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明 史亚黎/ 文

2012年6月28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开始正式通航，创造了云南航空事业的新纪元，标志着云南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的国际地位，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从1922年云南航空学校成立及昆明巫家坝飞机教练场建成至今，云南航空事业已在蓝天上飞行了90 个春秋，目前正从航空大省“飞”向航空强省。在此之际，本文仅以“起步篇”、“发展篇”、“新生篇”3 个章节对从萌芽到1950年初的云南航空事业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章：起步篇

抛下云南航空之锚的董泽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座正规的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及修建了南苑机场；1922年，中国第二座正规的航空学校——云南航空学校及巫家坝机场在昆明建成。虽然早在它们之前的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哥哥叫威伯尔·莱特，弟弟叫奥威尔·莱特）发明了人类第一架带动力的飞机，以一台8.82 千瓦的汽油发动机用皮带带动两具推进式螺旋桨，制造出一架名为“发现者”号的飞机，在这年12月27日进行正式试飞，由莱特兄弟驾驶着飞起来又降下去，降下去又飞起来，其中最长的一次飞行持续了59 秒，飞了260 多米也就是800 英尺左右的距离，每秒航速仅4 米多，跟骑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但成了人类第一次驾机飞上蓝天的记录，从而开创了人类自20 世纪开始进入航空时代的新纪元。

6年之后，一名在美国边打工边钻研航空技术叫冯如的中国广东省恩平县人，研制出了一架被称作“冯如一号”的飞机。1909年9月23日，他驾驶着这架飞机在美国的奥克兰市上空成功地进行了飞行表演，最大飞行距离800 米，也就是2640 英尺，为莱特兄弟“发现者”号的三倍，轰动了整个美国，由此成为中国驾机飞天的第一人。冯如随后又研制了“冯如二号”飞机，航程20英里，时速65 英里，高度达700 英尺，各方面的性能更是大大超过了“发现者”号，冯如誉满全球，被称誉为“东方莱特”的“中国航空之父”。1911年春天，冯如谢绝了美国航空界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国到广东参加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陆军第一飞机长，训练和培养中国的航空人才，广东由此成了中国航空的发祥之地。然而，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驾机飞行表演时，不幸坠机身亡，其遗体后被安葬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他“航空救国”的梦想终成泡影。1920年，孙中山大元帅府在广州设立了航空局，到1924年冬才开办了广东航空学校（也称广东军事飞机学校），这期间很多爱国华侨和有识之士纷纷在广东一展自己的航空抱负，广州相继修建了天河、大沙头等机场。但是，广东的航空事业尽管热热闹闹地轰动一时，由于湘、桂、滇等地军阀在此间乱哄哄你方退场我登台，致使广东战事频繁，航空事业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天河、大沙头这些早期的中国机场，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据笔者的查证和了解，应该说，在中国一直使用90 个春秋的机场，只有昆明的巫家坝机场和比它早9年的北京南苑机场；而比之北京南苑机场，也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成为中国目前的5 大国际空港之一，同时跻身于世界机场100 强之列。而且，云南航空学校对早期中国航空事业的贡献，也绝非比它早9年由袁世凯创办为北洋军阀统治服务的南苑航空学校可比。

作为边陲之地的云南为什么能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全国率先发展航空事业呢？我们有必要首先讲一讲董泽其人。

董泽（1888-1972年），字雨苍。云南省云龙县宝丰镇人。白族。清末贡生。后加入“同盟会”。从照片上看，他绝对是一个文质彬彬、怎么也跟航空学校跟飞机联系不起来的人。对董泽的了解，很多人仅限于东陆大学首任校长（也就是云南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作为。事实上，这只是董泽职业生涯的冰山一角。

1907年，19 岁的董泽考取选派留学的公费生，东渡扶桑，进入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作为一个有志报国的热血青年，董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弃学回国投身反清革命运动。之后又成为云南首批留美学生，于191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再度考取伊利诺大学，1920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正是长期留学海外，开拓了董泽的视野，增长了他的见识，使他深感要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厄运，必须励精图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探索新的救国之路。因此，董泽在学习闲暇之余，开始精心研究西方的成功经验。由于当时正值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军备竞赛此起彼伏，日趋激烈，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兴武器新装备应运而生。他敏锐地注意到新兴的航空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于是精心考察了欧美各国的航空事业。

