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及其情报活动方式考

2019-12-16贺笃照

云南档案 2019年6期

■ 贺笃照朱丽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云南就有一批优秀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投身到中华民族的救国救亡行动中。1920年3月，云南祥云人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等19 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和毛泽东同志有过深入的交谈①。其弟王德三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云南毕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信息交通闭塞，加之滇地军阀割据、思想禁锢严重，所以云南党组织正式成立算早。本文从早期云南中共党组织的机构成立和活动方式来探究其党建工作基本情况。

一、云南早期中共党组织机构

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史简编》记载，最初云南地下党并没有专门负责情报的组织机构。早期的云南省委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名称先后经历了特支、特别委员会、临时省委、特委、省临委、云南省委等。

最早的党员为张永和和李国柱。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叫中共云南省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成立时间是1926年5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了杨青田回云南建立地下组织。但因唐继尧政府的严密控制无法活动，被迫返回广州②。因此，后来改派云南籍学员李鑫于当年到11月成功地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特支书记吴澄③，也有的资料说是李鑫，具体是谁？另文再详细考证。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和临时省委的书记都是王德三，成立的时间先后为1927年3月，1927年8月。1928年1月，云南省政府发布清党密令后，王德三等人成为反动派重点关注对象，王作为云南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4月，昆明成立特别委员会行使省委职能（简称特委）。1929年1月，王德三、李国柱和张永和回云南，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称为省临委，书记张永和。直到1929年底，中央才批准云南建立正式省委④。

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共云南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才有了负责统战和收集情报的领导机构：中共云南省工委⑤。1939年1月，南方局派马子卿到昆明，传达了中央精神和南方局关于批准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当时的工委书记为李群杰。1941年6月，南方局派郑伯克为工委书记。直到解放战争爆发，郑伯克一直为云南省工委书记，这对我党的统战工作是有益的。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各地工委相继建立，并展开了情报收集工作。如滇西工委给大理县委的任务是：一、做好情报工作，掌握敌人动态；二、建立洱海地下交通线，安全输送人员物资；三、开展兵运工作⑥。

在中共南方局和省工委的领导下，后来成立过如调查研究小组、敌工小组这样专职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

1942年4月，南方局派张文澄、杨才（杨全福）等到云南，与滇军二路军指挥部的方正组成调查研究小组⑦，由张文澄领导。周恩来、孔原等对小组的任务的指标：（一）负责联系滇系六十军，二路指挥部及五十八军中的党员；（二）收集有关云南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资料；（三）建立一条无线电通讯网，通过电台加强同南方局并云南地下党的联系。

二、云南省地下党早期情报活动方式

云南省委成立后，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云南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资料。通过情报的收集、传递、整理、分析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情报资源和财富，为日后云南抗日、解放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

现场调查，这是获取情报最常用的方式。地下党往往通过各种社会职业隐藏身份，在各地调研和交朋友、拉关系，或者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实地调查。因此，有渗透到敌后的特工和交通员等谍战人员。中共史上有名的熊向晖，长期呆在胡宗南身边而胡不察，使得敌人的布阵和调兵一一为我党所知，对于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样的工作充满风险，需要机智灵活和一定的运气。在东北长春和云南昆明解放前后，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奋斗着。如朱家璧、刘浩等都是策反滇军的重要人物。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注重地图和图书档案的情报价值。如刘邦入咸阳，萧何收地图档案。据《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刘邦进入咸阳，欲止舍秦宫中，为樊哙、张良所谏阻。于是刘邦乃下令封秦宫库，还军霸上，而萧何等则收秦之图籍等而还。”

下面要说的“龙云献地图”的故事⑧，是地下党通过打探敌人高层活动获取重要情报信息的方式。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红一方面军来到地形复杂的云贵高原，困扰行军最大难题就是没有军用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不清楚。为了摆脱敌军的包围，红军对沾益、曲靖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并造成要进攻昆明的气氛。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到云南，人地生疏，为围堵红军，薛岳派副官去昆明向龙云索要军用地图，这一情报由地下党打听到后马上传给了我红军指挥部。4月27日下午，中央红军沿着滇黔公路向昆明方向挺进，先头部队正好与国民党部队遭遇，红军的一支侦察队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拦截了敌军汽车。仔细检查后发现，车上装有云南省的1∶10 万比例尺地图二包，除了驾驶员，还有一名军官。这时，国民党军官从车上下来，气愤地质问：“你们是哪支部队的，竟敢拦我的车？”红军战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你当俘虏了！”说着，战士们缴了敌军官的枪，原本神气十足的敌军官看清是红军后，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不一会，周恩来亲自审问了这个军官，得知：他是薛岳的副官，奉薛岳之命去昆明向龙云索取军用地图返程，车上还有云南白药、普洱茶等云南特产。今龙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周恩来对朱德等人说：“敌人真是运输大队长，我们缺地图，他们就送来了地图；伤员无药医，就送来了云南白药。”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当年孔明入川有张松“献图”，今天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真要谢谢这位云南王的“关照”。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西山三元宫详细查看缴获的云南军用地图后，召开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席会议，做出了抢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重要战略决策。随后，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此，在红军中流传着“龙云献图”的趣闻。

