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亚欣

京杭大运河北起徐州蔺家坝，南至扬州六圩的苏北段大运河是重要的黄金水道，一直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实业家，张謇一直将水利事业牵挂于心，并为之献出了毕生精力。1920～1925年，张謇曾积极投身于苏北大运河的整治，成为其水利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出掌运河工程局

1887年，尚在河南担任幕僚的张謇即已投入了对黄河的治理，开始投身于水利事业。而他对大运河也十分重视，曾称“为有史以来国家所最注重者，莫如运河”（《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8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年）。1 91 0 年，张謇曾出资疏浚了作为大运河支脉的通扬运河。1913年12 月，张謇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成为总管全国水利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也开始与大运河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1855 年，黄河在河南境内的铜瓦厢突然改道向北，横穿大运河后入大清河，并东流入海。黄河的这次改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河故道泥沙淤积，导致大运河不畅，漕粮无法再通过大运河运输。对于平原面积广阔的苏北地区而言，大运河是当时最主要的沟通南北的动脉，它的淤塞直接阻碍了苏北各地人员、物资的流通。更加重要的是，随着淤塞情况的严重，河道甚至高过农田。各地开始常年面临水患，农业生产也大受影响，常常“十岁之中恒不得一二岁丰获”（“中华山水志丛刊”《水部16》，第39 页，北京，线装书局，2004 年）。1914年，苏北发生旱灾，大运河几乎彻底停驶；而滨海各县则遭卤水倒泛。时任江苏省民政长的韩国钧决定根治这一局面。在他的不懈奔走及张謇的帮助下，终于成立了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隶属于张謇任总裁的全国水利局之下。该局一方面展开机构建设，同时在实地测绘、人才培养、设备购买等方面积极为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进行准备。但在经费等因素的制约下，最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在此期间，张謇则主要为疏导淮河而奔走。但由于时局动荡、政府推诿等因素，进展甚微。加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张謇于191 5 年辞去全国水利局总裁职务，更使其难以有所作为。1 920 年，苏北地区依旧灾害不断。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任张謇负责苏北段大运河事务，并将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改为江苏运河工程局，由张謇任督办。本着“运河为江淮水利所关，施治系乡里民生之重”（《张謇全集》第二册，第718 页）的宗旨，张謇出掌运河工程局，投身于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之中。

二、对苏北段大运河整治的举措

尚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期间，张謇即未雨绸缪，在聘用专家初步勘探的基础上，拟定了包括整治运河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水利方案。而在出掌运河工程局后，已具备丰富水利经验的张謇从多个方面展开举措，推进对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

首先，展开规划与设计。在张謇看来，由于是人工开挖，而非天然形成的水道，故大运河的功能应是辅助性的。因此，“交通、灌溉既为运河之本能”（《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9 页）。那种认为“运治则水患可以消弭”的主张“非运河本身所能负担”，对大运河的整治能实现“交通、灌溉两得其利”（《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8页）的效果便可算成功。根据这一基本定位，张謇进一步认为水利工程乃“操纵水量之利器”（《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9页），也是运河作用得以发挥的关键。而土方工程虽然能够根治水患，但往往工程量巨大，且对水容量的调节作用有限，无助于运河主要作用的迅速发挥。因此，他最终确定了“坝闸为本，土方附之”总体整治原则。

在确立总体原则后，又进一步展开具体设计。如根据实际情况的区别，将坝闸工程分为修旧与改建两大类，并在施工要求上有所区别。同时，又着重长远利益，强调“治十里之河者，目光应及百里之外”（《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54 页）；将某些不属于大运河流域，但对大运河的水流有影响的坝闸亦列入整治范围。同时，对于各类工程在时间、人工、设备、经费等方面的分配情况亦进行了详细的设计，以确保规划的万无一失。