董泽由此认为要强军立国，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发展空军，从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抓起。1917年，中国正处于护法战争之中，云南是中国各省军事力量最强的省份之一。董泽自然将创建航空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家乡。是年12月21日，他从美国给云南督军唐继尧写了一封信，建议开办云南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并提议向海外华侨募集资金，聘请爱国华侨和航空领域的专家予以协助。

董泽在信中写道：

观此次欧战飞艇（即飞机）奏效甚大。此种军备滇中尚缺如此。吾滇留美航空生二名，尚在预备时代，学成归滇，尚待时日。而时局之危急，需材之孔殷，非速办此项学堂，培养此项人才不可。是以生观，有提倡向华侨募捐，设立云南航空学校之计划。此事刻以着手进行。幸得大商家关镜宇、雷维创、伍学金、胡心泉辈之热心协助，并飞行家陈炎长辈之竭力帮助，及各同志之奔走鼓吹。观察前途，大有成功希望。

那么，云南航空学校究竟应该怎么办？具体地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办，开办航空学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董泽在信中指出：

现拟募美金二万五千元，以九千元作买飞艇三架费用。每架美金三千元，现已调查清楚。此项飞艇可为军事应用，亦可为学生实习应用。其余一万六千元作购买其他器具及开办学校费用。此系现在大略计划也，至进行情形，当随时续报。

在这封信中，董泽用了“非速办此项学堂，培养此项人材不可”，“此事刻以着手进行”等命令似的急切用语，又象账房先生似的开出“清单”，告诉唐继尧开办航空学校的目的，要用多少钱，又该怎么用的“现在大略计划”。唐继尧读罢此信，不禁拍案击出节，连声叫好，认为他的主张非常新潮，而且“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着手筹办此事。唐继尧专门致函董泽和华侨陈炎长等人进行沟通，并以督军行营的名义任命董泽为云南航空招募员，投身航空学校的联络、募捐及宣传活动。

身处异国的董泽，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求助，他在《设立航空学校募捐启事》中铿锵写道：

滇南（即云南），大陆军省也；人民朴实，富于忠勇。是以出师振旅，所向克捷。谅山之役（即中法战争），杀彼法将，败彼法军，滇军也；辛亥之役，援川援黔，转战数省，滇军也；三次革命（即护国首义），克胜劲旅，恢复共和，滇军也……惟恨最新军械，尚未完备，如飞艇一项缺如也。观此次欧战，飞艇效用之巨，奏效之宏，大有无之不能行军之势。是以唐公（即唐继尧）于此一事，尤加注意。

董泽在《启事》中大声疾呼：“夫设立（航空）学校，培养人才，为永久根本之计划。将来边疆有患，奏效疆场，在此一举矣”，可见他胸有大志，一片拳拳爱国爱乡之心言溢于表。1920年，董泽回国后，唐继尧见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俊杰，一表人才，品行端正，更是喜爱和欣赏有加，认为他正是自己理想中的妹婿，于是在征得了男女双方的同意后，将自己心爱的三妹唐惠赓嫁给了董泽。1922年，云南航空学校成立之际，已“摇身而为”唐继尧妹夫的董泽，又“得寸进尺”地向他提出了创办大学的建议，唐继尧再出巨资，在翠湖边讲武堂附近的贡院坡上建立了云南的第一个高等学府——东陆大学，并委任董泽为大学筹备处处长。1923年，东陆大学正式成立后，唐继尧为名誉校长，董泽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从1922年至1927年，董泽陆续担任过云南省教育司司长、财政司司长、交通司司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一如既往利用自己与唐继尧的关系和影响力，从各方面对云南航空学校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使云南航空事业从零开始，逐步发展成型。从这个意义上讲，董泽不仅是创办云南高等教育事业的第一人，而且也是最早建议并促成发展云南航空事业的第一人。

唐继尧扬起云南航空之帆

唐继尧（1883-1927年），字蓂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云南省会泽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同盟会”会员。参与策划和领导辛亥昆明“重九”起义。1915年与蔡锷、李烈钧共同撑起打倒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云南“护国首义”大旗，被统称为“护国三杰”。

