过与中国学界的深入交流，统合彼此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实现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突破。

最后，多元史观并行不悖。近些年来，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影响下的日本学界试图重构近代中国政治史，强调近代中国的世界性与现代性，但是却出现了与中国史学界类似的“碎片化”研究、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虽然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日本学界仍旧继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历史分期、史学叙述上，唯物史观与革命史观仍旧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学界研究越来越受到政治的影响，学术政治化倾向颇为明显，我们在理解日本学界的有关论点时，一定要注意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切记把握分寸，避免为其所惑。

2010年以来，伴随着中日关系的微妙发展，更快、更全面地了解日本社会，特别是学界对中国当代乃至近代历史的认识状况的需求变得日趋迫切，对中国学界而言，了解和吸收日本学界的最新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脉络，能够从多维视角理解“想象的中国”与“实在的中国”，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处理好当下的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