其次，重视勘察测量。张謇一生求真，认为“计事必求真际”，水利工程“更不能以向壁虚造出之”（《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54 页）。张謇提倡“计画之依据全在测量”，即通过勘察测量取得真实情况，从而使对大运河的整治有章可循。由于诸事缠身，张謇无法经常直接过问运河工程局的业务；但依然通过信函等方式加以指导，并不定期到局中视察。对于勘察测量事宜，他显得尤为重视。工程局成立后不久，办事人员便在张謇的督促下勘察测量江坝、归海坝、三河口等闸坝，并根据取得的数据编制工程预算。而张謇对于大运河整治的许多计划也来自于实地的勘察测量。1920 年3月，张謇曾亲自对连接启东与阜宁两地的范公堤进行考察，发现堤内的串场河已与堤外新开辟的河道衔接。据此，张謇认为：如将二者打通，使之成为一条与大运河平行的新运河，可使苏北地区沿海五县“同受舟车上下，物品运输，增进农商之便而享其利”（《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76页）。他将此定名为新运河工程，并希望以此解决大运河所面临的根本问题。1924 年，临近生命终点的张謇依旧对大运河的勘察测量念念不忘；嘱咐将勘察测量所获得的与大运河有关的河道、湖泊、地形、雨量、水位、流量等内容印发于世，以便为后世留下参考资料。

而实际上，对于勘察测量的重视也令张謇在整治大运河的过程中受益颇多。1921年夏，苏北一带连续遭受多日大雨，大运河堤岸告急。车逻坝、新坝、南关坝等闸坝均已开启泄洪，以致里下河七县一片汪洋。七县守坝民众争论是否应开昭关坝以继续向下游泄洪。争执不下的双方将亲临现场的张謇包围，并随时可能发生暴力冲突。张謇镇定自若，根据勘察测量得到的情况，坚持不开昭关坝，以致遭到主张开坝者的责难。次年，苏北遭遇旱灾，其他各地只能种植高粱、玉米等旱地作物；而高邮、邵伯等地却因前一年宿水未干，水稻反而大获丰收。当地民众欲集资做万民伞，送往南通以表感激，被张謇闻讯后制止。

再次，强化资金筹集与财务管理。水利工程耗资巨大，若无足够的资金支持，根本无法运转，大运河整治工程也是如此。在当时，大型工程资金筹集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是借外债。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时，张謇便曾参与了为淮河疏导工程而向美国借款的活动。但借款的要求却十分苛刻，要求将工程成功后受益田地的收入作为担保，相关地区大运河河道航行的收入也须作为抵押品。这令张謇难以接受。故在对苏北段大运河展开整治时，张謇便将资金筹集的目光主要投向国内。而当时主要的筹集渠道便是亩捐和货厘，即农田中的附加税和对货物征收的过路费。在当时，水利工程勘察测量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相关地区的亩捐。故张謇努力为运河工程局争取到了相关勘察测量事务的办理权。这不仅可以令勘察测量的结果更加真实，也获得了稳定的经费。同时，张謇认为各地盐商所交的附加税也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并最终使之也成为勘察测量经费的一项来源。此外，张謇还积极争取资金较充裕的商人群体的支持。例如，各地的内河轮船公司主要依靠大运河运输，整治工程可使之实实在在地获利，张謇便据此展开游说。最终使招商局下属的内河轮船公司同意自1922 年5 月起每年资助3万元。

在筹集资金之外，张謇还积极采取各项理财措施，以使资金效用最大化。这些措施中最基本的便是压缩开支，并从工程局带头做起。张謇决定工程局中包括自己在内的管理人员只拿一半薪水；同时又将自己所得的一半薪水用来补助其他职员，以求“于法定范围内，兼收挹彼注兹之功”（《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7 页）。而若有人向工程局推荐编外人才，则一律委任为委员。其外出办事时，可按规定发给旅费，但不再专门支付薪金。同时，又采取各种灵活的措施。如将各项开支公布于众，增加资金透明度，减少浪费。每年年底召开评议会，对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讨论。从水利学校中招聘有长期学习经历的青年学生充当技术人员，同时安排有经验的人员予以帮助，以减少对外国技术人员的高薪聘请。此外，还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制经费预算。如在工程局开办的第一天，张謇便在《江北运河分年施工计画书》中对经费作出了详细预算，指出3年内共需经费约273万元。此后，张謇还为每一年的工程编制具体的预算，以使资金的使用具有针对性。