1912年，唐继尧在川、滇混战中，被从四川率部“息兵回滇”的顾品珍赶下台后，流亡到香港，奔走于港、粤之间。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如东北、广东等省的地方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除了继续大力发展陆军之外，有的正在着手创建自己的空军。他们纷纷向国外购买飞机，聘请飞行教官。有的甚至已在准备开办航校，训练飞行人员。如此情形，震动了正在失意的唐继尧。他认真总结了自己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联想到董泽的建议，深刻认识到：空军将占据诸兵种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要东山再起，打回云南，恢复“霸业”，将来甚至要问鼎中原，“立马幽燕”，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在广东物色和联络了一些旅居美国的华侨航空人员，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日后回滇创办云南空军。

1922年春，唐继尧回到云南，重新登上了云南督军的宝座后，建立云南空军自然成了他巩固其地位、发展其势力的首要任务之一。

据当时昆明的一家《义声报》所言：“唐联帅为以航空事业，实为今日军事及交通上切要之图，因特筹拨巨款，购置飞机。对于编练飞机队，创立航空学校，飞行邮政诸要政，莫不积极筹备，已志前报。”

这年秋天，唐继尧开始密锣紧鼓地召集各路贤才实施筹办云南航空学校的计划，他电邀美籍华商关镜宇、胡心泉及飞行专家陈炎长等人继续协助云南方面集资建校，聘请董泽推荐的精通航务的广东旅美华侨刘沛泉主持校务，以归国华侨张子旋、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等人为飞行教官和机械教官，航空理论及有关专业学科的讲师。此后由东陆大学的杨克荣、肖扬勋、赵述完、张邦翰、柳希权等人兼任。

云南航空学校分为飞行、机械两科，选考招收的第一期学员来源非常广泛，除主要有云南和贵州的学员外，还有归侨学员和从广东、浙江等地来的学员，1923年又特别批准了几名韩国（当时为朝鲜籍）学员来校学习，总共30 多人，可谓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济济一堂。飞行科学员为：陈栖霞、张汝汉、张有谷、晏玉琮、李嘉明、李英茂（韩国学员）、张志日（韩国学员）、李春（韩国学员）、权基玉（女、韩国学员）、陈广福、赵济川、刘尧、杨嘉谟、郭其宣、赵安国、刘重伦等。机械科学员为：陈文华、张丕兹、方敦信、刘丛仁、黎世宣等。

1922年12月25日，也就是云南“护国首义”七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云南航空学校成立，标志着开创了云南航空事业的起步之始。为给学员们提供飞行训练和对飞机进行保管装配的学习场地，唐继尧在筹办航校的同时，下令把巫家坝营房靠东面拨出一部分作为飞机修理厂和其他办公设施，将大营门外的陆军大操场开辟为飞机练场，最初在这里修建了两条各仅有300 米左右长的“泥结石”跑道，把入城马路加宽加高为大路。每当飞机从营房的机库里由人工用绳子拉出营门时，以大营门口一棵高杆上挂的一个头大尾小的布袋测定风向，指示飞机起降。飞机起飞时，先将飞机顺风向摆定，然后飞行员进入机舱打开油门，由一个力气大的人扯动螺旋桨，抽出垫在滑行轮前的木垫，飞机开始滑行起飞。飞机降落停稳后，再由人工牵引入库。这在当时被人们称作“放飞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的。然而，巫家坝机场正是由此诞生而成了中国那时寥寥无几的最早的机场之一，从90年前开创云南航空事业后一直使用到了2012年。

1923年4月20日，云南航空学校执行了一项“特殊”的飞行任务——这天清晨正值东陆大学成立大典之际，航校教官亲自驾驶飞机盘旋于典礼上空祝贺，在一片仰头张望的喝彩声中，顷刻间从空中洒下片片传单。人们纷纷俯身拾起，仔细端祥，传单上写着唐继尧对东陆大学的贺词：“大哉东陆，为国之珍；群英济美，善学莘莘；学基奠始，文质彬彬；猗欤休欤，中华主人。”这一精彩的空中表演在东陆大学引来了“好评如潮”，加之航校的有关专业理论课程皆由东陆大学的教师讲授，充分表明了这两所同为唐继尧、董泽创办的学校从一开始便形同姊妹般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一些研究者至今错误地认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云南航空学校并入了刚组建不久的私立东陆大学，成立了航空系，东陆大学成了中国唯一有航空系的正规大学。”