通过收音机获取情报信息。据杨守沫《在滇军中秘密工作散记》回忆，他在锦州工作时，把买来的美国收音机安放在兵团部大楼底层的个人宿舍里用于每晚收听外部新闻。最初时，因附近的干扰大，效果不好，为此他请来了参谋处的张启宇帮忙。他们找来了一根两丈多长的大木杆和一些金属线，制作了天线后，才解除这问题。⑨

电台是当时先进而有效的传递情报的工具，兼有收听信息和传递情报的功能。据张文澄回忆，1942年4月，南方局派他和杨才（化名杨全福）等到云南建立电台。杨才原是南方局机要科的报务员，他到云南建水后利用张冲的第二路军指挥部的电台与南方局机要科电台建立了联系⑩。据张士明回忆，当年他们办《泸江小报》的材料来源，就是利用二路指挥部附属于特务营的无线电排，由杨才值夜班收听延安新闻。⑪据万国祥回忆，当年地下党在职教社云南办事处的掩护下，在昆明建立了地下电台。⑫1943年5月，中共南方局由重庆派林士英(林其英）、钟韵（化名沈志诚）、杨力平（化名陈力萍）到昆明建立电台。这里是兴隆街109 号，中华小学、职业补习学校都在这个院子里。⑬他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到了职教社的孙起孟（当时为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孙给他们安排了工作。特别是给钟韵安排的总务主任这个职务，对建立地下电台提供了很大方便。这个电台曾抄收传播过新华社电讯。据杨才《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的经过》：他当时想建立电台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然在建水后买不得材料，无法完成任务，只得暂时利用了第二路军的电台。此电台是以滇黔绥靖公署的名义派出的，专门搞防空情报，由龙云直接指挥。后来，他化名李清泉，以远征军联络员名义去五华山，找到杨立德，经他联系到了滇黔绥靖公署交通兵训练大队无线电中队当上尉教官。不久，听华岗（当时为云南大学教授）说，我们出报务员，龙云愿意出钱买机器，建立电台。机器后来设置在海源寺，寺后有龙云的防空洞。⑭可见，此电台能得以设立，完全是蒋龙矛盾的产物。

我党最初缺少电台，主要是通过碰头口头交代，或是用纸条、信件这样原始的工具来传递情报的，有时还会用到暗号或隐语。这些媒介在后面要说的长春解放及策反卢汉和昆明起义时，也起了重要作用。

据60 军地下党后期负责人公孙达的回忆，1948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叫王继生，有要事见你。”这是杨滨派交通员进来使用的联络暗语。⑮后来，他们在一咖啡馆见面，对方给他刘浩的信并通过信传答了上级指示。

长春起义前夕，面对杨滨纸条上的四个问题，李佐认为：用明语回信，万一给哨卡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不如用隐语妥当。⑯

四个问题：（1）郑洞国是否在长春？（2）两个军的粮食供应情况怎样？（3）两军之间的关系如何？（4）今后的行动企图。

隐语的回复，大意是：湖南国还在长春，老七几年来有些积蓄，生活较好；老六境遇困难，每天靠买一点高价粮和空投粮过活。在艰难的日子里，兄弟之间还能和睦相处。他们想回沈阳，又怕沿途哨卡盘查走不通，只好暂时住下再说。

按：这里的老七指新七军，老六指第60 军，这样就能看明白了。

冯憬行在1989年8月8日写的《我争取卢汉起义谈判的经过》中说：“约在11月7、8日，我出狱后，由席淑芳带王英(现名杨夫戎)来见我”。“王告诉我卢汉已作了逃往香港的准备并已开始行动，同时想找我党继续谈判，动摇不定。为了争取卢汉起义，组织上要我留下继续完成与卢谈判的任务，今后由他和我联系。……从此，我们之间进行着较为频繁的联系。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了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我们都是口头传递。有时王英给我一个条子，让我记熟后当面焚毁……”

据龙介仁《机智沉着做好党的地下交通工作》⑰一文：

弥勒地下党马士金为我安排了一个社会职业，在弥阳二小任教，担负弥勒城和竹园、西山、圭山的交通联络任务。我第一个接受的任务是护送马士金、杨治延、李栾兴三同志上昆明找省工委领导。时间七月底八月初。从阿基邑出发，送到路南的路美邑。我留下等他们办完事返回后同回西山。我在路美邑住的一个白天，突然有五辆运兵车在路美邑村停下，车上的兵跳下冲入我住房间，他们用刺刀对着我说：“你是共匪？”我沉着回答：“我是在路南县城读书回家的。”房主人说我是他家里的人，所以幸免于难。

同年九月，我带王介到路南蒲草村尾与毕恒光相见，接着带一封信到竹园交给宋文渭。以后，龙介仁多次完成了送信的任务。

注释：

①见《王复生日记》。

②中共云南省组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编.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史简编，第8页。

③中共云南省组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编.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史简编，第9页。

④中共云南省组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编.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史简编，第17页。

⑤中共云南省组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编.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史简编，第28页。

⑥《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下）》第356页。

⑦《中国共产党在滇军中的工作》第529页。

⑧参成信江.龙云“献”地图[J].云岭先锋,2016年第2期。

⑨《中国共产党在滇军中的工作》第323页。

⑩《中国共产党在滇军中的工作》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