三、退出运河工程局

就在张謇为苏北段大运河整治而奔走的同时，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1920 年，张謇即提出了新运河工程，总统徐世昌曾承诺所需的300 万元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但经费并未于当年到位，以致工程未能如期开工。1922 年，为了使新运河工程上马，张謇将原计划修改后再度呈报徐世昌，并向江苏省内人士宣传开建新运河之益处。但因徐世昌食言，该工程直至张謇去世都未能上马。此后，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张謇感到心力交瘁，旗下的大生集团也因时局动荡而严重亏损。1925 年1月，已无力支撑的张謇辞去运河工程局的职务，黯然告别了奋斗数年的苏北段大运河整治工程。

四、总结与反思

在提出辞去运河工程局的职务时，张謇曾对自己的这一番经历作出简单的总结。在“地方督促、政府任命”之下，他“忝任督办江苏运河工程事宜”；但最终获得的是“应行事宜无由发展”的结局。同时，张謇还将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归结于“经济困蹶”（《张謇全集》第三册，第1328 页）。事实上，这确是张謇的切身感受。在参与苏北段大运河整治的整个过程中，张謇深知当时的政府财政极度困窘，“经费支绌已达极点”（《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6 页）。因此，在资金问题上，张謇始终主张应“将依赖政府之心逐渐消灭”（《张謇全集》第四册，第447 页），坚持“不烦政府而人民以自助力成之”（《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季刊》第11 期，第4 页，1922 年）。

然而，向社会各界筹集资金却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这是由于整治大运河一类的水利工程投资高、周期长、回报慢。整治活动本身没有产出，唯有等待水患根治后各项经营事业取得成功，方可获收益；时间往往长达1 0 余年甚至20 年，且随时面临各种风险。因而，张謇筹资的效果甚微，资金短缺也成为持续制约大运河整治的关键因素。

而除此之外，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也决定了张謇的努力无法取得成功。

就客观层面而言，苏北地区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相对闭塞。虽然不乏思想开放、顾全大局者，但绝大多数人士看不到张謇整治大运河的长远价值，更不愿为之积极奔走。相反，许多人将张謇的行为视作对本地的“入侵”，从而怀有强烈的戒心。加之整个工程极为复杂，牵涉大量具体利益，稍有不慎便会令工程遭遇巨大压力。上文所述张謇在是否开昭关坝泄洪问题上所面临的责难即为一例。同时，此一时期时局动荡、战火连绵，也令对大运河的整治难以获得安定的环境。尤其是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群雄并起，常年混战，以致人心惶惶。已入晚年的张謇更是将精力主要投入于在各派势力之间周旋，苦求其彼此息战，根本无暇全力投入对大运河的整治。

而就主观层面而言，张謇也并未将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看作头等大事，而是视为对淮河疏导的辅助与补充。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张謇一直极力主张疏导淮河，将此视为根本解决苏北各地水患之法。至于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则认为“专言治运，则为下策，功效不大”

（《江苏文史资料》第49 辑，第181 页）。而其针对苏北段大运河整治时所提出的“坝闸为本，土方附之”的总体原则也是在这一认识下的产物。这也就决定了张謇并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从而也影响了苏北段大运河整治的实际效果。

五、结语

作为张謇水利事业的一部分，对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成为其晚年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其“实业救国”思想的一种具体实践。但是，包括大运河整治在内的水利工程是高度复杂的系统性活动，在社会大环境得不到整体改善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取得成功。即使是张謇倾注了毕生精力的疏导淮河事业，也以失败而落幕。对苏北段大运河的整治也最终是对这种失败的另一种诠释，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