在探索90年前的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云南航空事业在创办之始，就遭到了法国人的很多刁难——本来，唐继尧想从美国聘请专家做航校的顾问和飞行、机械教官；在购买飞机上，原先由董泽经办，已从美国引进飞机3 架，唐继尧继续想从美国进口飞机，作航校训练专用。迫于法国人把持海关和滇越铁路的压力（他们放话说：法国是支持云南创办航空事业的，但是如果云南航空学校不聘请法国顾问和教官，不购买法国飞机，云南进口的航空器材从滇越铁路入境时，法国方面将不给予支持和方便等等）。这使唐继尧不得不聘请法国空军上尉阿尔彼得为航校顾问，法国空军少尉弗南南西斯、准尉马尔丹等人任航校教官，聘请了12 名越南籍技术人员主持飞机修理厂的工作；并先后从法国购买了“布列格”和“高德隆”式飞机各3 架供训练使用（这两种型号的飞机均属于初级教练机，为法国高德隆飞机制造公司在一战前夕生产。它们没有后翼，仅靠拉竿支撑尾部，非常轻巧，只需长度为100 米左右的简宜跑道即可起降，时速为96 公里空距，在当时已属一种十分先进而又快捷的军事和交通运输工具。1913年，袁世凯成立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时，就向法国购买了12 架这两种型号的飞机。1925年，张作霖成立东北航校时，也向法国购买了10 架这两种型号的飞机。“布列格”、“高德隆”作为中国第一代教练机，就其设计、性能和使用的情况而言，不愧为当时一种十分出色的教练机）。

另外，云南航空学校正式开校后，唐继尧又专门成立了航空处，加强对学员的管理和训练。据《云南省志·交通志》记载：该校“第一期学员37人，编成飞行（机械）第一、第二队，直属云南航空处”。由刘沛泉兼任处长，广东人王狄仙任第一队队长，归国华侨张子旋任第二队队长。由于刘沛泉是美国华侨（没有留法背景，为法国人所不容），便从中作梗，借口他不是军人，没有军旅生涯和军事建树，不能担任建军职责。唐继尧只好将刘免职，任命王肇基（日本陆军士官生、广东人）为处长，高向春（保定军校生、云南人）为会办。两个航空队暂不成立，待航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再议。这样改组法国人仍不满意。1923年冬只好又将航空处取消后改为航空队，任命留法的云南学生柳希权为队长，以先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又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再进法国里昂大学进修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最后毕业于著名的德国“老特飞行学校”的段纬为副队长兼第一位由云南人担任的飞行教官和汽车驾驶教练（段纬后任航空队队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担任主持抢修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云南航空学校这才在“一波三折”中得以维持下来。

虽然云南最早的航空大权落在了法国人的手里，被法国人所操控，遭到干预和指责。但是，唐继尧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敢为人先”，不为困难所退却，扬起云南的航空之帆，开办航校和修建机场，使云南的航空事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的确为一个“罕见”的创举，表现出他非凡的气度、坚忍不拔的决心和超常的胆略，因此不愧为创办云南航空事业的第一人。唐继尧的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用“性别法”激励男考生

云南航空学校招收第一期学员时，主要在昆明、贵阳开设了两个考点，当时：贵州省省长袁祖铭正在拉拢唐继尧，以图借助他的势力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利益。云南在贵州招考航空学校的举动正合其意，他便下令贵州师范学校、省立中学、南明中学和农业学校在校学生，积极参加，踊跃报名。袁祖铭还专门派中校参谋冯仲航护送被录取的贵州考生来昆明。而在昆明招考学员时，发生了件很有趣的事，本来报名的人很多，但正好碰上航校的两位教官驾机飞行时，意外出事，尽管二人命大，只是一人头部受了点轻伤，另一人伤重送进医院抢救（后治愈出院，没被老天爷招去），却给考生造成不小的惊吓，加上家人的劝阻，许多已报了名的云南小伙子不愿再冒这危险了。

面对这些纷纷退缩的考生，还有那些已被录取却横生恐怖的学员，足智多谋、通权达变的唐继尧来了一个“性别激将法”：他特意选送夏文华、尹月娟两位昆明本地姑娘到航校学习。全身戎装的唐继尧气宇轩昂、一本正经地对一个个大小伙子们说：“你们自己瞧瞧嘛！连女娃娃都不怕死，专门来学航空，要驾飞机上天，男娃娃还怕死吗？”以此稳定人心，鼓励考生，激发大家的勇敢精神。这一着果然很灵，不少打了退堂鼓的男考生犹豫再三后，还是参加了考试，最终有20 多名云南小伙子被录取。

在当时云南乃至中国封建思想还比较浓厚的情况下，唐继尧不仅送了夏文华、尹月娟两位昆明女学生进入航校学习，而且还特批了几名华侨学员和韩国学员李英茂及女学员权基玉等人来校学习。这样，在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中，不仅有云南学员，而且有外省学员；不仅有归侨学员，而且有外国学员；不仅有男学员，而且一开始就有女学员，尤其是有外国女学员，该校成了中国第一所打破男女界限跨国籍招生的航空学校，说明这所航校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云南当时的对外开放程度是非常了不得的，唐继尧也是很开明的。

航校设在讲武堂

云南航空学校成立后，校址一开始便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当时讲武堂东起翠湖边西至钱局街，南起洪化桥北至北仓坡，占地7 万多平方米，其面积至少是现在讲武堂旧址的3 倍以上。而云南航空学校校址乃位于如今的云南省图书馆科技馆一带，时为讲武堂大操场。两校校址彼此不分紧紧连在一起，都在昆明翠湖西岸同一块地盘上。讲武堂大门口挂出了“云南航空处”的牌子。

航校的第一期新生入学后一律被编为讲武堂第十七期学员，必须首先在讲武堂内接受半年（即第一学期）严格的入伍生训练，军事课由讲武堂各科教官讲授，航校的学生监督亦由讲武堂的学生监督（即教务长）胡昭功一并担任，在讲武堂学完步兵课程、文化课程和工程理化课程后，再去巫家坝学习飞行课程、航空机械专业课程和进行实际训练。关于云南航空学校是否应该属于讲武堂的系列，虽然有不少人就此提出过疑问，但笔者多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徐承谦馆长、王广跃副馆长处了解到，云南航空学校不但校址设在讲武堂内，各期学员都必须先在讲武堂接受入伍生的训练，其学生监督和军事教官皆由讲武堂教官担任，而且航校学员毕业时拿到的都是讲武堂的毕业证书，航校学员在当时也就被称之为讲武堂的学员。这样，云南航空学校可以说是讲武堂的延伸，至少可以认为是讲武堂的一个分支机构，是讲武堂继步、骑、工、炮四大兵科之后新增加的又一个兵科，用今天的话说，云南航空学校就是讲武堂的一个系或学院，两校珠联璧合，实际上就是一所学校。

云南航空学校设在讲武堂内大大丰富了这所军校的内涵，航校故在当时就被称之为讲武堂内的航校，由此成了全国第一所在陆军军事学校内创办的航空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自然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所培养航空人才的陆军军事学校，这实在应该是讲武堂的一个创举。2009年在纪念该校成立100 周年的（展览）活动中，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明确地用文字和图片等实物对云南航空学校与讲武堂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可见，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一所培养了朱德、叶剑英两名新中国元帅的著名百年军校，对于推动云南航空事业的发展，起了何等之大的作用。

艰难的起飞

据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科学员张有谷生前回忆，当时飞行训练很艰难，很危险，曾发生过两次令他难忘的飞行事故。

一天，学校的一位飞行教官带领学员们作五机编队飞行训练。教官领飞一号机。张有谷、张汝汉等4 名学员分别飞二、三、四、五号机。在昆明的蓝天上，他们组成“人”字形的五机编队演练，时而飞水平直线，时而左转右旋，时而上升和下降，队形飞得很整齐，各种动作做得也很漂亮。教官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参加演练的学员们也频频叫好。

然而，整个编队在昆明上空飞了几圈后，驾机飞回巫家坝机场时，意想不到的惨剧发生了——张有谷、张汝汉的二号、三号飞机顺利返航安全着陆后，四号、五号飞机竟然相撞于小西门外的近郊，两架飞机除了发动机撞得稀烂外，飞机上的学员自然是身首异处，面目全非，只能从他们的衣物等特征上去辨认各自的身分。所幸的是，飞机坠落在郊外没有殃及民房引起大火，否则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另一次，航校的法国教官带着学员们分乘3架飞机，作长途飞行训练。飞机沿着滇越铁路从昆明飞往蒙自。飞行途中或许是由于教官率领，再加几位学员的驾驶技能还算娴熟，所以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后来又从蒙自飞往文山，沿途也很顺利。到了文山以后，法国教官让学员张有谷单独驾机飞回蒙自去。那时候法国的飞机上没有标准的罗盘，教官之前也从未教过学员们怎样画航线，测风向，辨风力，如何了解地形地貌。面对法国教官比手画脚叽哩咕嘟的一通法语，当时身边又没有翻译，学员们听得是一头雾水。

张有谷就只听懂了一句话：“飞回去！”便驾驶飞机向蒙自方向飞去。可是到天上飞了一阵后，他感到找不着北了。在不知航线的情况下，张有谷稀里糊涂地绕来绕去，飞上飞下，还是没有找到蒙自方向。这时，飞机上的燃料已经耗费得差不多了。无可奈何情急之下，他只好找到大河边一片已收割完的稻田，小心翼翼地驾机迫降下来。

飞机最后滑行到有一尺多深积水的稻田里。张有谷爬出飞机后，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一个人抬起飞机的尾部，把飞机慢慢地拉出陷进积水的地方，放在尚未翻犁的稻田中。随后，他瘫在一旁，茫然不知所措。正在他无计可施之时，从附近一条大河边的对岸，划来了一只小木船，从船上跳下来一个警察。经过自我介绍，张有谷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弥勒县的朋普”；这位警察是受上峰派遣，专程接他过河去休息和吃饭的。

昆明的飞机竟然落到了朋普的稻田中！消息传开，这个“天外来物”立即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惊异与好奇。人们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赶到大河旁边，他们都想来看看这个从来见过的双翅膀的“庞然大物”。

这时正当雨后，张有谷见到如此情形，生怕村民过河观看发生意外，便一面让那位警察赶快去局里报告，派人前来阻止；一面又连忙大声向河对岸喊道：“现在雨后涨水，你们乘船过河太危险，等明天燃料送到后，我把飞机开过去，让大家看个够！”

可是，还是有一些村民总觉得隔岸看飞机，实在不过瘾，不如亲自到它身边，仔细地瞧瞧，摸一摸，以饱眼福和手福。结果悲剧发生了，有7 个村妇不听劝阻，划船过河船被掀翻，7 个人全被淹死……

云南航空学校就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嗑嗑碰碰地前行着。学员们在艰难之中不断地认真地学着、练着，终于掌握了驾驶飞机的要领和技能。

唐继尧愤懑身亡志未酬

云南航空学校学制计划原为两年，其中半年（即第一学期）在讲武堂进行入伍生步兵科目的训练，一年（即第二、三学期）学习文化和专业理论知识课程，最后半年（即第四学期）进行驾驶飞机和机械操作的训练。由于遭法国人的延误，第一期学员拖了3年有余才完成学业。1926年7月，唐继尧兴致勃勃出席毕业典礼发表了讲话，并向第一期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观看了学员们的飞行表演。从此，云南有了自己的空军，云南培养的空军飞上蓝天，轰动了全国，让三迤子弟感到扬眉吐气，云南空军也成了中国最早的空军之一。

1926年底，唐继尧招收的航校第二期学员开学，续聘法国顾问和教官，并向法国再买飞机6架供学员训练。第二期学员于1928年毕业。飞行科学员有：李怀民、杜联华、赵达、陈文彬、王子平、王兴度、陈定川、吴润初、朱嘉鸿、王汝福、牛耀先、张家义、董端仁等。机械科学员有：刘汉达、王鑫元、柳均权、杨恒发、罗缙、刘人淑、李铣、祝国梁、罗照黎等。

正当唐继尧准备进一步大展他的航空之志时，1927年2月6日，他手下的龙云等“四大镇守使”联合发动“倒唐”运动。唐继尧垮台后，同年5月23日“壮志来酬身先丧”，随后云南又爆发了持续数月之久的内部混战，但云南航空事业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

龙云接力发展云南航空

1927年底后，龙云（1884-1962年），字志舟，彝族，云南省昭通市人，登上了“云南王”的宝座。他认为唐继尧开创的云南航空事业具有“登东山而小鲁国，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远见卓识。尤其是在与对手胡若愚、张汝骥的混战中，龙云动用云南空军的几架飞机，以50 磅的航空炸弹炸开曲靖城垣，取得了曲靖之战的胜利，为他统一全省奠定了基础，他对发展云南航空事业更是情有独钟。龙云为了加快军、民两用航空的发展，建设云南航空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先进交通运输业，曾指示“不另设学校”，由航空队直接负责教学培训工作（由于航校的建制和牌子并未撤销，航空队仍称航校）决定由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财政厅厅长陆崇文、外交特派员张维翰、全省禁烟督办马为麟及刘沛泉等人，专门组成了云南商业航空委员会，主持操办这一事务。

云南商业航空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向美国购买了并排座位联动操纵的“箭牌”教练机一架，又向法国购买了一架“波士特”教练机，并于1929年向美国购买“莱因”型四座客机二架，被命名为“昆明号”和“金马号”，（“金马号”1929年秋天运抵香港后，被广东方面借用在广西梧州降落时损坏，由广东赔偿“波士特”六座客机一架，被命名为“碧鸡号”）。1935年再向美国购买“史汀生”四座客机一架。从唐继尧1922年创办云南航空学校至此，云南方面共耗资200 余万银元，先后向法国、美国购买了20 架飞机。这些飞机不但被用于学员训练，而且亦被用来开创商业航班，如“碧鸡号”被调戏称为“昆明的孔雀”，与“昆明号”共同往返于昆明、蒙自、楚雄、大理等地，义务为邮局运送邮件。

另一方面，云南商业航空委员会奉行“先储备人才而后充实器材”的方针，命令航空学校继续招收了两期学员，大力培养航空人才，发展云南航空事业。第三期学员招收后于1930年冬开学，1933年2月毕业。飞行科学员有：李知弦、徐述仁、李正强、杜光昭（女）、张春轩（女）、吴琼英（女）、张竹轩（女）、李若芝（女）、惠群、颜士奇、马戎、尚实、柏汝芳、祁文华等。机械科学员有：杜炳然、太运和、吴正刚、毛文渭、文光福、欧阳皓、柏亚辉（女）、李玉珍（女）、王美兰（女）、赵月松（女）、赵碧芝（女）、杨瑞丰、刘汝用等。

航校招收的第四期学员于1933年10月开学，1935年毕业。这一期学员与第一、二、三期学员不同的是，前三期学员主要面向社会招生，大多为中学、师范学校毕业和大学肆业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青人。第四期学员则直接从（讲武堂）陆军军官教导团第三期生中选考招收。飞行科学员为：杨文华、杜天鍚、张世杰、林维清、杨育才、朱治、王湘、施法祖、郑椿、李香高、赵维民、孙伟炎、李定华、段幼先等。机械科学员为：张明经、王灿章、聂光远、孟朝兴、周光昭、戴新民、俞振华等。

纵观从唐继尧到龙云主持滇政后，云南航空事业几经波折，困难诸多，尤其是云南连年用兵，地方财政赤字很大，提供的航空经费十分有限，航空队的规模始终很小，飞机的机型也很小，因多为教练机，超期服役损坏后又无法及时修理，影响了训练，难有根本性的发展。云南空军在1925年-1926年的滇南剿匪和入桂作战及在其后的内战中，除了威吓以外，实际作战效果并不理想，民用航空的作用也不尽人意。但这一时期云南仍然坚持不懈地尽其所力购买飞机，航空学校连续招收了总共四期200 多名飞行科和机械科学员，在人才培养上可谓硕果累累，因而在旧中国的航空史上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飞出中国当时最长的空中航线

1929年4月，云南向美国购买的第一架“莱因”机到达香港后，由云南航空学校的教官刘沛泉和学员陈栖霞、张汝汉、李嘉明到香港九龙机场接机后飞往广西北海，再由北海飞回昆明。这次滇粤长途飞行，在没有任何地面导航设备的指引下，完全凭肉眼判断地形地貌，识别航线、方位、风向、风速和汽流，用6 小时时间一口气飞完了从沿海到高海拔横断山脉的昆明900 多公里的航程，飞出了当时中国最长和最复杂的一条空中航线。飞机抵达巫家坝机场后被任命为“昆明号”。此举显示出云南飞行人员的良好素质，在全国航空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